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全球的热门话题，那些创新的传奇人物，诸如乔布斯、埃隆·马斯克、扎克伯格、马云、雷军等人，已经被媒体渲染为天赋英才，他们不畏风险，不惧失败，领袖风范十足，创新就要轰轰烈烈。所以我们就习惯性地认为创新是少数人的专利，创新就是要冒风险，与众不同，离经叛道。事实是这样吗？
这本书告诉我们，创新已经被过度包装，事实上有退路的人更能做出大的创新，而那些看起来一往无前的开拓者，也像很多人一样，也有着诸多犹豫和担忧。离经叛道的人推动着世界进步，但他们并非不管不顾，而是讲方法、有策略。
稳健的创新者更成功
世上有两种通往成功的路径：一种是默守陈规，一种是创新。前者是遵循大多数人的路径；后者则是打破默认规则、拒绝默认选项，去探索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因此，后者的风险明显高于前者。
经济学家迈克尔·豪斯曼研究发现，使用Firefox或Chrome浏览器的员工，比那些使用IE或Safari浏览器的员工，换工作更频繁，销售额更高，客户满意度也更高。当然造成差异的并不是浏览器本身，而是他们如何获得浏览器。一般电脑都已经预装了IE或Safari浏览器，而三分之二的人也自然而然使用默认浏览器，从未质疑过是否有更好的浏览器可以使用。有些人没有接受默认，而是主动寻找更好的选择。创新就是从拒绝默认选项开始，而人们是否选择拒绝常规，则在于好奇心的强弱。
人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进行创新时，实际上是试图毁灭旧方法、旧道路。因此，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创新者比一般人更加果决，更加敢于拥抱风险，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沃比帕克，一个线上售卖眼镜品牌，位列2015年美国商业杂志《快公司》评选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第一名，它的创立者们是四位在校学生。他们发现一副眼镜比一部智能手机都贵，出于不忿眼镜业的暴利，决定尝试创立一家线上售卖眼镜的公司。但该模式显然挑战很大，人人都认为顾客要买眼镜，要涉及到验光、试戴等环节，线上售卖太难了，而且他们也没有电子商务、技术或零售行业的经验。那么能做到今天这样的成就，他们想必是我们印象中无所畏惧的创新者。但事实上，他们当初并没有选择退学，也没有打算全职创业，他们说：“我们想给自己留有退路，我们不确定这是否是一个好的想法，也不清楚它是否会成功，所以在业余时间做。为了防止公司不成功，我们已经在接受一份毕业后的全职工作。”
面对创业风险，不只他们有所犹豫，就连《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约翰·亚当斯，在战争的前几年也害怕英国的报复，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自己刚刚起步的律师生涯。美国国父华盛顿，一直专注于管理他的小麦、面粉、渔业和养马的生意，直到被亚当斯任命为军队总指挥，才加入到革命事业中。马丁·路德·金对领导民权运动深感担忧。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芬·沃兹尼亚克直到投资人发出最后通牒时，仍然拒绝从惠普辞职。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立谷歌后，仍继续在斯坦福大学读研，1997年他们甚至试图卖掉谷歌，因为公司让他们无法专注于研究。甚至，被大众视为退学创业的代表——比尔·盖茨，也没有在微软能够售出软件后立马退学，而是等了整整一年，才离开学校，而且，他并没有退学，而是申请了休学。
可见，在我们印象中这些开天辟地的创新大咖，他们并非冒险狂人。反而，统计数据证明，那些赌上一切的狂热冒险者，创业失败率更高。作者认为，看似与创新相悖的保守，反倒是创新成功的原因。
作者指出创新者们和我们的相似程度，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高。由于他们质疑传统，挑战现状，表面上显得勇敢和自信。但当你剥开层层外衣，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存在恐惧，会犹豫不决，会自我怀疑。他们被视为积极主动，但其实他们的动力往往来自外部。看起来他们渴望风险，但实际上，他们更希望规避风险。
