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公地悲剧

1833年，英国一位业余数学家威廉·福斯特·洛伊德发表了一本小书：《关于控制人口的两课讲义》。在这本小书里，洛伊德凭着观察和想象作了这样一番逻辑推衍：有一片牧场，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放牧。作为一名牛仔，你想养多少牛就养多少牛。

数百年来，这里似乎相安无事，因为战争、偷猎和疾病总会把人口和牛的数量保持在土地的承载能力以下。

终于有一天，人们长久渴望的和平幸福地降临了，但是，这竟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悲剧。每个人都想多养一头牛，然后再多养一头，牛的数量很快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

每个人都自发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每多养一头牛，收益全归自己，过度放牧的代价却由所有人分担。

这当然是划算的买卖。但是最后，土地抛荒，所有的牛都饿死了。

洛伊德的这本小书和这个故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直到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内特·哈定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题目直接就叫《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哈定借用哲学家怀特海对“悲剧”的定义：

“悲剧的要素不是悲伤，而是不可避免。任何逃避都是徒劳的。”

亚当斯密说: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公地悲剧作为一种社会设想的可能性模型，类似的还有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

公地一定导致悲剧？一位经济学家不信邪，就是她。

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1933-2012 ），一位女经济学家。

这位经济学家通过进行实验，然后发现在现实中人们会反复博弈，所以是能够减少悲剧产生的。

其思想精髓的表达就是:

人们不仅仅是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见到持续损失的时候也会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些规则，减少资源的耗散。

这种思想的更早出处就是张五常先生的经济学论文，《一种价格管制的理论（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

通过一系列地分析，熊逸告诉我们面对公地悲剧，个人良知无法做到去逆转这种情形。

但是，熊逸对于公地悲剧的分析不止于此，而是推广开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政府不是一个人，敌人也不是一个人。

1.在小社会里，习俗制约着公共生活方式，不使公地悲剧发生。

2.当社会变大，量变积累成质变，公地悲剧的发生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3.最常见的瓦解小社会习俗的力量是眼界的拓宽，而这正是流动性带来的。

4.《老子》的政治理念是从最古老的小社会的生活方式发展来的，放到大帝国里就会显出内在的矛盾： 它一方面似乎在支持亚当·斯密的经济原理，听任“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一方面又不喜欢流动性，怀念那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结构。

政府盘剥百姓也好，敌人掠夺百姓也好，只要他们不是被高度组织化的，那么他们就是牛仔，百姓就是牧场，公地悲剧注定发生。

这又会让我们想起张养浩的名句：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看这两位大家的思想碰撞，这是一场盛宴，看得很过瘾。

我是断断

祝君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