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的中国大历史中有着怎样的潜规则

接连读完《浩荡两千年》、《中国大历史》和《潜规则》这三本书，内心颇有感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做一个商人，是一件收益与风险并存的事情，收益越高，风险越大。中央集权下的国家，对于权利架构、思想体系、精英阶层和宏观政策的把控要求严苛、精准。儒家思想中的重农轻商导致了千百年来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强势集权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把控不力的死循环以及时不时以商人身份出现在经济舞台上的戏剧情节，使得真正的商人阶层无法形成自己的阶层，也无法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因此政商博弈下有上进心、想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商人阶层除了依附权贵、官商勾结或自身成为红顶商人外，别无他法立足于商场。且不论他们为应付古代中国社会官府对平民的合法伤害权而息事宁人，为获取国有专营下那些残羹冷炙而出的贡钱，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时，首当其冲收到冲击也是商人，而不会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和官府。即便是当时的首富、巨富，在皇权之下大富之后也必有大祸，此成常态，富不过三代也属情理之中，为什么中国没有老字号的私营企业，可见一斑。随着秦到明清时期的中央集权精致化，政府在与民争利之上也是做得愈发纯熟，契约精神只存在于民间，而非政府与私人之间。再加之政府对于个人而言有随意剥夺生命之权利，何以谈经济上之对等。引用一句流行话语可以形容当时的政商关系，word is word，need is also word~ 再者为了维护大一统和随之需要的经济实力，又怎么可能让商人有任意发展之空间，所以做人难，做商人更难。汉代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到了宋代还能通用，这是怎样的一种发展速度，更可悲的是接下来那没有产业经济驱动力的700多年历史，生生的让城市化进程受阻，让可开疆扩土的航海业停滞，让工商业界缺乏追求科技进步之动力，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追求进步之动力，主旨都在于求稳定。在历任不思进取的最高统治者带领下，在沉浸于农业经济周期性复苏，知识分子唯唯诺诺的恭维君王即是天下的的康乾盛世40年之后，中国包括所有的东方国家都吞下了被列强欺凌的苦果。道德沦丧只是儒家伦理的说辞，经济与政体的不配套才是关键。今日之中国发展迅速，企业家之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法理之精神还略显欠缺，如何规避“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态势，也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问题。《浩荡两千年》、《中国大历史》和《潜规则》，从不同角度探究系列社会问题的答案，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