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 ：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重庆长大，在北京读了七年书，在上海工作近十年，除了这三个地方，武汉是我目前为止停留时间最长的城市——自1月20日至今，已经二十多天了。
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像“新裤子”歌里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将我们围困在原地。
疫情中的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惊心动魄，我们以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方式见证了这段历史。我记录下的，也是大部分普通人在这围城中的感受。
1月19日
走还是不走，这是个问题
今年，我随着老公回武汉过年。出发前，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已经此起彼伏。我隐约感到情况不太简单，于是再三问老公，我们真的要回去吗？老公说，回吧，应该没什么大事。他曾经做过记者，现在又在医疗行业工作。我想，他的判断多少比我准确些吧。
1月19日，我们在汽车后备厢里塞上满满的年货，带着女儿和婆婆，开车出发了。这一天，武汉的新冠确诊病例升至62例，但我们处在归家的兴奋中，并没有在意。途中，我们还到婺源和景德镇玩了一圈，住树屋、吃火锅、买瓷器，现在想来，就是黑暗前的狂欢。
1月20日，官方公布的武汉确诊人数陡增至198例，全国确诊病例接近300例。外地确诊的所有病例的线索都指向武汉，我开始觉得不妙。晚上7点左右，我爸打来电话，问，你们到哪儿了，情况好像不太对，现在可以折返回上海吗？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到鄂州了，仅距武汉一个多小时车程。都开到这里了，回上海好像有点说不过去。更何况，“198”这个数字相较武汉的千万人口，看上去仍然只是个小数目，我们想：回去小心点，少出门，就没事了。
就这样一路逆行，我们回到了武汉。此后的两天，“潘多拉魔盒”似乎被打开了，全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路边车辆上有“封城”那天贴上的封条
1月22日，同事发来消息，公司隔壁楼的上海电气的一个员工曾去武汉出过差，返沪再赴北京出差时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我们公司立马紧张了起来，要求春节期间到过武汉的人员返沪自行隔离14天。晚上老板还发来消息，让我注意安全。我求生欲很强地回道：“谢谢老板，回来还要上班，必须平安!”当时，我心态还不错，实在不行大年初二就往回走呗，总还来得及。
但就在第二天，一切都变了。早上8点，我还没来得及看新闻，在媒体工作的大学同学就发来消息，说武汉10点“封城”，他们的前方记者现在全部撤离，让我们赶紧走，不要犹豫。
“封城”？非典的时候似乎也没这么干过。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会不会全城哄抢物资？会不会停水停电?我跟着老公跑到超市，一边扛大米买泡面拎农夫山泉，一边在微信上跟同学沟通武汉的形势到底有多严重。我的心越来越慌。
我问:“帮家里囤好这些东西以后，我们能马上回上海吗?”老公：“再看看吧。”我急了：“如果今天白天你觉得来不及，今天晚上可以走吗？”老公不说话，我更急：“那明天呢？”
老公还在犹豫：“明天是除夕。我们再等等吧，而且高速还没封呢，出得去的。”我不说话了。高速既然没封，就不用急了。
但是回到家，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朋友发来信息，说根据她知道的消息，实际感染人数比官方数字还要多。接着高速路也被封掉了，联想起专家管轶那句“连我都选择做了逃兵”，我彻底慌了：我们回不去没关系，女儿怎么办？武汉“封城”会封到什么时候？非典的疫情持续了那么多个月，这一次传染性更强的新冠肺炎会怎样呢？
