《巷口的柑仔店》是我的第一本青少年小说,之后又陆续写了几本,最后这个系列总共出版十四本书,不晓得有多少孩子看过。
「柑仔店」是闽南语,「杂货铺」的意思。
书的主轴是「童年岁月」,一个对当时的我来说,存在的回忆与理解都有些模糊而陈旧的主题。
这个工作是我在人力银行(大陆的招聘网站)找的,当时主编希望以台湾眷村时代为背景,写一套给青少年阅读的小说。
其实对80后的台湾人来说,眷村是个遥远的记忆。并且这个记忆在外省与本省台湾人口中,会出现不一样的面貌。
我是所谓的外省子弟,就是祖父这一辈是台湾过来的。我没住过眷村,但我爷爷和爸爸住过。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透过对往昔岁月的描写,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童年,包括童年的回忆与梦想。也是一段艰苦的岁月,来自大陆各地,离家千万里的居民,在陌生的土地上,筚路蓝缕的开启新生活。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一辈,都曾有回归故土的梦想,后来政治局势让这个梦想永远无法实现,直到改革开放。
在撰写这套书的过程中,通过回顾往日生活,尤其是上一代的生活。能重新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有些单纯的坚持,随着成长抛弃,回头看,自己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这时突然心头一惊,心想:「该不会成了一位自己小时候不欣赏的大人吧?」
怀着希望,我成长。怀着希望,我写作。怀着希望,这就是我现在赖以维生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尽管长大后犯过错、受过伤,但莫忘初衷,回到童年,正如回到撰写这本小说时,那样简单为了创作而创作的日子。然后,发现自己在回顾与反省中,得以第二次长大。
光明的部份说完了,接下来说没那么光明的部份。
基本上这本书是在压抑的情绪中完成的,之所以压抑几个原因。
第一种压抑,来自负面评价对我的刺激。第一本書成书后被赞助人骂得狗血淋头,说毫无商业价值。那时候我才明白当一个人说「赚钱不重要,你就写你的。」并不一定是真话,百分之九十九有出版或贩售需求的东西,都有背后的获利考量。
也是因为被那样骂了一顿,我很积极地接案子写作,想要快点成功。所以并不是写作的每个片刻都是快乐的。
第二种压抑来自我的生活,我一边写作,一边在读博士,而且读两个博士,同时还在大学监课。我平均一个月写一本小说,外带冲击比赛的投稿。我很累,非常累,完全是靠着想要证明自己──实则更多是想打脸赞助人──的情绪在写。这种动力也许能让一个人写得很勤奋,但不会很快乐。
第三种压抑是生活作息。当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沈浸在看不见未来的产出中,你和他人的连结会断裂,尤其当生活作息因为写作变得不规律。多数人出行的时间,你精神委靡;你精神振奋的时候,许多朋友没办法配合你的生活。你把自己抛在生活之外,把自己变成了生产文字的工具。
经过几年调整,我才搞懂为什么一些伟大的作家,可以一本书写十年,甚至半辈子。因为他们把自己当人,而不是生产机器。当人,你一边保持生活的习惯和热情,品尝生活的酸甜苦辣,「活」着写,写出真实的人生和体误。
就算很短的时间内爆发出一本书,也能在书与书之间保持一个间隔。在那个间隔里,你重新呼吸、吐吶,你在生命的河流中,而不是成为洞穴中的工蚁。工蚁一生都在搬砖,貌似很忙碌,干得活很多,但工蚁的生命不属于自己,是蚁后的,是大家的。
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人,便很难为自己而写。
写手就是搬砖的,作家是建筑师。高第的建筑是一个世界,就像黑格尔把建筑当成最宏大的美学作品。搬砖盖出来的房子实用、可以住,但只有伟大的建筑能够传世。
你可以回想一下,当你问一个人「你在哪里结的婚?」他可能会说:「在老家」,或者在「某某酒店」。但如果你在安藤忠雄的光之教堂结婚,你会怎麽说?
在我心中,这就是写手跟作家的差异。
那时,我还不敢说自己是作家,因为说了我会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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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爸爸看到孩子们团结的样子,高兴地说:「好,邱伯伯也一起加码。如果你们能够当一个礼拜的乖孩子,邱爸爸出钱请你们吃美国薯条。」
属于地瓜稀饭的年代,炸得金黄酥脆的薯条和苹果有着差不多的地位。如果苹果是属于富人代表的水果,那薯条就是象征舶来品的零食。这也是后来麦当劳风靡台湾的原因,有着多年受美军与西方文化强权影响的因子。
苹果虽然昂贵,孩子们至少曾经在水果摊看过几次,对于薯条,那就真的是除耳闻之外,连见都没见过的梦幻料理。「听说美国人都吃这个耶。」、「对啊,好像美军基地才有卖。」、「好棒喔,感觉超好吃的。」明明没有见过薯条,也没有吃过薯条,仅仅凭借想象力,已经足以让孩子们为吃一顿薯条大餐而卖命。
人因梦想而伟大,可是梦想能够满足的人又有多少呢。单纯的人容易满足,不容易满足的人,再大的梦想对他来说也是虚幻的。孩子能够活在梦想里头,在于孩子们很容易满足。「好,我们要加油!」三个孩子异口同声,他们要为阿翠婆的秘密,还有薯条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