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秦俟全与吉井忍夫妇之前，看过编辑发来的《Mao的脚步》，那是吉井忍的一篇中文散文，讲的是吉井在九十年代来中国留学一年返回东京后，一场对“再次回到中国去”的愈演愈烈的渴望。后来，吉井称那渴望为“一场热病”。说到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就有些玄妙。据吉井回忆，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政府奖学金”两场考试的间歇，她看到“楼下出现了两只猫，一只是黑的，另一只是灰的，互相玩着，咬啊、追啊，转眼都跑到大楼的墙壁后，不见了。”那瞬间，她仿佛接收到命运之神发送的密码，忽然感到自己“能考上，会到中国去了。”“这种没有根据的自信，仿佛年轻人说‘我要当名人’、‘要去环游世界’时的热情。青涩、孤独、自恋。”
在北京三元桥附近某高档社区的冰场，我初次见到来自中国上海的秦俟全和来自日本茨城的吉井忍夫妇。明晃晃的阳光从湛蓝的冰场上空倾泻下来，空气的味道清澈得不同寻常。他们刚刚完成了拍摄，心情不错的样子，正与来自香港的摄影师小伟进行着礼貌的对话。
去他们家进行采访的计划泡汤了。“之前的房子被房东收回了，刚刚搬了新家，还有点乱。”他们有些抱歉地回绝说。
甘冈从韩风中的冰场走出，吉井的头发还是乱的，裹一件披肩陷在披萨店的卡座里，短暂的倦意和沉默。当我正准备将她的态度解读为对采访的抗拒时，秦俟全温和地问她：“你是摔懵了吗？”她笑起来，承认自己摔得很疼。
他们坚持要在冰场完成拍摄，虽然他们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很文静的人。大约是两人喜欢冰场上独自滑冰的意境吧：虽然在同一个世界中旋转，却是两颗不同的小行星，沿着各自的轨道兀自旋转。这是两只猫的脚步。
这个意象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四季便当》走红豆瓣后，吉井普遍被认为是“把对丈夫的爱做成便当”的“来自日本的中国媳妇”，在公众眼中勾勒出一个日本传统贤良女人的形象。然而我眼前的吉井却像只猫，慵懒、独立、孤傲而疏远，她抗议媒体对她进行“刻板形象”的勾勒，也抵触话题往“美食”、“便当”和“吃”上引导，她反复强调的一个词：“真实”，正在她对提问者的反复“纠正”中显现出来。
“我做的饭没有杂质上其他人做的菜那么漂亮。我没有那么讲究。”吉井说，“杂志上的那些美食的状态是很假的。我觉得很不自在的是，现在太多媒体把做菜看得太重了。你想想小时候，妈妈给你做饭，是每天要做的事情，很自然的。这是生活嘛，没必要拿出来弄得特别漂亮再给大家看。我做菜没有多想。出了便当书后，我对媒体讲吃的特别多，但我觉得其实特别拿出来讲自己的生活或对丈夫的爱什么的，有点假，觉得很不自由，也不喜欢让自己的生活假装成漂漂亮亮的。”
媒体的粉饰性报道不过是“浪漫的谎言”，已足够让吉井与秦厌倦，他们宁愿活在“小说的真实”中。
这“真实”有点让人惊讶，尤其令人羡慕的“漂漂亮亮”的“四季便当”的享用者秦坦言，其实自己时常因为要等待吉井为自己做好便当而迟到，只好打车，这样一来，“打车费就要三十多块”，从成本上讲，“吃便当还是蛮贵的”。尽管如此，秦还是愿意把便当比作“一百美元的汉堡”。这个典故来自飞行爱好者：飞行员经常架势直升机去一个岛上买汉堡吃，汉堡本身很便宜，但算上飞行成本，就成了昂贵的一百美元的汉堡。他想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价格、价值与情感附加值的相对性。“后来我想想，觉得即使上班迟到，等便当还是值得的。婚姻中履行的价值标准是与功利性的社会完全不同的。”
“饮食是我们相处中比较重要的一环。”秦总结说。
但吉井并不赞同。她耐心听完，恍然大悟：“是这样啊，那你以后直接跟我说就好了。这样的话你以后还是买着吃吧，真的不用那么看重，不用想太多。”