路边的药店，开着门，却又锁着门。
躲在厕所里偷偷哭了会，跟闺蜜发泄了下对老公的怨气，我恢复了平静。“封城”至少说明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掐断了向外输出的传染源，至少不会让疫情继续蔓延到全国，这样应该很快就能好转吧？
其实，“封城”之时选择留下，并不只是我们的故事。原本在上海工作的朋友，在春节前回到武汉，陪爸妈一起去采购物资，一起去方舱医院做志愿者;家住北京的同事，带着宝宝和父母，随老公回家过年，一待就待到现在。
不管怎样，一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老公在疫情开始散播的时候选择屏蔽理智，在封城的时候选择犹豫。尽管作为一名前官媒记者，他应该比我更清楚“封城”意味着什么。
1月23日
我也成为了“武汉人”
在这场疫情中，作为一个定居在上海，现在却身处武汉的重庆人，我的心情很微妙。
2003年“非典时期”，我还在重庆读高三。那个时候，“非典”的恐慌只存在于新闻里。大街上没几个人戴口罩，火锅店还照常营业。有人开玩笑说，病毒到了重庆都被火锅烫死了。但这一次，紧邻湖北的重庆已经成为了除湖北以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城市。
我反复跟还在重庆的父母强调要注意防护，他们也告诉我，现在大家出门都戴着口罩，药店里排着队买医用消毒液。面对新冠肺炎，连向来大条的重庆人也变得小心翼翼了。而在上海的朋友和同事则说，消毒液和口罩都很难买到，大家每天战战兢兢不敢出门。我们公司计划在2月开展的营收项目全部停掉，部门上半年的业绩几乎等于泡汤。而我自己被“禁足”在武汉。公司发来通知，要等到武汉解封，官方宣布疫情结束，才可返回上海。
超市采取了限流措施，尽量保证大家的安全。
实际上，我对这座本身没什么感情的城市，也抱有很大的怨气——疫情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不仅是一句“传染性太强”就可以解释的。 华南海鲜市场的“脏乱差”是长期管理不到位的后果；根据各个媒体对此次疫情发展过程的还原与梳理，武汉市与湖北省政府应该早已得知疫情情况，只是并未重视并及时公布信息(连周先旺市长自己都承认，信息公布并不及时)；甚至到现在，对于患者的收治与转移，对于民间舆论的回应，一次次的“神操作”也让人瞠目结舌。
另外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出来。 根据武汉市政府发布的官方消息，在“封城”前，有五百多万人离开了武汉，这五百万的数据是如何统计而来的？里面的人口构成外界无从得知，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这些离开的人等同于传播病毒的武汉人——他们待在武汉不行吗，凭什么来“祸害”我们？
对疫病的恐慌很快变为“遍地开花”的地域歧视。从1月26日开始，这个问题也受到了各方关注。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隔离观察目的是隔离疫情，不是隔离真情;《人民日报》等官媒不断强调“防的是病毒，不是武汉人”；《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了不少武汉人在外的遭遇。
可是，真的有用吗?我一位上海朋友在看到新闻报道说1月23日至1月27日期间，有1.88万人自湖北进入温州，其中大部分是返乡过年的温州人，但他的第一感觉是:这些都是可能传播病毒的“武汉人”。
武汉人甚至湖北人在外很难找到容身之所，同时也难以获得众人的理解。我的朋友圈里有人说，他们受点委屈怎么了，我买的滑雪季票没用完，还损失了一千多块钱呢。有个别湖北人抱怨集中隔离点的食宿，我有同事评论:看看湖北人干的都是什么事，太矫情不要脸。
路边一家小卖铺还倔强地开着，老板仍然没有戴口罩。
而身处疫情风暴中心的我，也成为了一名“武汉人”。“角色代入感”让我为武汉人感到委屈与激愤——疫病可能在任何一座城市发生，只是这一次落在了武汉，就应该是武汉人的错吗？逃离疫区不过是求生的本能，换成那些骂武汉人的人，他们就会乖乖留下来吗?
