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笔记（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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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只是内容梳理，没有创造。

梳理：

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一向被比拟为宗教之于其他文明中的地位。而事实上，儒家思想并不比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思想更像宗教。曾经，“四书五经”也具有类似《圣经》的地位。然而，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并且在思考人生之前，先对思考这一行为本身进行思考。宗教也和人生相关，它的核心也必然包括哲学，往往是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但中国人不那么关心宗教，因为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那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在哲学生活中，他们体验了这些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这也就是道德经里面曾经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想要了解中国哲学的精神，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大多数哲学家力求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

中国哲学认为，就做人而言，最高成就是成圣，也就是宇宙和个人合二为一。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关于宇宙，关心的是人际关系的日常功能，而不关心地域或天堂，关心人的精神，而不关心它的来生。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不像释迦牟尼、柏拉图等人，认为追求天人合一，就要抛弃社会，甚至否定人生。不过，正确理解中国哲学的话，不能称它为完全出世的，也不能称它作完全入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即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有点类似柏拉图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中国哲学的使命，这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找它们的综合，这正是中国哲学力图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入世和出世协调。所以中国的哲学从认识角度说，哲学家永远处于追求之中；从实践角度说，它永远在行动或将要行。

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一般都非常简短，表面看起来似乎不连贯。这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学习哲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特殊的人。所以，人们只能从哲学家的书信言论集中去辑录，其中时间不一，记录者不一，难免有不相连贯、甚至矛盾的地方。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因此十分简短。但正因为语言如此不明晰，其中所暗含的内容几乎是无限的。

第二章

中国哲学的背景

每个人的思想，都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而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一个民族的哲学，同样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人心中，世界就是生活的这片土地。中国的先贤哲人，从未有过海上冒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四海之内，就是普天之下。因此，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大海，他只惆怅地遥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经济背景

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直至今日农业人口依然占中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在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分配和利用为中心的。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必然涉及“本”“末”，农业被视作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末端。《吕氏春秋·上农》曾论述，认为农民像婴儿单纯朴实，顺服，比较不自私。人的生活方式受经济背景的制约，而他以农业为生的思想，又显示那个时代经济背景对他的思想制约。

反者道之动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物极必反。儒道两家都注意到，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会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这个趋向，在《易传》中被称作“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道德经》第40章，类似的说法是“反者道之动”。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催生出了“居安思危”和身处极端困难之中也不绝望的民族性格。不为己甚，勿太过，成为儒道两家共同的格言，过犹不及，但处事宁愿不急也不要过甚，因为行事过分就将适得其反。

家族制度

农民靠无法移动的土地生活，所以，同一个家庭的后代，会在同一片土地上，联系紧密地共同生活，由此发展出中国的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三种是家庭关系，两种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中国的祖先崇拜：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追溯首先在此定居的祖先，敬拜他，将他视为家族的共同象征，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发展起来的。

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业为本的情况，不仅影响中国哲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诺斯洛普教授曾经提出：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由假设得出的概念，其完整意义是根据假设，用演绎法推演出来而认定的。

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的哲学家，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农民日常与之打交道的，诸如土地和庄稼，都是一眼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识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这也是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

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中国的哲学产生于过去的经济环境之中，那么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才有意义？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在学习哲学史时，应该对其中哪些是有永久价值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中国的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

第三章

诸子的由来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应该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说起，从先秦诸子说起。也即是从孔子开始。他的理由是。“因为从孔子才开始对尧舜，夏商周三代文化有一个反省，有了反省，才自觉地提出一个观念，建立一个原则。有观念有原则，我们生命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我们说只能从孔子讲起。”中国文化在开端处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

在讲到诸子百家的时候，牟宗三又提到了两种观念，一种是认为诸子和百家不是一个概念，（即熊十力先生的说法）熊十力先生认为，诸子是针对思想家讲，就是哲学家，而百家是指《周礼》里边那些有专门知识的专家讲的。另一种观念是我们普遍所认为的诸子就是百家，百家就是诸子。

在《中国哲学简史》里面，也没有提到熊十力先生的方法，当谈到“诸子百家”的时候也只是说，诸子百家是形容当时的社会出现的派别比较多，出现的思想学派多，百家争鸣，形容很多。其实按照司马谈的分法也只是六家而已，后来刘歆也对此进行了分类，在司马谈的基础上分了十家。最著名的也只有四家，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涌现出非常多的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巅峰。

后代史家不断尝试对“百家”进行分类，首次进行尝试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将众多流派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

刘歆是第二位尝试分类的史学家，他将诸子百家分为十家，在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并首次系统追溯了诸子各家的起源。作者分析了公元前1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阶层与制度后，认为：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士……”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出现了四家诸子的思想，它们出现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儒家，然后是墨家（所以最先是儒墨相对立），道家是后起的，法家更是后起的。其实法家实质上是由儒家发展过来的，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荀子又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法家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李克和吴起，李克又是子夏的学生，吴起是曾子的学生。

如墨道法四家是直接有关联的，让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都是对着周文而发，对周朝这一套文制而发。（文，即是典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