“我不能想象自己像水槽里的秋刀鱼一样，让鱼群来决定个体的方向。”吉井曾如是说。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个女孩子始终过着动荡的生活。在日本念大学时，她与其他选择去欧美、澳洲留学的同学不同，去往中国成都做了一年留学生。回到东京，她仍对中国念念不忘，同时打三份工，梦想有朝一日重返中国。凌晨一点钟，她服务的爵士酒吧打烊，她回到群租房中，从冰箱取出贴有自己名字的各道食材，给自己做一份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宵夜。正是这些与“真实”生活相渗透的有关食物的优雅散文，让她在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又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已经是十年后了。再次去往中国学习中药学的梦想搁浅后，她离开东京，作为“代替案”去往台北工作生活了六年之久，又在马尼拉生活数年，直到来到北京，遇到秦，去上海结婚，生活几年，又再次回到北京。
无脚鸟般的生活她早已习惯，虽然时常在凌晨四时梦醒，“刚送到便利店的新鲜饭团、保温箱里的罐装黑咖啡像幽灵一样浮现在眼前”，蜷在被子中的她，听着丈夫的呼吸，徒劳地“等待着《朝日新闻》送报摩托车的声音”。
“安定对我是不重要的。我在意的是舒服。”吉井说。逃离东京，也许是为了逃离日本社会早已为自己设定好的程序：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生活方式。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去承担这些了：吉井忍的妹妹。大学毕业，进入大公司打拼，得到一些，失去另一些。“我妹妹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失去了自由。这很公平。”在明白自己要什么之前，她早早就知道自己不要什么。
秦是她在逃离之路上的联盟者，他们的婚姻是价值观的共同体。
吉井与秦是从好朋友开始的。七年前，吉井在北京一家日本媒体做经济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她与从上海来北京出差的秦在一个法国朋友的告别派对上相遇，他们聊到了日本文学与文化。这场告别的聚会成为他们的开始。
一年后，吉井搬到了上海。他们结婚了，租住在上海图书馆附近的高安路里弄某别墅二层，后来，他们又租住到了复兴路上的克莱门公寓。自由撰稿人的收入不稳定，日子难免有些拮据，但他们不愿离开城市的文化中心。据他们共同的朋友回忆，他们一度考虑过要到嘉兴租房子，以节约生活成本。房子是看过了，最终却不了了之。
有近三年时间，两人都是自由职业者，为避免终日面面相觑，秦开始像上班一样每天去图书馆读书写作，吉井则在家中。“这样很好，我打扫卫生很方便。”这样自由的日子久了，秦感到自己变得有些愤世嫉俗，决定做出改变，去上班。
在上海，吉井跟公寓里的邻居学会了烧中国菜，但她始终无法忍受上海的潮湿气候，似乎仅仅提起便周身不适：湿热的夏天，冷到骨头缝里的冬天。她忍了几年，直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工作机会让秦动了心，他们决定搬离上海。对吉井来说，她是回到北京。
结婚便意味着从此任何事都是两个人做决定了。只要不能达成共识，便是百分之五十的反对力量。表面上看，在哪里生活，吉井与秦总能达成共识，然而这共识背面却总有一个人做出妥协。
再次回来，北京已今非昔比。空气质量时常到了让人无法生存的地步，心情也像天气一般一落千丈。不过，好在她开始在豆瓣上慢慢写作“便当”系列，积攒不少人气，也陆续有了新的写作计划。对秦来说，搬到北京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完全陌生的城市独立生活。在北京的工作从豆瓣换成一家外企，他渐渐适应了工作，也交到了不少朋友。然而空气成了他们不得不长期直面的同仇敌忾的对象，对着身边的朋友陆续地无声无息地离开北京，他们又有了去日本生活的想法。