我忍不住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大意是不要把对个体行为的不满上升到地域歧视。有人当晚就很激动地给我留了言，说为什么“非典”的时候没有人骂广东人，现在大家对湖北人群起而攻之，都是因为湖北人自己做得不对。有人说，在生死面前，求生是本能，歧视也是正常。我想，也没错。地域歧视本就存在，在生死面前，同理心或许更不值一提。只是，这种“可以被理解”的情绪，就应该成为政治正确吗？
我不知道，如果“封城”时选择离开武汉，如今我会是怎样的心情。庆幸、惭愧还是觉得理所应当?但是我知道，在“封城”那一刻，我的父母想我走，我的同学催我走，即使到现在，我的朋友还在问我，能不能尽快“逃”出来。无论他们对“武汉人”是否抱有偏见，他们仍然希望我成为一名“出逃者”。
1月30日
无所适从的“封城”生活
刚“封城”的时候，不少朋友问我，武汉东西还好买吗?蔬菜是不是涨价特别厉害?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至少家门口的超市和“封城”前没多少差别，大米面粉肉类泡面都有，蔬菜种类少了点，水果不那么新鲜，价格倒是没怎么变。连上海紧缺的84消毒液这里都有存货，有一次我们甚至还在超市边的小药店买到了一次性口罩。大家都有秩序地排队，也很自觉，只买有限的数量，毕竟，其他人也需要口罩。1月30日那天，老公正好去了趟超市，还看到了上架的“爱心菜”，大约就是被质疑为何进行公开售卖的寿光蔬菜。
超市里摆上了爱心菜，便宜实惠还很新鲜。
物资即便有点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但让我头疼的是，女儿的这一个超长寒假要怎么安排?
刚“封城”的时候，我想在网上给女儿买点习题集，老公想买块瑜伽垫锻炼身体。他率先在淘宝上下了单，问客服是否可以发货到武汉。客服回道：“兄弟，你开玩笑呢？”然后，老公申请了退款。他不死心，又买了小米盒子，最后对方也告知，快递无法发至武汉。疫情之下，神通广大的淘宝也无法触及武汉这座孤岛。
已经停止营业的菜场门口，有一对夫妻还在兜售蔬菜。问他们好不好卖，他们笑笑，不说话 。
好在同事发给我一个四则运算练习的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各种类型的算术题。同事再三交待，千万不要告诉女儿这么“坑人”的东西是他提供的，朋友还给我发来了英语绘本在线阅读链接。这些学习工具引发的亲子矛盾也不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和女儿在家里互相嚎叫。
背唐诗对7岁的女儿来说，算是最简单的任务，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加大每天的任务量，但这肯定又避免不了一场闹心的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和她耗。
有时候，我也觉得小家伙很可怜。武汉家里没什么玩具，女儿只能拿着从上海揣来的各种小橡皮和几个毛绒玩具，或者利用纸盒子、衣夹之类的现有资源，玩过家家。带来的两三本故事书，也已经翻了好几遍了。2月1日那天，我们想带她去附近的公园放放风，那是她到武汉十多天以来第一次下楼。那个时候，我们小区已经出现了好几例疑似病例，爷爷奶奶很担心，不让去，她失望极了，大哭起来。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才得以出门，但到了公园门口又发现，因为疫情的影响，公园也关门了。于是，我们在公园门口给她拍了一张照片，就悻悻地回家了。
我不知道等女儿长大以后，是否会记得在2020年的春节，她也成为了一段特殊历史的见证者。但我希望，以后她都不要再有这样的经历。
女儿开始自行开发新玩具。她把衣夹按大小进行分类，想象它们是海洋中的各种鱼类。
2月1日
我们都只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武汉是由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并而来。这次新冠肺炎可能的发源地华南海鲜市场位于汉口，武昌在汉口的东面，与其隔江相望。我们所在的小区则位于武昌的东部，一开始几乎没有受疫情的影响，加上早期对疾控的宣传并不强，所以在我们回到武汉之前，公公没有丝毫的防护意识。他不戴口罩去菜市场，甚至还坚持除夕夜要在外吃团年饭，最后在我们的劝说下，才不得不取消。
防护服+护目镜+口罩，这是我看过最厉害的超市购物装备。
但接下来，每天确诊的人数以成百上千的速度增加，公公和婆婆也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家里的垃圾两天才倒一次，四至五天去一次超市，其他时候概不出门。每次出门回来，婆婆都会用消毒液把我们的外套都擦一遍，裤子拿去洗掉，甚至要我们先去洗澡。家里有刚7岁的女儿和老公年逾九十的爷爷奶奶，都是易感人群。面对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我们都变得小心翼翼且焦虑。
