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论“千古为文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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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应麟，字元瑞，初号“少室山人”，后更号“石羊生”。明朝著名学者、诗人和文学批评家。主要著作有《诗籔》和《少室山房集》。当时的文坛盟主王世贞在《石羊生传》中称胡应麟“才高而气雄，其诗鸿鬯瑰丽，迥绝无前，稍假以年，将与日而化矣。”又大加称赞《诗籔》道：“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谓《诗籔》者，则不啻迁史之上下千载，而周密无漏胜之。”

自宋朝开始，便开始出现大量诗话等理论著作，到明朝时，诗话理论层出不穷，流派纷呈。然而各家论诗，往往在儒、道、禅之间徘徊游走。胡应麟在《诗籔内编卷一》中说“孔曰：草创之，讨论之，修饰之，润色之。千古为文之大法也。孟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千古谈诗之妙诠也。”这里，胡应麟便继承了儒家美学思想并发展为治文学的终南捷径。为作文和论诗铺就了一条大道通途。循着此路，渐渐可窥文章堂奥。

胡所谓的“千古为文之大法”，出自《论语·宪问》篇：“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孔子在这里所说自裨谌以下四人，皆郑国大夫，都是当时贤人。草创，是先有想法，造为草稿；讨论，是寻究讲议，详而审之；修饰，是增损文辞；润色，是加以文采。郑国为辞命之事，必须经过这四位贤人之手才可以，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所以在应对诸侯，处理国家事物之事，无往而不利，鲜有败事。此章迹郑国大夫之善，孔子言此也是对这种做法的认可和赞美。而这，也就成为后世写文章需要遵守的流程。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造就了《红楼梦》的横空特出，成为寰宇中第一等小说文字，并发展成为“红学”一派。增删之谓，即是修饰之，润色之。

就文学理论而言，这体现出儒家对形式美的重视，是其美学思想的展示。先秦诸子，如法家、墨家诸派首要关注的是义理畅达，至于文辞，却是其次。他们做到了为文的“草创”和“讨论”，而在“修饰”和“润色”方面则稍显不足。若论文辞之美，定是《庄子》。茫茫宇宙之内，亦难再寻。然而庄子在哲理、语言和形式美都达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度之后，却反戈一击，反过来反对形式之美，乃至反对人间的语言。其所谓的天籁之美，在一任自然，无法而非是。去掉浮华艳丽，摆脱雕琢修饰。《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即是追求实际的目的，去彼取此。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文章而言，也需要文质兼收。《论语·颜渊》篇中载：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质和文不可硬性区分，子贡举喻言文章不可去，即是贵尚文章之意。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说：“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即是强调外在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六朝的骈文，在形式上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是汉语文字运用的绝妙表达。其所以为后世所诟病者，当在其内容的虚浮空洞。而当内容和文辞都臻于佳境时，便是《哀江南赋》、《滕王阁序》等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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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谈诗之妙诠”，其言出自《孟子·万章上》。针对弟子咸丘蒙对《诗》的错误理解，孟子论道：“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就是说，对于诗的理解，不可以一字而影响一句之义，也不可以一句而妨害设辞之志。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开放的阐释体系，允许带上个人的生活感受，切身体验。披文入情，以己之意，逆取古人之志。当然这并也不同于福柯所谓的“作者之死”。认为写作不过是在制造开局，开局之后，作者便不断从文本中消失。也不同于西谚“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过分强调读者的阅读体验。相反的，我们还应该知人论世。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儒家向来就有“见贤思齐”、“不友不如己者”、“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游必就士”的传统。而孟子所说的“尚友”的追求，亦是一种心灵净土，不断培植自己的善。以尚友的态度去知人，尚友是知人的前提。而由此做到“以意逆志”的延伸，方才能立体全面的把握古人以及古人的作品。如此，也才能够从内心深处真正理解诗作之意。

杜甫有诗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说“颇学阴何苦用心”；刘勰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无论是“为文大法”还是“论诗妙诠”，都需要不断地阅读和学习，以解悟尚友古人，以阅读涵养文章。所谓的文章速成，往往只是噱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