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国大城》

《大国大城》是我交陆铭老师的最新著作，主要是通过国际对比提出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一系列见解。文风通俗易懂，推荐一读，在此仅仅提炼几个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点。

中国的人口分布是否合理？

考察人口分布，可以先从经济入手。从下面的几幅经济地理地图（锥形高度代表每单位面积上的GDP产出）可以看出，经济都是高度集聚在几个大城市。

美国经济地理地图

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地理地图

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理地图

对中国来说，看上去经济也非常集聚。这里有一条线被称为爱辉——腾冲线，这条线自1935年被地理学家胡焕庸发现以来，线两边的人口分布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中科院国情小组根据2000年的资料统计显示，东南侧的红色区域以43%的国土面积集中了93%的人口和95%的GDP。而如果我们关注这条线的右边部分，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是不高的。

中国经济地理地图，胡焕庸线(爱辉—腾冲线)

清楚经济分布，相对应地就能推导出人口分布。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说生产要素、人口能自由流动，那么最终的均衡情况应该是人均GDP水平趋同。美国GDP主要集中在加州、德州、纽约等地，但人口也几乎同比例的集聚在这些地区，因此人均GDP水平是比较均衡的。

2009年美国各州GDP份额和人口份额

在中国，户籍制度大大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因此各省的GDP份额和人口份额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人均GDP水平差异相当之大，北上广深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均GDP水平大幅高于其他地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人口分布还没有达到“平衡”。

2010年中国各省份GDP份额和人口份额

城市应该多大？

城市人口预测中有一个齐夫法则(Zipf's Law)，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次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这个经验公式虽然不知原理为何，但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数据所验证。

那么，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多少是合理的？陆老师将全球142个国家最大城市的城市人口与国家总人口做了对比分析，发现拟合度非常之高。从下图来看，上海、孟买分别是中国、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它们目前还处于线下方，也就意味着这两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依然处于城市化进程之中，人口依然在集聚。

国家人口是首位城市人口的主要决定因素

就上海人口规模来说，实际上是一次次地突破“规划”。2003年，提出上海城市将以2000万人为目标，结果在10年之后人口已经达到2371万，在2013年《上海市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总量预期为2650万左右”，可见“规划”已经从控制目标转向预期。不过，在最新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中，又提出要严格落实中央严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要求，至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至2040年控制在2500万人左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口“控制”应该难以奏效。

而根据陆老师所做的人口预测，如果保持上海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发生变化，到2040年人口数量将变成5400万，考虑到生活成本等问题，人口数量大致会在3000万至5400万之间。而如果根据全国总人口决定模型，至2040年上海总人口估计在4100万左右，处于前面范围中间。

大城市该如何发展？

城市为什么会越来越大？经济学基本原理中资本边际收益应该是递减的啊。首先，生产要素的集聚可以使高技术的劳动力和企业产生知识的外溢性，大城市的资本边际收益依然高于小城市。其次，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和承载力也更高，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离大港口距离越近，土地利用效率越高（随着时间推移会越来越大），城市扩张对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东部要远远超过中西部。

三大港口距离与土地利用效率（2006年）。

那么，城市太大，不是会带来各种大城市病吗？是的，城市发展的问题核心是解决“3M”问题，即拥挤(Time)、污染(Grime)和犯罪(Crime)问题，他们是城市发展的成本。这里可看全球最大的城市——东京，东京都人口1200万，占日本人口的十分之一；东京圈的人口是3600万，全日本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这个狭小的地方，而东京圈的面积仅仅相当于上海加上苏州，仅占全日本国土面积的3.5%。东京人口密度如此之大，人们同样面对高物价/房价、上班时间长等问题，但由于东京通过良好的公共交通、城市治理不断降低3M，人口依然在不断集聚。

就人口密度而言，可以做一个国际大城市的横向比较，从下面这张图里可以看到上海的人口密度情况是和世界主要大城市相似的。事实上，上海依然还有许多农地，随着城市化的继续推进，地铁等公共基础建设的继续完善，我相信上海的人口规模仍会继续扩张（这也是保持区域经济及全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必然路径）。

世界主要大城市人口密度随离城中心距离衰减的情况

几点建设意见

陆老师在书中反复提及一些政策建议，总结如下：

1、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建设用地指标在不同的省(区、市)之间根据劳动力情况进行再配置。

2、各地区经济规划需分化，地方官员政绩考察不能以区域GDP作为首要衡量指标。

3、尊重市场规律，放宽大城市人口限制，尤其是不能只留高端人才，驱赶低端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