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上帝是否存在是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早期作品的一大主题。而《第七封印》无疑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今天，欧洲基督教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伯格曼式的怀疑后，已经普遍失去了它传统意义上的信众。尽管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基督教在欧洲已经被判了“死刑”，但回到欧洲古老的异教传统中去吸取原始生命力无疑是今天欧洲精神的一种时尚。这一点，从《哈利波特》到《指环王》的风靡一时即可窥其端倪。
而在现代性过程中丧失了自我主体文化认同、梦想着象欧美国家一样地“崛起”的某些中国人，却似乎更热衷于将基督新教意识形态全盘借用过来以作为加入欧美“大国合唱队”的入场券。我们姑且假设这样的企图可以实现，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从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中，中国基督教对“伯格曼式的怀疑症”有免疫力吗？
可惜的是，某些自认为肩负着“中国福音化”使命的“基督徒”在故意回避这个问题。就象所有撂地摊卖打药的一样，他们向所有不太喜欢用脑子想问题的中国人保证：“福音化”这味药“包治百病”。只要一吃，中国人那堕落与萎靡的精神立即就会象美国的摩天大楼般“勃起”。
可“福音化”这味药是否包治了欧美世界的百病呢？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就不说了，在美国，20世纪初以及中叶的残酷的社会现实至少证明基督教扮演的角色并不比今天中国的“八荣八耻”更有说服力。由此可以推知，今天欧美世界这一点文明与进步与其说受惠于基督教不如说受惠于他们所经历的巨大苦难。
那么，这巨大的苦难与他们的基督教传统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要为那些苦难负责呢？
伯格曼在他的电影作品《第七封印》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电影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从圣地败绩归来的十字军骑士安东尼斯布洛克一回到家乡就让死神给盯上了。而他此时陷入了对上帝的要命的怀疑中。他在祈祷中问，为什么上帝总是藏在黑暗的角落里，不给基督徒一个可见的证明其存在的证据？而他现在更需要的不是对上帝的信仰而是关于上帝的知识。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骑士和死神对弈打赌，以延缓其必死的生命，来解决这个要命的问题。
骑士的侍从是个“在女人的大腿间得以存在”的人，他愤怒地发现一个从尸体身上偷东西的人就是原来劝说他们加入“圣战”的神学院学生——— 一个似乎更懂得基督的人。想起自己这些年白白浪费的生命，侍从差点干掉这个过去的“神棍”。
骑士遇上了以表演滑稽戏为生的演员约瑟夫两口子。他们是与骑士完全不同的一种人，他们似乎只生活在当下的快乐中，并没有一般基督徒所特有的对“上帝”的过分畏惧与对“永生”的强迫性渴求。但演员却从自己单纯的眼睛里看见了圣母与圣婴。
演员的生活让骑士似乎感悟到了什么。骑士决定保护演员两口子去自己的城堡，以免遭到瘟疫的侵害。路上，他们遇上了一个正要被烧死的“女巫”。骑士急切地想从“女巫”口中确信魔鬼是存在的。因为那样至少证明了上帝也是存在的。可骑士从“女巫”的眼里看见的除了恐惧什么都没有。骑士更加地绝望。
途中，演员两口子发现了骑士与死神的对弈，吓得逃走了。最后，骑士一行人回到城堡。晚餐的时候，他们一起念起了《启示录》中的一段话“···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这时，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朝向一个方向，死神来了，正等待着收割他们的生命。他们纷纷跪倒在死神的脚下。
故事的最后，在明媚的阳光中躲过一劫的演员夫妇遥望着那些成为死神的奴仆的人们远去是身影，不免有些怅然。
在这个电影中，我们看到了背负了两种不同命运的人，一种是受诅咒的生命，一种是蒙福的生命。在受诅咒的生命中，既有虔诚的为“基督”而征战过的基督徒，也有“在女人的两腿间存在”的享乐主义者。而蒙福的生命却赐给了那些单纯地生活在当下的只知道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人。
那么，为什么象骑士那样正直而虔诚的基督徒却在“上帝”的“沉默”中被抛给了虚无从而成了死神的奴仆呢？难道关于基督教的那些说教统统只是些恶毒的谎言？
骑士的疑问也就是欧洲精神的疑问，为什么“福音化”（新教意义上的）的欧洲赢得的竟是两次世界大战？
其实，伯格曼的疑问并非没有答案。很多杰出的欧洲思想家都在从不同的侧面试图解答这个问题。被首先追问着的是，欧洲自命的“基督教精神”真的是属“基督”的吗？斯宾格勒在其《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揭示：西方精神的实质是一种“浮士德精神”。对于时间的强烈意识驱迫着西方人总是向往着未来所敞开的无限可能性。对无限的渴望被西方人装在了基督教言说的框架之中，而这其实与早期基督教所属的精神类型（麻葛精神）是迥然不同的。如果说西方精神的象征就是遍布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与钟楼的话，那么早期基督教精神的象征则是拜占廷式圆顶教堂与清真寺。前者驱使人分秒必争地追寻无限，而后者则让人在上帝那巨大的穹隆般的神秘与静谧中获得灵魂的安顿。