心理学家克莱德·库姆斯曾提出过一个风险理论：在股票市场，如果你决定进行一项风险性投资，那么你就需要谨慎对待其他投资，以保护自己资产安全。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成功人士对待风险同样如此，他们在组合中平衡各项风险。当在一个领域中铤而走险，他们会通过在其他领域谨慎行事来降低整体风险水平。
那些义无反顾投入创新事业的人，反而在创新过程中在取得一点成就后裹足不前，因为他们渴望成功，渴望收益，渴望规避风险。反而是那些有“退路”的创新者更能理性看待眼前成就与长远成功的关系！
如何识别出珍贵的创意
曾经有一项发明，让史蒂夫·乔布斯深为着迷，称之为个人计算机以后最惊人的技术，执意为其投资6300万美元，在被发明者拒绝后，仍坚持为其提供免费咨询。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看了一眼这个发明后，也立即参与进来，说这是一件极具革命性的产品，卖掉它绝不会有任何问题。曾成功投资谷歌等公司的传奇风险投资家为之投资8000万美元，预计它将很快市值10亿。发明者迪恩·卡门，被誉为当代爱迪生，在发明上佳绩累累，他预计，这项产品的销量会达到每周1万台。但6年之后，这个数字只是区区的3万台，公司也始终也没有实现盈利。这个发明就是赛格威电动车。
曾经有一个剧集，由两名没有剧作经验的艺人一起创作，大部分电视台都表示摸不着头脑，不喜欢。在各个城市试映后，焦点小组观影者也都认为它极其失败，令人沮丧。在电视台最初播映时，市场也反响平平。但接下来的10年里，该剧稳居尼尔森收视率排行榜首，成为最受欢迎的美剧，为电视台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它就是《宋飞正传》。
我们经常把创新失败归咎于新奇想法的缺乏，事实上，创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缺少新想法，而是我们没有对新想法做出正确评价。为什么乔布斯、发明者本人、电视台主管、观众，都会出现预测失误的情况呢？
过分自信
实验证明，创造者本人很难客观评判自己的创意和产品。斯坦福大学曾做过一项实验，向不同人群展示各种马戏表演的视频，并让他们预测每个表演者受欢迎的程度，包括太阳马戏团在内的剧团艺术家、马戏主管也观看了视频，写下了预测。研究发现，创作者本人预测的准确性非常差，他们往往因为过度自信而给予自己过高的评价。在创新领域，这是一项特别难以克服的认知偏差。
原型囚徒
在该研究中同样发现，主管们、测试观众们的预测虽然比创造者稍准，但仍然不够准确，特别是评判最具创意的表演时，他们常常做出错误的负面预测。这是由于他们往往过于规避风险，过于关注拒绝的理由，过于将新想法与现有成功原型去匹配。埃里克·戴恩教授认为，人们获得越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观察世界所用的某种方式就越根深蒂固。随着我们知识的增多，自己也成了头脑中原型的囚徒。
直觉的偶然性
以直觉下赌注而闻名的乔布斯，为什么同样也会预测错误？原因有三个：对相关领域的经验缺乏，傲慢，热情。埃里克·戴恩研究发现，我们的直觉只有在我们拥有很多经验的领域才会准确，面对不熟悉的事物，直觉不会有任何帮助。科密萨尔的研究，则揭示了骄傲导致的偏执。骄傲会伴随着成功而来，过去越成功的人，在新环境中表现越差，而且不太可能听取别人的批评意见。另外，当评估一个新创意的前景时，我们容易被创造者的热情所吸引。
那么，参与创新的各方，要如何尽可能地选对创意呢？
更多创意，更多反馈
在评价创意价值时，数量是对质量最可测的因素，没有哪一个天才是可以躺着成功的。创造者们只有亲吻足够多的青蛙，才有可能亲到王子。统计发现，50部最伟大音乐作品中，有6部是莫扎特的，5部是贝多芬的。享年35岁的莫扎特创作超过600部作品，而27岁失聪的贝多芬则创作了650部。毕加索全部作品包括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以及大量的其他形式作品，但也只有一小部分赢得了一致好评。只有当我们排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想法，才会拥有最大的自由度。提出新创意以后，把它摆出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从真正的客户和观众那里收集反馈，更有益于确保创新的效果。
同行的视角更靠谱
研究发现，当同行之间相互评判时，能做出近乎准确的预测。这是因为他们能以创造者的思维去思考，且站在足够远的距离之外审视，他们既能开放思想，看出创意中的潜力，也能防止错误的乐观主义。评判需要一定的经验，当我们需要审视他人想法之前，不妨自己先想出一些创意。
