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尽头的码头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住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城市。
世界上本没有天津，来的人多了，也就有了天津。
五十万年前，周口店的北京人和“睡在他们上铺的兄弟”山顶洞人开始浪迹旷古的江湖：周口店北京人的山洞被不知哪里涌来的洪水淹没，刚刚毕业的山顶洞人恰好已具备短途旅行的能力。部落扩大，人丁兴旺，散开许多旁支，进驻燕山南麓。
5000多年前，穿着兽皮的先民在今天的天津平原埋下了烧有动植物和草绳花纹的陶器，让后来的天津人挖出。
商朝时，某王召集属下开会说：“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有记载的燕地纳入版图的开始。至周武王姬发灭纣，派宗室召公任周天子“燕国分公司的CEO”，燕赵之地才开始有了些眉目。
春秋时期，燕弱，附近的山戎各部落几次险些将它“兼并重组”。无奈之下，燕桓侯只好将都城迁到今河北雄县。但在燕国统治中期，北京南部这块土地获得了全面开发，后世出土的战国墓葬和农业生产工具可作证明。
建安年间，为北征袁绍及乌桓，大胡子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先后开凿了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渠，使西汉时独流入海的沽水、治水、滹沱水及清河相互连通，合流于天津入海，初步形成了海河水系。附近地区章武、东平舒、泉州、雍奴等县也因海河内河航运网的形成而兴盛起来。
隋炀帝是一位对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异常关注的皇帝，极具全球眼光。为维持隋帝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并对周边事态做出最快反应，他招聘民工二百多万人，开凿了南接沁水北通涿郡的永济渠。天津遂成为江、淮、黄、海四大水系船只往来涿郡的必经之地。沿河道的一些古城作为内河港口，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了物流仓储业。
唐代蓟州为军事要地，驻有重兵，军队的给养大部来自江淮。因南粮北调的漕运需要，处于南北水运枢纽的天津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港口城市——军粮城。李适之、裴宽、安禄山等唐代地方政府领导都曾兼任海运使之职。
元世祖定都北京后，在丞相伯颜建议下，朝廷开通海运，南方的漕粮从刘家港启程，经海上进入海河，在大直沽转运，通过北运河运入大都。海运开通不到十年，元政府在大直沽设置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将原先的军镇直沽寨重新扩建和改造，命名为海津镇，为天津北方商业重镇的地位垫上了最后一块砖。
大直沽每日舟船麇集，桅樯林立，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夜晚灯火通明，绵延数里。船夫、运输兵以及满身鱼腥的海货贩子等各色人物在此聚集营生。声音越来越嘈杂，郡治州府的户籍簿越来越厚。
城市形成了。
天子津渡钦点的卫城
随着最后一根尖木桩被砸进土里，河两岸发出震天的欢呼声。朱棣冷哼一声，转身进帐。这条大河将直沽重镇海津一分为二，已阻挡燕王朱棣的军马数天之久。现在，浮桥搭成，大军将直扑沧州。
建文皇帝应该风声鹤唳了吧？朱棣擎出佩刀，青光映出他刚毅沧桑的面孔。军旅生涯锻造了他的雄才大略，北方已定，现在该是解决王朝内部事务的时候了。
早有不臣之心的燕王朱棣，本是洪武皇帝朱元璋属意的皇位继承人。但朱元璋担心，若是坏了嫡长继承制，世代子孙都会争斗不休。最终，他还是策立长皇孙位为继承人，即建文皇帝。
此时，朱棣建浮桥过河所在的海津镇已经是北方人流物流的最大集散地。其一，天津地区是通往东北、朝鲜半岛和俄罗斯的惟一通道，亦是东出渤海的理想海湾和难得的屯兵与物资储备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曹操北征乌桓、唐太宗东征朝鲜，均以此为前敌指挥部。宋、辽对峙时期，天津是两国战场，海河为两国界河。金初，天津为畿南重镇，在武清和杨柳青设巡检驻所。元代，建海津镇，设万户府和都漕运使司。其二，早在西汉时期，这里的制盐业已经发展起来。五代后唐时设置盐业生产销售的管理机构榷盐院，并在芦台（今天津宁河县）设盐场。元代在三岔沽、大直沽等处“置司设熬煎办”，管理盐业产销事务。
建文皇帝的脆弱势力很快被朱棣的虎狼之狮摧毁。明成祖朱棣勒转马头，定都北京。
朱棣清楚地意识到，一旦北京成为皇都，他建浮桥过来的津海镇将与过去多么不同。密报说，又一个幕府将军统一了东海倭国，落败的浪人武士似有渡海掠扰之心。
津海地区百十条大小河道入海，可谓软肋。朱棣感受到了海防门户洞开的阵阵凉意。
于是，“天津”这个名字在永乐初年出现，为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之地。这个名字经常让他想起浮桥搭成时将士们的欢呼。