由此可见，西方精神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基督教精神，而是一种与原来的基督教精神不同的东西。因此，西方精神所遭遇到的对“上帝的怀疑”从本质上讲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上帝”不如说是它自己的镜像。也就是说，怀疑本来就是追求无限的西方精神的命定处境，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走向无限的过程中不被怀疑。所谓“把福音传遍地极”只不过是把怀疑传遍地极并借以克服自己所不能承受的怀疑而已。
因此，既然这个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向世界传播“浮士德精神”的西方精神所遭遇的不过是自己命定要绝望的自我镜像，那么在“上帝”的“沉默”中被抛给了虚无就不是一件不合逻辑的事了。
那么，“浮士德精神”又为什么会被死亡抓住呢？
所谓“浮士德精神”就是永不知足的生命意志走向“旷野”的无限过程。正如弗洛依德所揭示的那样，支撑着意识层面的“生”的冲动的，是无意识层面的“死”的冲动。因为强大的生命冲动是以对死亡的“剩余压抑”为前提条件的。当死亡冲动成为无意识而找不到它的象征性表达的时候，则死亡将会在无意识中悄悄的积聚能量，以图对那一意孤行的生命意志实施其隐秘的颠覆。
十字架正好是死亡冲动的象征性表达。是无意识为生命个体所找到的克服被死亡冲动所彻底征服的解决之道。当耶稣的“死”呈现了人无意识中的死亡冲动时，人对“死”的交付就神奇地转变成了人对死亡冲动的克服。而这正是耶稣所说“为我而舍弃生命的反得着生命”这句话所隐藏的奥秘所在。
然而“浮士德精神”与十字架的信息正好是背道而驰的，它为自己找到的“克服”死亡冲动的方式是一边把自身的死亡冲动投射向无尽的外部世界，一边从内部对它采取更加严厉的压抑政策。前者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征服整个外部世界，把整个世界变成自我的镜像，从而克服自我的虚无。后者的表现形式则是让死亡被禁锢在一个“安全”的宗教教条的言说体系中，让它成为一个不被充分认识到的东西从而否定了它的存在。
这一“浮士德精神”精神在西方基督教中的表现形态就是：用所谓“福音”去征服异类审判异类的偏好远甚于认识并融入上帝的神秘的偏好；对浅表僵化的教条的强调和维护的偏好远甚于对上帝的信息的理解与感受的偏好。在这一“浮士德精神”的偏好中，基督教变成了一个道德法庭，而基督徒则变成了这一法庭的“陪审员”和“耶稣党”党徒。而打击异己也就成了这一精神类型的最大乐趣。
“浮士德精神”所努力宣扬的与其说是上帝的信息不如说是对无限的焦虑感。在巨大的无限跟前，恐惧而焦虑的人们总是需要他人和自己保持一致，这就是归顺于这一精神的人们热衷于传教的动因。
当然，“浮士德精神”也正因为它对无限的渴求而造就了一个势将压倒一切的西方物质文明。如果说“浮士德精神”发展下去的宿命就是怀疑上帝的话，它也为自己的怀疑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制造出一个能“说话”的上帝去代替原来那个不会说话的上帝。这个会说话的“上帝”就是现代工业及信息技术。并且，这个“浮士德精神”会以最雄辩的语言说服整个世界去信仰它。
难道我们现代社会所真正信仰的不正是这个“技术上帝”吗？难道“浮士德精神”还需要原来的那个不会说话的上帝吗？
然而，这个“技术上帝”带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物质享受，也带着最深刻的精神诅咒。在这个诅咒下，那带着灵性的丰沛的万物逐渐地在人们眼里退化成僵死而带毒的消费材料，并在向人们提供挥霍的快感的同时，把人彻底地变成了物质性的惰性的存在物。就这样，人在高举着征服了无限的大旗的欢呼声中，把自己彻底地变成了死亡的奴仆和无生命的物的奴仆。
正是这个“技术上帝”才是某些西方传教者真正塞给我们中国人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们真正崇拜的也恰恰是那个“技术上帝”。我们只需要看看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所掩饰不住地对美国式物质文明的羡慕并认为这是“信基督”的好处就不难想象这一点了。或许，许多中国基督徒们对此会坚决否认，并认为自己信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不过，这些基督徒们或许真的该问问自己，是更热衷于领受上帝带给自己的丰沛而神秘的生命呢，还是更热衷于充当他人的“宗教裁判所”；是更更着迷于上帝那伟大的神秘呢还是更着迷于西方的物质文明。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我不知道我们的时代是不是天使将要开启末日的封印的时代，但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被死亡的力量所奴役得最为厉害的时代。有的人即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将成为死神的奴仆，只要他象浮士德般地永不知足地把他的焦虑与死亡投射向整个世界以获得其存在。而有的人则将蒙上帝的赐福，只要他单纯地把给他人带来快乐视为自己最大的快乐。这就是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所要告诉我们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