拓展视野，广泛体验
《宋飞正传》最终的成功，离不开瑞克·路德温给了它又一次机会。而路德温的关于戏剧深刻的经历是他慧眼识珠的前提。广泛而独特的经历对创造性至关重要，统计显示，企业家、科学家在艺术方面的广泛兴趣，有助于启发他们在专业领域的创新。有艺术经历和丰富的海外经验的人，则具有更出色的原创能力和鉴别能力。
避免骄傲，识别激情
关于直觉，只有在积累了一定的专业阅历和经验后，才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此外，无论你在另外的领域如何成功，都不要贸然跨领域地盲信直觉。同样，要了解激情的风险，每一个创造者都会充满激情地讲述自己的想法，然而我们要预测一个创新想法是否会成功时，却不能只看他们表达想法的激情，还应该关注他们在执行力上的激情。
基层员工如何推进创意
90年代，卡门·梅迪纳，一位雄心勃勃的中情局分析师，发现情报通信界通过“成品情报报告”这一方式发布信息，不同机构之间很难协调，分析师们难以分享彼此的想法，所以，她提出了一个构想：建立网上情报信息实时共享系统。但是她的同事很快否决了她的建议，当她坚持继续发表建议时，她最好的朋友也开始疏远她。无奈，她只能离开原来的部门，做一个远离执行的工作。10年后，情报机构之间互相沟通联络的信息共享系统“情报百科”创立， 卡门·梅迪纳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什么梅迪纳第一次发表意见时遭遇失败？又是什么让她后来取得成功的呢？
没有地位就很难有权利
基层员工主动倡议、发表观点，很可能会遭到批评，这是因为人在没有地位的情况下行使权力可能会受到惩罚。当你在尚未赢得别人的尊重时就试图施加影响，会给他人留下难以相处、强硬、自私自利的印象，他人也会觉得你无权告诉我该怎么做，从而反对你的意见。梅迪纳在海外多年，在中情局内几无地位，同事们因此轻视她的意见。
但地位不是要求别人给予的，而是必须靠自己赢得。 梅迪纳调岗到安全部门之后，在数字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得到了晋升。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尊重，积累了心理学家所说的“性格信用”，即做与众人预期相悖事情的自由度。所以当10年后她重提情报共享系统时，可以获得权威支持。
不完美的计划容易遭受轻视
梅迪纳尝试发表她的意见时，只是一味地强调情报界需要更公开地分享信息，对计划的缺陷考虑不足。要知道当人们习惯于当前的做法，即便它千疮百孔，人们也会极力粉饰它的缺陷。而且，一旦意识到有人试图说服自己放弃当前做法，会下意识地提高防御意识，从对方言论中寻找破绽。
面对这样的情况，创业者格里斯科姆的方法值得借鉴。他在向别人推销观点时，首先自曝其短，给出了别人不投资他的几个理由，结果他的每次推销都成功了。强调自己的缺点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打消听众的疑虑，减少他们担心被说服的戒备心。第二，可以让你看起来更聪明。那相当于告诉对方，你并没有被自己的想法蒙蔽，也没有试图蒙蔽他们。第三 ，那让你看起来更值得信赖。他们会认为，你很坦诚，而且也足够自信。
陌生会产生轻视
人们都倾向于喜欢熟悉的事物，反感陌生事物。因为陌生的事物需要他们花更多精力去理解。接触会让理解变得更容易。当梅迪纳成为中情局情报副主管后，她经常向分析师们灌输他的想法，自己率先开通了一个保密的内部网络博客。当人们接触过你的主张，并且隔一段时间后重复听到，他们会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更高的理解程度。
早起的鸟儿未必能吃到好食
当你准备做一项具有颠覆性的事情，你是选择在破晓时分开始行动，还是等到正午，或者一直推迟到黄昏？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教导，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早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当然，迅速行动有着明显的优势，确保高效地完成任务。但是，作者在研究创新时发现，拖延也并不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全无是处，必须杜绝，反而，一定程度的拖延对创新有着独到的益处。