1月28日，新闻报道了北京首例新冠病毒致死病例，而患者就是此前公司隔壁楼那位确诊的员工。他只有50岁，却仍然因呼吸功能衰竭而去世。他生前在武汉可能也就是搭了一趟火车，走了一段路，开了一次会，究竟是在哪里感染了病毒，谁都不知道。我想到去菜场没有戴口罩的公公，后怕不已。后来又听说婆婆闺蜜的同学在1月底的时候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同学的武汉朋友的姑丈也没能扛过去，去世了。
但到此，我都没有真切感受到对疫病的恐惧，直到两天后的晚上。
“封城”之后，因为蔬菜吃得少，加上空气干燥，女儿的嘴角开裂了。我给她抹润唇膏，却不见效，伤口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化脓，嘴唇上还有了新的溃疡。这个时候，也不敢去医院，只能自己当赤脚大夫。我给她上了百多邦，用了两天也没改善。
1月30日晚上，我发现女儿的额头有点烫，测了下体温，37.6°C。我的脑子“嗡”的一下炸了，各种念头碎片般涌了出来:发热是什么原因?是新冠病毒，还是因为嘴角的伤口?现在要去医院吗?不行，现在去医院要么被感染，要么被隔离，更危险。那不去医院，继续发烧怎么办?如果真的是新冠病毒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我强迫自己重新梳理了一下思路，推断是嘴角溃烂导致发炎的可能性比较大，于是和老公商量，第二天去药店买好退烧药和抗生素，他再问问他的医生同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整个晚上，我睡不着，每隔一会就起来摸摸女儿的额头，确认热度如何。我想都不敢想，如果她一直发烧会怎么样。那一刻，我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好在第二天，女儿的烧退了。我们悬着的心总算归回原位，老公同事判断应该是口角炎，我们按她的建议护理伤口和服药，不敢大意。
2月13日，武汉的确诊病例已达四万八千余人，即便按武汉原有的1400万人口计算，约每300人中就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更不谈还有众多的疑似患者与密切接触者。看似波澜不惊的“封城”日常，每一步都暗藏杀机。现在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只不过是与死神擦肩而过。
2月13日
我们还好，但武汉好不好，我不知道
直到现在，同事和朋友都会不时问我，你们还好吗?我说都好。他们会继续追问，武汉怎么样，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我回答不上来。身处漩涡中心的我们，知道的信息并不比其他人多。我们的判断也不过是盲人摸象。
当不少省市纷纷启动一级响应，各地的社区开始进行封闭式管理时，我们所在的小区还处于相当放松的状态。电梯两天消毒一次，几个出入口随便出入。这让我们觉得疫情好像也没那么严重;但心中又有些忐忑——疫区的管理还不如其他城市，这怎么控制疫情?2月7日，我们终于等来了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的通知，而这距离武汉“封城”已有15天。
2月10日，武汉市政府宣布全市健康普查的排查率已经达到了98.6%。网友们却纷纷表示，自己成为了剩下的1.4%。我在武汉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自己根本没有接收到排查的通知。我们的小区是进行了排查的，只是排查方式与我的期待有些出入。我以为会挨家挨户上门进行排查，但社区网格员只安排大家进行体温自查，并在微信群中告知情况。网格员也强调了，如有发热情况，主动上报。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能理解。那么大的片区，那么多户人家，那么点人手，不可能进行仔细的排查。但我也感到疑惑:这样的排查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牛肉面馆坚持营业，但几乎没有人进入。
但总还是能收获好的消息。可以看到各大媒体的报道逐渐变得乐观:往武汉和湖北输送的医疗支持仍在不断增加，方舱医院的建设缓解了病人收治的压力，武汉周边的城市也获得了不少支援。
老公在他的湖北老乡群里，看到有人直播方舱医院如何从最开始的人力不足、物资不齐，逐渐变得井然有序。从公布的数据来看，疫情蔓延的速度也正在变缓。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认识的还在湖北的亲友一切安好。等等，再等等，总会变好的。
刚“封城”时，我跟同事说，我2月7日左右应该可以回上海。2月1日，湖北省政府决定全省春节假期延长至2月13日，于2月14日复工。2月13日，湖北省发通告继续延迟复工开学，要求省内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20日24时前复工......
现在，我们虽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但我希望，那天不会太远。
老公和女儿给彼此写的信。女儿说，会好好珍藏起来。
撰文高景行
编辑Chryseis
摄影高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