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全民发1万元红包，你支持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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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商业世界 听吴晓波就够了
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并不生产羊毛，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设想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决定今年3月向每位成年居民（有户口，或有居住证，或缴纳社保超过一年）派发10000元……
这其实不是梦。
前天（2月26日），香港财政司公布2020-21财年《财政预算案》，其中就包括一项，向18岁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元港元（约合人民币9000元），预计惠及约700万人。
香港街头派发《财政预算案》
这不是香港第一次无差别发钱了。2011-12财年，港府也曾向18岁及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那一次惠及612万人。
不仅是香港，2月24日，澳门特区政府行政会决定四月起向每名永久性居民发放10000澳门元（约合人民币8700元），每名非永久性居民发放6000澳门元。
这是澳门连续第13年开展“现金分享计划”，只不过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发放日期从七月提前到了四月。
发钱并不总是受欢迎的。
2016年，瑞士曾举行全民公投，决议是否“每月向每位成年公民发放2500瑞郎（约合人民币18000元），向每位未成年公民发放625瑞郎”。结果26个州与半州全部否决，参与投票的250万人中76.9%投了反对票。
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决定给全民发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当地人民决定不要，这是一种怎样的思想觉悟？莫非他们看穿了其中的阴谋？
给全民发红包，究竟是不是一项好政策？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此次发放现金，香港财政司明确表示：一方面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另一方面纾缓市民的经济压力。这也是各地发钱的两个主要目的。
纾缓经济压力的目标不难想象，我们主要来看带动消费能否实现。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边际消费倾向”。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额外得到1元的可支配收入时，会把其中多少用于消费。如果边际消费倾向是0.2，会消费0.2元；边际消费倾向是0.8，会消费0.8元。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数值为正，但小于1，而且收入越是增多，用于消费的占比就越低，这是一条基本心理规律。现实中也是如此，没有哪个政府发放10000元，就指望老百姓真的花掉10000元。
但是除了消费倾向，凯恩斯同时引入了“乘数效应”的概念。大意是说，收入增加，会导致总需求成倍地扩大。
假设所有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都是0.8，一位巴九灵收到10000元，用其中8000元购买口罩；这不算完，卖口罩的巴八灵得到8000元，用其中6400元购买速食泡面；食品店老板巴七灵得到6400元，用其中5120元买了一台跑步机……
* 你可能会问：卖口罩得到了8000元，但还要考虑口罩的成本啊？这其实不影响结论。我们换个方式讲述：口罩的原料供应商、生产商、经销商等等所有人一同得到了这8000元，无论每个人分得多少，都按照0.8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消费，最终支出总和仍为6400元。
消费链条一直传递下去，政府给一个人10000元的红包，将带动全社会总计40000元的消费（8000+6400+5120+4096+……）。
不难看出，边际消费倾向越接近1，乘数效应越大。如果全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0.9，那么10000元的红包，将带动90000元的全民消费。
越是在繁荣时期，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大家更愿意花钱），乘数效应也越大；而萧条时期，边际消费倾向会低到令人发指（大家更愿意存钱）。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由于消费倾向和乘数效应的存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管理经济体系的总需求，从而调节经济周期。
不过，即便是离经叛道的凯恩斯，也没想过政府白给巴九灵10000元这种事。他的方案是兴建公共工程项目，雇佣巴九灵，将10000元以工资的形式发出去，既创造了需求，又解决了就业。
他甚至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如果财政部把旧瓶子塞满钞票，放进废弃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而且影响所及，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可能要比现在多出很多。
当然，大兴土木会是更有意义的办法，但如果这样做会遇到政治或实际的困难。那么，上面说的挖窟窿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总之，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发钱刺激消费是有效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反对。他在《消费函数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简单来说，就是某人在某一时刻的消费决策，不是由他当前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预期的长期平均收入决定的。
因此，10000元横财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很小，人们会把这笔临时收入分散到很长一段时间里，从而削弱它的力量。
总之，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发钱刺激消费是无效的。
有趣的是，正是弗里德曼本人，创造了全民发钱这种设想。在《最优货币数量》一文中，他写道：
让我们假设，某天一架直升机飞过这个社会的上空，并从天空中扔下1000美元钞票，这些钞票被社会成员迅速捡起来了。让我们进一步假设，每个人都确信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事件，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因为这篇文章，后世常常将全民发钱称为“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
弗里德曼并不是在做政策建议，只是通过这样一种假想，来讨论货币量变化对物价、消费和产出的影响。但是他的这个假想，却激发了很多政策制定者的想象力：“原来还可以撒钱！”
于是就有了后来那些真实发生的政策，我们终于得以窥见，发钱刺激消费究竟有没有用。
2008年初，金融危机之下，种种经济指标预示着衰退。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他因为支持直升机撒钱，被称作“直升机本”——在国会作证时表示，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府支出和税收优惠政策来刺激经济。
小布什政府迅速行动，展开了一项涉及1.3亿美国家庭，总额1070亿美元的特别退税计划（这成为《2008经济刺激法案》的重头）。
说是退税，实际上只要年收入超过3000美元，即使没有净税负也可以拿钱（高收入者的退税会逐步减少）。个人可以获得300-600美元，夫妇可以获得600-1200美元，他们的未成年子女可以获得300美元。
在退税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承认，不确定最终的效果。
在退税之后，一群“终于见到活的直升机撒钱了”的美国经济学家，开始了激动人心的统计和测算。
路透社和密歇根大学的联合调查显示，收到退税的人里，只有五分之一大幅增加支出，而有一半的人表示，将大部分用于还债。一年后的测算结果是，大约1/3的退税被用于消费（边际消费倾向 = 0.33），退税计划仅提供了“温和的刺激”。
另一项研究发现，退税使得普通家庭非耐用品消费量增加了3.5%，使得低收入家庭非耐用品消费量增加了6.3%。据此估算，退税使得2008年第二季度美国非耐用品消费量增加了2.4%（不考虑乘数效应和物价效应）。
总体来看，钱没有白撒，还是有点用处的。
2008年底，“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也曾建议中国政府，与其开展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如向全民发放总计1万亿人民币的购物券，人均800元左右，限期3个月消费（强行让边际消费倾向 = 1），这将刺激14.4%的有效需求，提振经济。
“如果达不到效果，可以下个季度再发一次。”
问题是，这些政策的代价呢？
全民发钱，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以瑞士为例，如果每月发钱的方案——与偶尔发生的直升机撒钱不同，定期全民发钱被称为“无条件基本收入（UBI）”——获得通过，根据官方估算，瑞士将每年为此支出2080亿瑞郎。
其中1530亿瑞郎直接来自税收，550亿瑞郎来自社会保险、社会辅助支出等账户——瑞士当年的财政预算收入只有666亿瑞郎，不收税怎么发钱呢？
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并不生产羊毛，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薅了羊毛织成毛衣再给羊穿上，究竟是更暖了还是更冷了，绵羊自知。
瑞士全民公投
因此，瑞士人民拒绝了全民发钱。
直升机撒钱也是一样的，小布什的退税计划带来了高额的预算赤字，在他的任内，联邦债务翻了一番，达到10万亿美元。
至于香港和澳门，大约真的是政府财大气粗。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在2019-20财年经历了15年来首次财政赤字，但仍有超过1000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常住人口750万）。而澳门受益于博彩业，有超过5000亿澳门元的财政储备（常住人口67万）。
想一想内地的地方债务风险……全民发钱这种事，对我们来说，仍然仅限于理论探讨。
当所有选择都是取舍的博弈
正义与现实，法律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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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当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