在民权大游行的前一晚，马丁·路德·金的讲稿还是空白。早在两个月前，游行就已经通过新闻界广泛宣传了，金是游行中最后一位压轴发言者，因此这次演讲至关重要，既要鼓舞人心又要极富有智慧。看着空白的稿纸，他充满焦虑，直到凌晨3点，还在和顾问讨论讲稿的细节。其实，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准备闭幕词，显然他本应该早点把讲稿写好。但这次拖延并没有影响金演讲的质量与效果，反而，在演讲的现场，金即兴发挥，创造了演讲的经典、人类修辞史上最有名的词组之一“I Have a Dream”。
另外一个例子是达·芬奇，学者估计，他从1503年开始创作《蒙娜丽莎》，其间断断续续，直到1519年他去世前才完成这个作品。而《最后的晚餐》，达·芬奇花了大约15年时间构思。虽然他经常为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但他“浪费”在光学研究上的时间，实际上融入到了这些伟大的作品在光与影的处理中！
拖延是很多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决策者共有的习惯。我们通常认为自律是一种优良品质，但创新的拖延者同样有一种自律，抵制尽早完成任务的冲动，重新审视想法，从而获得最好的方案。研究证明，拖延也许是高效的宿敌，但它有助于获得创造性。因为人们一旦任务完成，就不再考虑那件事，但拖延着未完成时，人们的大脑仍然保持活跃，可能随时涌现各种各样的想法。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为我们打开即兴创作的大门。
拖延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规划，而是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
这样的时机选择倾向，在企业间同样存在。研究人员把企业分成先行的开拓型和后进入的定居型。后进企业常常被冠以模仿之名，但这种刻板印象有失偏颇，他们会看到先行企业的不足，努力推出行业中革命性的产品。
同样地，个人创造力的表现，也有一定的时机差异。人们通常认为创新出自年轻人之手，但是大器晚成的人也不少见。我们何时会达到创意峰值，会持续多久，取决于我们的思维方式。盖伦森发现两种不同的创新风格，概念型和实验型。概念型创新者想出一个伟大创意，就开始着手实施，而实验型创新者通过反复尝试来解决问题，在进行过程中不断尝试改进。概念型创新者很早就能产生创新的想法，但他们冒着自我复制的风险，而实验型的方法往往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拥有更强的再生能力。
结盟壮大创新力量
从实质上看，大部分改变现状的行动，都是由少数人发起对多数人挑战的运动，创新者最终也会借助联盟来达成目标。那么创新者如何形成联盟，如何克服阻碍联盟形成的障碍？
美国伟大的女权领袖露西·斯通，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追随她的脚步，并将众多对手转化为自己阵营中的同盟者。包括著名的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她们结成联盟，成为妇女参政大军的著名领袖。但期间，她们的联盟曾土崩瓦解，之前的盟友成为对手，各自出版报纸，各自请愿、筹款，也各自向立法机构游说。她们从结盟到关系破裂，再到重新走到一起的事例，是创新者联盟发展的典型。
微小差异的自我陶醉
我们认为共同的目标可以将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初期或许是这样，但后面它常常是导致群体分裂的原因。心理学家怀特·朱迪斯称，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水平敌意这一概念。尽管拥有同一个目标，但激进群体经常会贬低那些更随主流的群体。大体上相似的两个人，会因为细微的差别而形成陌生感和敌对情绪。正是这种水平敌意，安东尼和斯坦顿更为激进，斯通则更主流，导致她们发生了分裂。
温和激进的策略
为了组成联盟，创新者可以把自己真正的愿景藏进“特洛伊木马”，来调和自己的激进主义。就像女权运动成功的代表人物朗西斯·威拉德，她没有使用“公正”或“社会改革”的说法，甚至没有提出女性参政的概念，相反，她称之为“投票保卫家庭”，运用这个口号，以保证和禁酒组织的联盟稳固，最终达成争取妇女参政等权益。
