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友濂在今天绝对是个陌生的名字。在近代中国，他同中国的电力事业有过一段“另类缘分”。
1882年7月，上海第一次亮起盏盏电灯，中国电力工业在此起步。然而，仅仅数月后，时任上海地方官的邵友濂却下令中国人禁止使用电灯，理由是“电灯之患，设有不测，焚屋伤人，无法可救”。更过份的是，他不仅派衙役查禁中国人使用电灯，还不断照会英国领事馆，要他们也停止使用电灯。
余秋雨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提到这一事件，揶揄道：“好像他（邵友濂）对电灯的发言权，早已超过了英国电力工程师。”
邵友濂的言行很吻合我们对晚清保守官僚的印象：思想僵化、自以为是、蛮横粗暴。
但是，仔细翻看相关历史，竟发现了一个并不简单的邵友濂。
邵友濂出身余姚大族，同治四年举人，“通欧语”，估计英文水平不错，1874年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汉章京（类似外交部高级秘书）。几年后，随钦差大臣崇厚出使俄罗斯，遂声名鹊起。
当时沙俄觊觎我国西北边陲，寻衅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名臣左宗棠西征，几番苦战终于平定天山南北。借军事胜利的东风，朝廷派钦差大臣崇厚赴莫斯科与沙俄谈判，准备收回伊犁。
不料，崇厚在谈判桌前一再退让，擅自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虽归还伊犁，但另划南部大片疆土于沙俄，并附带赔偿军费、增加通商线路等丧权辱国条件。文件草本送到北京后，举国哗然。此时，作为崇厚副手的邵友濂向当局揭发，原来崇厚暗中接受了沙俄贿赂，故步步退让（俄国惯以重金贿赂清朝使臣，他们甚至设立“李鸿章基金”，专门用以收买帝国重臣李鸿章）。崇厚事发后，清廷震怒，下诏将其撤职查办，命邵友濂代理全权使臣。
不久，清廷委派曾国藩之子，当时杰出的外交家曾纪泽为驻俄公使，由邵友濂协助负责对俄谈判。
中国积弱积贫，且前面条约已签，在此情况下要维护祖国利益，难度可想而知。曾、邵二公不畏艰难，加之以左宗棠为军事后盾，终于虎口夺食，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及其他大片土地。
历史学家缪凤林认为：“自唐太宗以后，左宗棠是对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左侯西征固然光耀千秋，而曾、邵的折冲之功也足为近代中国外交史添上少有的一笔亮色。
邵友濂回国后不久即任苏松太道（习惯上称上海道台），十里洋场，华洋杂居，处西学东渐前沿，当时中国官员大都视办理洋务为畏途。这一任命充分显示当局对邵友濂的信任嘉许，以及邵本人的勇于任事。他上任几个月后，外滩的路灯就亮了起来。
当时，以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早已轰轰烈烈多年，“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深入人心，坚船利炮造了许多。
邵友濂正是和洋务运动一起成长起来的官员。从他的知识背景、仕途经历及在沙俄的表现看，应该是一个正直勤勉，具备一定国际视野的爱国官员。
所以很难理解，他怎么会在电灯上犯了这个贻笑大方的错误。是在自然科学上的知识局限所致，还是对新生事物的本能戒心，或另有隐情，这已不得而知。
在他任上还发生过一件争夺外滩新涨滩地主权事件：
当时外滩沿岸属于法租界，而外滩经常会有新涨的滩地出现。光绪九年三月，上海县把一片新涨滩地所有权卖给了著名的国有企业轮船招商局，供招商局建造码头、栈房。
法国领事以外滩沿岸属法租界为由，向邵友濂提出承领涨滩的要求。邵明确告知：此涨滩早已由招商局承购。法领事不服，公然提出抗议，强调涨滩是与法租界地产接壤，只有他们才有权承购，要求把上海县已发给招商局的土地执业证取消。
邵友濂认定，新涨滩地在法租界范围以外，而且依据中国法律新涨滩地应收归国有，再由国家发卖与第一个前来承领此滩的人，于是拒绝了法方的要求。双方交涉迁延达7年之久，最后，邵友濂及其后任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先发道契给法领事指定的法外滩沿岸“地主”，再由该“地主”将地租给招商局。
在最高当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原则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已属不易。
综观此事，中国官员的对外交涉手段趋于老练，柔中带刚、坚韧不折，坚守原则又善于妥协，终于将新涨滩地主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回头再看1882年的“禁灯”事件：当年发电的上海电气公司乃是由英国人立德尔招股集资成立，发电设备也是由美国购得，完全由洋人控制。而数年后，民族产业南市电灯厂试灯，上海县令率本地官员亲临十六铺老太平码头观看，为当时盛事。至此，中国人自己的电力事业才算真正起步。
两个场景一冷一热，对比分明。
1882年的邵友濂除了忙于“禁灯”外，还鼎力扶持一项自来水事业，在上海华界铺设自来水管道，将英租界自来水厂的洁净水引入华界。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个叫李平书的商人，15年后，李平书受政府委托接办经营困难的南市电厂，被称为发展中国民族电力工业的先驱之一。
以上事件不由让人大胆猜测，当年邵友濂看似愚蠢粗暴的“禁灯”背后，或许是一场消除列强影响，争夺新能源控制权的暗战。
——那时的各级官员是否在执行“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有洋人背景的事业都要千方百计抵制，凡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业都要想方设法支持。
只是在东西文明、新旧势力夹缝中真相，已被滚滚历史烟尘湮没。
包括邵友濂在内的洋务官员们无疑是当时推动中国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力量，而电灯所代表的是最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二者交集在上海滩，注定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极富象征意义的事件。但二者却又以这样一种生硬的形式邂逅，不免让人感慨万千，历史与文化弄人。
1887年，中法战争爆发，邵友濂离开上海，出任台湾布政使，负责台湾防务。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已另调他处的邵友濂奉命与日本谈判，被日本以“不具全权代表身份”拒绝，无奈，李鸿章亲自上阵来到伤心之地，签署了《马关条约》。1901年，长期战斗在“外交战线”的邵友濂病逝老家。
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