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蝗灾的索马里悲剧

▲1月22日，在肯尼亚桑布鲁，大量蝗虫飞过公路。大量蝗虫入侵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等东非国家，对当地农作物造成威胁。（新华社/法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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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连飞机撒播药物这样最基本的抗灾方式，在索马里也很难实施。在非洲之角发生的严重蝗灾并不是科幻小说的合适题材，而是很经典的社会学常识——国家失败总是灾难深重。索马里也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受害者，而是工业化进程失败、政治现代化失败的双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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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关不羽 责任编辑 | 陈斌
2020年2月2日，索马里农业部宣布蝗灾暴发为“国家紧急情况”。2月10日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筹措资金，以帮助非洲之角国家抵御蝗虫入侵，避免发生严重蝗灾和人道主义危机。蝗灾发展形势之迅猛，令人咋舌。相关报道还称，由于红海两岸的蝗虫灾害继续增加，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也门的形势也引发担忧。甚至连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虫害影响。
不过，我们没必要过于紧张。非洲蝗灾要突破重重地理屏障，大规模袭击东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并无历史先例。中国历史上的确蝗灾频发，但是主力是本地品种亚洲飞蝗。
据邓云特（ 即邓拓 ）的《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时期的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把蝗灾与水旱灾害并列，“一水，二旱，三蝗”之谓也。传统信仰中还有专司除蝗的神祇，周代祭祀八位农业神祇“八蜡”中的第八位“昆虫”，就是专司虫害。南宋后期，又开始流行“虫王刘猛将军”的民间信仰,其原型很可能是南宋抗金名将刘琦。因蝗虫来袭，势如兵侵，且蝗灾多起于西北草原大漠，有如异族，所以让这位抗金名将镇守了。
历代研究治蝗的文章著作也很多，各种农书中多有提及。明代徐光启的《除蝗疏》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通过对明代以前蝗灾的统计、分析，得出有关古代蝗灾发生季节和滋生地的正确认识，从方法到结论都很接近现代科学研究。对蝗灾形成各阶段的防治方法也提出了很多办法。
但是，以当时的治理能力、技术条件，研究再丰富，治理再积极，效果也是有限的。1949年后，随着国家形势稳定，治理蝗灾才走上了正轨。对蝗区进行水土治理，利用水利设施调整环境，以及药物防治，蝗灾的暴发频率和危害性逐步降低。1985年我国从美国引进了草原微孢子虫灭蝗技术，这是当时世界上防治草原蝗虫最先进的生物技术，效果颇彰。
当然，蝗灾暴发归根结底还是自然现象，迄今为止也没有根除的办法，包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在内，蝗灾还是时有暴发。
2004年11月21日，以色列红海之滨城市埃拉特暴发蝗灾，毁坏了这个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大量庄稼和鲜花。以色列人甚至以吃油炸蝗虫的方式表达了愤怒——据说，蝗虫是犹太教法中唯一被默许食用的昆虫，也有人认为这是打了“擦边球”。
2001年，俄罗斯、中国均有蝗灾暴发，连辽宁省也首见蝗灾。
2003美国西部的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爱达荷州皆饱受蝗灾侵扰，爱达荷州的灾情是二次大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
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能力还是显得如此脆弱。好在对这些政治安定、社会经济发展正常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蝗灾的危害性是有限的。后果主要集中在灾区的农业损失，不至于引发严重危机。可是，对于索马里等非洲之角国家，既没有条件实施有效的蝗灾防控，也没有能力抵抗灾害，陷入“国家紧急情况”的危机并不意外。
此次蝗灾暴发，照例又被一些分析人士归咎于气候变化，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很难确定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蝗灾总是在一定的气象条件下暴发，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且，这次蝗灾虽然规模很大，但是距离上一次暴发已经时隔25年，不算极端表现，甚至谈不上异常。蝗灾虽然没有固定的周期，但是长达25年的间隔已经是大自然很温和的表现。
既然蝗灾不能为“全球变暖造成巨大危机”的大菜添加新的佐料，那么还是要脚踏实地地分析真实的原因。2019年12月在索马里附近发生的强热带风暴造成的罕见大雨是导致蝗灾暴发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天灾之外更有人祸。防治蝗灾是一项长期工作，如此大规模的蝗灾并非一年之间突然形成的，前几年非洲之角国家已经出现了多次局部蝗灾，但是该区域国家普遍经济落后、工业化水平低下，没有预先控制的能力。
而此次暴发源头的索马里更是多年战乱，军阀割据，各自为政，防控蝗灾根本提不上日程。根据刚刚公布的2019年腐败指数，索马里再次被列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要指望这个把海盗视为“白领职业”的国家防控蝗灾，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且这个国家的状况还在持续恶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崛起，该国大片区域实行宗教教法，与时代完全脱节的社会环境、治理状况之下，以科学手段、国际合作防控蝗灾实属不可想象。实际上，连飞机撒播药物这样最基本的抗灾方式，在该国也很难实施。索马里所能做的，也只有宣布“国家紧急情况”，而后坐等国际援助。
在非洲之角发生的严重蝗灾并不是科幻小说的合适题材，而是很经典的社会学常识——失败国家总是灾难深重。索马里也不是全球化时代的受害者，而是工业化进程失败、政治现代化失败的双重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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