无线充电的发明者梅雷迪思·佩里也深谙此道，她偶然发现一种装置，可以将物理振动转化成能量，所以就想可以用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之转化为无需电线的电能。但听过她设想的人都觉得不可理喻，物理教授说不可能，超声波工程师也觉得她在浪费时间。但佩里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不告诉专家最终的目标，只是让他们提供她想要的技术规格，最终这个方法奏效了，专家做出了她需要的部件。创新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成为温和的激进分子，舍弃那些令人震惊的思想或方式，淡化激进程度，从而吸引更主流的盟友。温和激进分子策略内在的逻辑是熟悉产生美，为人所熟悉的目标和表述，更容易取得支持。
与敌人而不是友敌结盟
友敌就是对你时好时坏的人，和友敌结盟比敌人更加糟糕。因为敌人是确定的，你可以保持距离，做最坏的打算。但是面对友敌，你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思考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信。传统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切断与敌人的关系，转化与友敌的关系。但有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做的恰好相反，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开始反对，后来转变为支持我们的那些人。因为彼此有强烈的亲近感，为了避免再次改变主意导致认知失调，他们会特别积极地维护这一联盟关系，而且敌人的转化，也会说服更多人加入到联盟中来。
家庭对人们创新性的影响
创新者有着独特的家庭根源。如何处理孩子的叛逆，如何表扬孩子，如何批评孩子，都跟孩子的创新表现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者从美国棒球运动员的研究中发现，身为弟弟的运动员在盗垒这一风险高的动作上上做得频率更高，也就是说非长子的运动员更倾向于打破常规。另外，研究还发现，他们接受激进理论概率也比长子高。作者认为，这一现象的成因主要在于父母的教育方式。
恰当性逻辑
我们大多数人做决定时，都会遵循结果逻辑：哪种行动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但不断挑战现状的人，则喜欢采用恰当性逻辑，即在类似情况下，像我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做。恰当性逻辑能让我们摆脱束缚。出生的长幼次序一定程度会影响你所选择的逻辑，长子通常会模仿父母，强调自己对弟妹的权威，面对与哥哥姐姐的竞争，后出生的孩子更可能选择用不同寻常的方式脱颖而出。
父母管得越来越松
后出生孩子的逻辑选择也与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当家里有很多孩子时，哥哥姐姐很有可能充当代理父母的角色，后出生的孩子就不会面对父母很多规则和惩罚，还能享受他们的保护。即使父母的角色没有下放，随着他们经验的积累，也会对后出生的孩子要求更松。给孩子自由对于他们变得具有创新精神十分重要。
如何把叛逆变得有建设性
针对希特勒对犹太人大屠杀事件，有学者对德国人冒险拯救犹太人进行研究，他们发现救人的英雄们与旁观者们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叛逆，而在于父母处罚不良行为以及表扬优良行为的方式。救援者的父母与其他父母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采用的是论证、解释、建议的方式，而不是严格的规矩。解释论证意味着尊重，意味着他们相信如果孩子对某事有更好的理解，就不会做出不适当的行为。同样，创新者的父母，在执行规则时会通过解释，向孩子传递内在价值观。合理的解释能使孩子养成与社会期望一直的道德观，而当规则不清楚的时候，孩子更多依赖内在的价值观指引，而非外在的规则。
如何正确地赞扬