永乐二年，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天津卫”之称由此而来。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后增设天津左卫、天津右卫。天津三卫直隶于后军都督府，共有官兵1.6万余人。天津兵备道刘福将卫城用砖包砌，建四座城门，分别题额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中心建鼓楼，鼓楼下起空心方城。
600年前，天津出现了。
近现代辉煌显赫的光环
或许是“天津”这个名字带来了好运，自此以后至二战，天津5个多世纪的历史都金光闪闪。
明中叶以后，渤海湾西岸盐场逐渐采用晒盐技术，天津盐产量增加，且质优价廉。到了清代更成为芦盐产销中心，丰富了整个中国北方的味觉。
明朝政府很鼓励商人做买卖，规定每艘漕运船可以夹带二成货物。这一政策大大提升了运粮商人们的利润空间，带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据《天津卫志》记载，明朝中叶自城西北沿河一带已经成为天津的“CBD”，粮店遍布，交易规模动辄上百万石。这里诞生了天津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著名的津门“八大家”中，半数靠贩粮起家，半数靠盐业发财。
南方来的纤夫、船工和搬运工多数不习惯北方的寒冷天气，但生活贫苦，买不起新衣，只好买些旧衣服穿。于是出现了专卖旧衣的店铺和摊点，议价出售。后来，很多客商到这里批购旧衣，再运回南方销售。这便是天津“估衣街”的由来。
直到清代，商业行会集中的锅店街、估衣街、针市街、北大关、肉市口、粮店街、鱼市、驴市口都集中在沿河西岸。康熙年间，海禁取消，天津的“运河经济”重新回到了“河海并重”的局面，江南产粮区的漕粮、沿海的芦盐、江南的丝织品沿河海两线源源不断地运往天津周转集散。从事汇兑业务的钱庄应运而生，天津的票号钱庄声名远播，商业与金融业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
末代皇帝溥仪轻易不敢带妻妾来天津，因为她们会攀比着买北京没有的贵重东西，让人肉痛。
那段时间，从工业到近现代传媒，从大学教育到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天津都走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前列。清末民初，天津绝不逊于上海。
机器轰鸣中，天津工业经历了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的全过程。最早的官办工业是清政府的天津机器局，1867年在海光寺建成，即西局，生产西式枪炮；在城东贾家沽道兴建火药厂，即东局，生产火药。1888年试制出中国第一艘潜水艇——水底机船。1887年天津机器局拨出一部分机器设备铸造铜钱，并于1896年正式改为现代化的机器铸币厂；1902年袁世凯在其基础上改建为北洋银元局；1914年成立了天津造币总厂。
天津民族工业的兴起，最早出现的是1878年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投资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房，后来又有1886年创办的天津自来火（即火柴）公司、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1899年创办的天津织呢厂。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在天津大兴实业，小型轻工业如雨后春笋。从1900年到1914年，天津新开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38家，分布在棉织、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行业，产品辐射三北地区。
20世纪头30年，天津工商业又有进一步发展，解放路两旁林立的大银行左右着华北、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现代工商业者群体逐步扩大，天津商会等几十个代表工商业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组织涌现。同时，新知识群体开始形成，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提供了活水源头。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和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中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大公报》、《益世报》等具有海内外广泛影响力的报纸杂志的活跃，大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准和知名度。中国第一个篮球队出现在天津，南开的张伯苓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的主张。
天津，曾经金光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