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的一点感悟

　　中国人喜欢读历史，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祖先崇拜，认为古时啥都有、古时啥都好，老祖宗的锦囊妙计能解决一切问题，怀旧总比创新来的容易，因此中国人“回头看”比“向前看”多得多；二是荣誉感，我们有五千多年的历史，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中国文明是最古老，未曾中断的文明”。曾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我们鄙夷外族的最大资本，因此中国人“谈过去”比“讲未来”多得多；三是功利性，《资治通鉴》所引“纵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灿然者矣，后王是也”，以及“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总结起来就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大家都想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中国人“谈成败”比“谈情怀”多得多。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人对于历史的认知更倾向于线性化和脸谱化，即更多的关注王朝兴替和历史人物的善恶忠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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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中国这个共同体，因其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以及“五行轮替”的“天命论”和“宇宙观”，使其历史保持了长期的整体性、延续性和统一性，政权朝代虽然走马灯般更迭，但始终是“一条线上的蚂蚱”。读中国历史就像撸串，在任何部位下嘴都保持顺畅感，读起来顺口、学起来顺手。

　　西方人尤其是欧洲人也喜欢历史，因其往往将历史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相结合，给人感觉层次更丰富、更立体，他们喜欢历史的出发点更多是“好奇心”。有别于中国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欧洲以“神”为本体的传统使得其在宗教文化方面整体性更强。但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分裂成为延续千年的常态，其历史的展现更像一个“大石榴”，通过宗教的果皮将不同城邦、国家、民族紧紧包裹在一起，当剥开石榴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多核心共同体，需要静下心来、小心翼翼才能将其个体（石榴籽）剥离并理顺彼此关系，分分钟逼死密集型恐惧症的节奏。我第一次接触欧洲史是在初中，确切说应该是一本世界史教材的欧洲部分，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中只留下了古希腊、伯利克里、波斯、罗马、斯巴达克起义、迦太基的汉尼拔这些孤零零的碎片化记忆，当时感觉欧洲历史像《一千零一夜》，故事性强、英雄人物众多，但是形不成一个记忆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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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爱好者对于历史类著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化、主题化、主干化、线条式的写作模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事件、人物多重面向的细致描写、分析揭示。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和需求已经从“步行者的平行视角”转向了“鸟瞰的俯视视角”，这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提倡的“大历史观”极为相似，即“不从单独的事件着眼，而是从各种现象的交互作用来观察整体的变化。”这可能就是历史学家房龙所谓的“登上时光老人修筑起来的巨大的经验之塔”后的看到的景象与感受。在这种大环境下，一部分学者开始对研究领域进行细分，用自己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二次解读和传播，历史的研究呈现出更加垂直化、个性化、原创性的特点。

　　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历史的故事性功能逐渐被解读性功能取代，人们欣赏历史的角度逐渐由“有趣”向“思考”转移。历史之于我们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评书相声”而是触类旁通的“分析剖析”。人一旦习惯思考，对于人生的意义认知就会愈加清晰。如同笛卡尔所说“我思故我在”，当一个人使用理性来思考的时候，他才真正获得了存在的价值。理性可破除习惯、迷信以及种种所谓的已成观念，让真正的思考渗透进自己的人生，那么，他的存在才有真正的意义。

　　如果说思考是探寻意义的“立”，那么文字表达就是总结观点的“成”，即所谓的“知行合一”，把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观点和实际行动。但丁也说过，单纯的依靠思考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口、文笔、画笔把他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知识和科学。日本历史学者盐野七生对此的解释是“只要你试着把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用笔写成文章自然就会明白，大脑中思考的问题只有通过表达这一途径才会更加清晰。”思考是一种凝练总结，而文字表达是一种快感宣泄，是比思考更高层次的二次提炼和加工。有时脑子中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但当你准备用文字表达时会发现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这就是理想与实际之间的距离，也是一个痛苦提炼的过程。从思考到表达，从阅读到写作，因为文字，人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历史和自我。思考使人独立，而文字表达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个性。

　　历史对于人的影响，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太阳照耀而生长时，并不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自己的方式在生长。读懂历史的人，只会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