心理学家琼·格瑞斯的试验显示，在孩子做对了事以后，赞扬孩子的人格“你是一个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的孩子”，要比赞扬孩子的行为“你做了一件好事，这样真好”，更能促使孩子变得慷慨。尤其是在孩子形成身份认同感的关键时期，人格赞扬会留下永久的印记。要告诉别人“请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说“请不要欺骗”。因为当别人让你不要欺骗时，你可以在欺骗的同时仍然把自己视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当有人告诫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时，欺骗的行为就与道德直接相关。
给孩子多找一些榜样
家长能够培养孩子创新的冲动，但孩子需要在选定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创新性榜样。要想鼓励孩子的创新精神，最好的办法是向他们介绍不同类型的榜样以提升孩子志向，可以是历史上的榜样，也可以是虚构人物。
管控焦虑、冷漠、矛盾和愤怒
创新者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有着矛盾复杂的心理。而挑战现状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不可避免会出现失败、障碍和挫折。
负面思想的积极力量
心理学家朱莉·诺伦研究了应对挑战的两种战略，一种是战略性乐观主义，一种是防御性悲观主义，与前者的积极乐观相比，后者会做最坏的打算，心情焦虑，想象着所有事都可能出错。人们大多认为乐天派比悲观者好，但是诺伦发现，他们表现和乐天派一样好，悲观者会将焦虑忧思转化为为动力，仔细思考每一个重要细节，尽力避免最坏结果的出现。但只有你对某个任务坚定不移时，悲观主义才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当你对做什么摇摆不定时，焦虑和悲观只会适得其反。
不要放弃信念
恐惧的特点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我们担心将有不好的事发生。但事件尚未发生，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性。我们不必刻意要求自己冷静，压抑自己的感受，而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兴奋以克服恐惧。而且当你力量微薄时，还可以尝试用幽默转化负面情绪。
用风险打破冷漠
如果要改变一群冷漠之人的行为，应该强调行动的好处，还是强调不行动的损失呢？这主要取决于人们认为这个行动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试验证明，安全时，人们容易被收益打动，但面临危险时，冒险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如果你希望人们去冒险，首先你需要向他们展示目前有哪些错误，培养他们对现在的不满。就像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样，先描述当前的苦难。正是由于他先暴露了当时的噩梦，听众才会为他描述的明天所感动。
愤怒时不要火上浇油
针对愤怒，心理学家布拉德·布什曼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三组参与者感受到愤怒后，分别发泄、转移注意力和什么都不做，以测试纾解愤怒的有效途径。结果实验发现，发泄组的参与者是最愤怒的。因为发泄让愤怒的火焰越燃越旺，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因为它让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致使愤怒的元素上。
结语：
亚当·格兰特，这位新锐的管理思想家用生动的故事与实验，为我们揭开了创新的面纱，也把创新由高不可攀的仙界拉回了人间：人人都可以选择创新，只要你能把握那些创新的规律，比如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创业，而不必非得如媒体宣扬的那样破釜沉舟后才能创业；比如你要知道好的创意一定是百炼成钢，而不是一夜就能憋个大招；你可以容忍适当的拖延以完善你的创意……
与其说这本书讨论是“离经叛道”的创业，毋庸说它是在告诉我们创业之道的“离经叛道”——它与你俗常得到的创业知识和经验大相径庭！简单地说，创业的“白富美”之果最终摘取她的可能不是猛冲猛打“高大上”的创业之路，而是家教良好、脚踏实地的“凤凰男”的方法，虽然，就剧情而言暗合了一些电视剧的套路，但这不正是我们努力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