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黄家宅71号搬来的第一天，工友帮我一起搬的家：一床被子，一只煤油炉，一只钢精锅，一小半袋大米，傻瓜相机，一只塞满衣服的行李箱。我的全部家当，那是9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两家距离不远，放了工我推着借来的自行车搬家，狭小的巷道，拐弯处的自行车铃叮叮铛铛地催促着放工回来赶路的脚步。总有工友在拐弯巷口那家杂货店买牡丹牌香烟，46号就由这家杂货店进里，不到20步就有大大的“46号甲”的手写黑体字在墙上。那条巷子以及附近七横八纵的巷子在几个月前灌满有关“还珠格格”的歌：《当》和《雨蝶》。现在几乎不看电视剧的我那时候几乎一集不落，遇到加班的日子会失落得魂不守舍。
舍友有一台12寸的二手黑白电视机。羊角天线上的信号接收环已经掉落，外面刮风电视屏幕就飘雪花，羊角天线总是找不到最佳的夹角获取满意的画面，舍友像提着木偶跳舞那样不断摆弄，直到放弃为止。
换了个陌生的环境对我来说，既有新鲜又有距离感，住在71号的时候，一间屋子住8个人，四张双层单人铁架床，八只煤油炉，八只钢筋锅……早上洗脸刷牙都要排队。46号只有三个人：我，吴哥，康兄。电视机是吴哥的，我睡在康兄的上铺，晚上的时候我们三个头的朝向是一致的——都盯着那台时不时飘舞雪花的黑白电视机。
一开始，我们很少有长时间的交流，我和康兄年纪相仿，他爱画画，铅笔素描。有一支不常吹的箫。他从不肯我碰他的箫，偶尔吹的时候很专注，背倚着门框，手指封住音孔，指尖时起时落，箫声委婉深沉。他的指节修长不像我的粗短。不过，只有在想念女朋友的时候他才会吹起我早已忘记的曲调，而大部分时间里箫是空闲的。
冬天的夜里一切好像都是荒芜的。远处的万吨高吊默默的停着，黄浦江里的船只也泊在岸边。
耳边响起号声。圆号，康兄好像听得出来，不对，长号，康兄怀疑自己的判断。我的脑海里怎么全是唢呐。我也附和着否定了我的想法。那号声粗旷，断断续续像是初学者在吹奏。气流通过号角传递一种高傲的威严。号声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断断续续，肝肠寸断。号声来自46号甲，我们隔壁。房东的哥哥家。
黄家宅住着几十户黄姓人家。71号的房东也姓黄。46号黄家弟兄姐妹四个，大哥和两个弟弟老死不相往来。还有个姐姐远嫁高桥，母亲在弟弟这边生活，住在楼下，一间光照昏暗的小房间。浦东开发的两年里，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黄浦江东岸，包括黄家宅所在的朱家门一带家家户户出租给了务工的外地人。46号甲和46号本来是一家，一定是因为一些利益纷争中间有了柏林墙，三八线——一堵人头高的石块垒砌的墙。从此兄弟手足不再。
我是偶然的时候在似懂非懂的沪语里听了些有关兄弟不和的说法。包括排行老二的房东在每个月收房租的时候，他会和吴哥交流几句。有时候吴哥的不解也是在房东嘴里或多或少得到一些答案。
隔壁的号声常常没有规律地响起，又在夜幕里淡然消失。抑或是中秋夜，抑或是某个纪念日，我和房东的大哥——那个住在隔壁的吹号人——几乎没有打过照面。他吹号的时间，几乎都是夜晚，就在窗台上，从不忌讳天色，也不在乎曲调完整，断断续续，时而高亢时而低回，时而温柔婉转，时而悲愤交加。我猜想不出号乐的穿透能否抵达两个弟弟的耳鼓，能否带着一些压抑的宣泄诉说给母亲。
高高垒砌的石块挡住了邮递员的投递，我的家书通常是搁置在那条高高的石头垒起的墙上的，抄近路的路邮递员也会高高地朝这边喊一声。我下班的时候总是不忘踮起脚尖看看。默不作声的老太一个人在房间里恰似不存在。经过她房门前的时候，我也看不见她胖还是瘦。当然也没有任何言语，怕是我听不懂她的话吧。
不久老太太过世。那天，我忙于加班很晚回来。回来照样查看那石块上可有家书，照样点起我的煤油炉生火煮饭，照样听见号声在隔壁窗台上响起，那一夜，号声绵长、悲凄，好像一直没有停下来。我猜想，吹号人一定眼含热泪，那泪水沿着号的棱角一滴一滴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