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卫生系统是建立在“伪科学”上

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是幸运的，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难题。

当今，关于健康的“伪科学”成为了一种潮流；但相比于伦敦维多利亚时期的疯狂，这显得小巫见大巫。那个时候，一场病可能要了你一条命；而那时候的治疗手段更让你匪夷所思：蒸汽熏阴道来治疗痛经，用浮箱来消除焦虑。在19世纪的英国，一些关于健康的“伪科学”误打误着的挽救了伦敦；但也引起了大麻烦。

直到19世纪60年代，路易·巴斯德，“微生物之父”，才通过他的“鹅颈中的肉汤”实验证明了病菌的存在。直到1879年罗泊特·科赫才总结出一些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科学打开了这个缺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直到1884年，伤寒，肺结核，霍乱，痢疾，疟疾，破伤风，肺炎和其它有微生物引起的治病都找到了他们的“罪魁祸首”。

“鹅颈中的肉汤”实验：巴斯德把澄清的肉汤倒入两个鹅颈烧瓶中，把其中的一瓶肉汤A煮沸，而另一瓶肉汤B则不加热煮沸。几天后，未煮沸的肉汤B变得浑浊，而煮沸的肉汤A仍保持澄清。接着，巴斯德打破了盛有澄清肉汤A的鹅颈烧瓶的瓶颈。数日后，澄清的肉汤A变得浑浊。

在此之前，治病就像傻孩子过家家，或者只能得到错误的建议，包括在《国家医学指南》中提到的“身体不干净会阻止出汗，让导致生病的有毒物质深藏体内，所以生病的时候需要洗澡保持毛孔通畅”。任何一个出汗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是不科学的；但是“排汗”等于“排毒”的想法深得人们的认同。

在维多利亚时期，健康领域最大的“伪科学”是：臭气云绕的城市生活不但让人非常不舒适，而且是致命的。气味通过“瘴气”导致生病，甚至威胁生命。作家李·杰克逊在他那本《肮脏的老伦敦》中如此定义“瘴气”：恶臭的气味，特别是带有腐烂的气息。

虽然这些“瘴气”不会引起疾病，但发出这些“瘴气”的腐败物质却会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而我们可以想象，在城市，这些腐败物质的问题是最严重的。而在快速扩张的大都会“伦敦”更是首当其冲。这些气味中最主要的是男人随地小便的味道。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卫生间；事实上，那时候女性很少出远门，因为很少女性可以接受在大街上小便。在城市中另一个气味来源是垃圾。生活垃圾被堆放在路边，里面有煤渣，骨头，牡蛎壳，腐烂的蔬菜，腐烂的鱼，或者死去并腐烂的小动物。

每一个房子的后院里都有一个化粪池里，装满了人类的排泄物，即使是富有家庭的房子也是如此。每天晚上，有专门清理的人（night-soilmen）穿街过巷的来到每个家庭的后院，从这些化粪池例清理出排泄物。家境不好的人们可能几家共用一个化粪池；有的化粪池中的排泄物可能会满溢出来。当时，并没有一个城市的法规规范这些化粪池的建设，人们以“最方便”的原则建造这些化粪池。在伦敦，这些排泄物所污染了地下的土壤，甚至渗透到地下水中；而当时人们主要通过打井把地下水作为主要水源。

如果你觉得这些排泄物是最糟糕的情况，那么，你错了。你忽视了一个东西，人的尸体。在城市，墓园更像是一个用于分解尸体的地方。尸体可能会根据“需要”被埋在墓地里。在一些规模较小的墓园，“邻居”们挨得非常近，甚至新的尸体会埋在旧的尸体上面。有时候，旧的尸体分解完以后，骨头会被挖出来存放在骨盒中，以便腾出更多的空间。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叫做“温泉场”的地方总是尸满为患。那时候，伦敦一些小规模的教堂庭院也会埋满尸体。腐烂的尸体接近土壤表面，墓园的气息也成为伦敦“瘴气”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尸体腐烂的气味不会构成健康威胁，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死亡的气息”非常吓人。

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居民喜欢携带这样的器皿，放入强烈气味的物品，来预防疾病

如果你忍受着阵阵的恶臭行走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街道上，并且伤寒，霍乱，肺结核在四周大肆传播，你可能能够理解对这些疾病的病因一无所知的人们为什么会接受骗子的“假治疗”。一个干净的环境，完善的排污系统，合理的公墓（法国人最先提出把尸体运到偏远的农村永久埋放；随后，这个方式迅速被英国人接受并推广），建立公共卫生间，公共洗衣房，用管道输替代打井取水，这些措施都可以减少“瘴气”。随着臭味，疾病的消退，伦敦的公共管理者增加基础建设的做法获得了支持，他们也再接再厉的加快步伐推进这些措施。现在，他们被认为是公共卫生科学的奠基人。

这些效果显著的公共卫生系统却是建立在对“瘴气”不科学的理解上的。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是埃德温·查德威克，19世纪40年代公共卫生系统建设的坚决捍卫者，他不厌其烦的向公众传播“气味引起疾病”的理论，极大的推动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可以说，维多利亚的伦敦是幸运的。

“公共卫生系统的建设是一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这不仅仅是对于贫民窟而言。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间建立起来的排污系统让伦敦免受霍乱和伤寒的侵袭。虽然它是建立在瘴气的错误理论上，但结果确实非常正面的。”

然而，对“瘴气”的伪科学却在其它方面带来了大麻烦。例如，当时的人们不仅相信“瘴气”引发疾病；而且认为具体引发什么疾病取决于那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习惯。“受害者应给遭受责怪”的理论就是如此怪诞的产生了。

根据一个古老的理论，同样一种“瘴气”，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引起肺病，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引起胃病，这取决于每个人的意志和环境。人们相信疾病是由我们的思维模式引起的，因此保持正面的态度能治疗疾病。发展到现在，虽然已经屡被证伪，“意志治病”等“鸡汤”依旧横行。

事实上，现代和维多利亚时期有一个显著的相似之处：“伪科学”是难以打败的。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是什么帮助我们战胜了疾病；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科学对“伪科学”的力量并不正比于科技发展的程度。一些重大的科学进展（例如：约翰·斯诺发现霍乱是由于不清洁水源引起的）在提高公众理解科学的方面却见效甚微。下水道系统的建设，其实是因为对“瘴气”的担心，而不是因为斯诺的发现。

今天，健康领域的“伪科学”通常意味着无效的治疗，甚至死亡；尽管在维多利亚时期“伪科学”非常幸运的还救了人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