让人惊讶的是，结婚六七年，吉井的中文越来越娴熟，秦的日语却始终很烂。吉井倒不觉得自己是在迁就秦、“我对中文有兴趣，就学中文。他对日文没兴趣，那也是没办法的事。”然而若要移居日本，这又称为一道难题。吉井开玩笑说：“去日本你可要好好学日语哦，不然只能去饭店洗碗咯。”
吉井把秦看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对任何人都不会说的话，她会对他说。“世界上就只有他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还蛮难的。”她缓慢地、郑重地说。虽然秦坦言说自己最好的朋友是在上海的多年老友。
她不轻易交朋友，对中国人把才见过一面的自己称为“我朋友”大感惊讶，认为中国人所言的“朋友”在日语中对应的不过是“知人”。作为一个“想太多小姐”，她时常感到被秦的中国“朋友”冒犯，这称为她与秦关系中的矛盾导火索之一。因为这些误会，他们的日常谈话中免不了解释和小心翼翼。“中国人真的不会想太多啦。”秦笑着说，这安慰话语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而吉井告诉我，在任何一对看似你强我弱的亲密关系中，一定有某种局外人看不见的力量在其中维系着平衡。
用他们的话说，亲密关系是要保持一点“紧张感”才好的。倘若没有了界限，便要僭越了。他们讨厌被“绑定”，被朋友形容为“有点神秘的夫妻”，很少同时在社交场合出现，即使面对共同的朋友，他们也大都是选择一对一的交流。吉井反感以夫妻为社交单位出现在大家面前，更反感以“我们”来替代“我”的夫妻式叙事。无论如何亲近，也不做如胶似漆的连体婴。“我”这个独立人格，在他们的婚姻中似乎从来没有迷失过和泯灭过。
作为世间最难的修炼，差异与摩擦在这份“真实”的亲密关系中自然也不能避免。吉井说，他们两人的差异并不是中日文化间的差异，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差异。正如两人的吸引也并非不同国籍者之间异国情调的吸引，而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吸引，两人来自生活习惯的摩擦并非不同国别者的生活习惯的摩擦，而是两个生活习惯不同的普通人之间的摩擦。
那么，这份关系自然也会面临两个个体之间的厌倦吧。每天做不同的便当给丈夫并不能克服厌倦，在生活、写作空间中的错开，一点点的疏离和紧张感也未必能够。他们一定也走过弯路，也有互相埋怨的时刻，经历那些之后，吉井说，秘诀也许就是：“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以及“不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如此便能保持一种合适的“节奏”。说到底，是要先客服自己对生活本身的厌倦、不安全感和对对方的依赖。
青春的热病随时间不治而愈，两个独立的个体慢慢学会共同生活。秦将他们的婚姻比作“英式下午茶”，虽然只是紧张的工作之间短暂的停歇，但这短暂的停顿中，却务必是开开心心的。但吉井并不赞同。她评论说：“那不是一种肤浅的关系吗？”她理解的婚姻是“很深很深”的联结。
他们在“不作”上达成共识，放弃了对“一个更好的另一半”这种“浪漫的谎言”的追逐，也对神化这份异国恋有充足的免疫力。说到“唯一的灵魂伴侣”，他们更是乐意为之怯魅。
“说到唯一，你讲一下那个非洲的故事？”秦对吉井说。
于是吉井慢悠悠地讲起：
“一个人要找到结婚的对象或灵魂伴侣，是非常偶然的。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和日本人结婚，日本人的灵魂伴侣是日本人吗？因为他们都住在日本啊，碰到的几率比较高。事实上，住在日本的一个女孩子，她在世界上最好最好的陪伴，很有可能是在非洲某一个地方。但因为她在日本，没去过非洲，所以不可能碰到他。她住在日本，喜欢上了某个日本人，相信这个人是她的灵魂伴侣盒最好的结婚对象。所以我觉得结婚和恋爱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事情。你一旦找到对方，不要那么尽力地测试对方的爱情——他/她肯定会找到更好的。我觉得，就是要知足。”
“这点我有同感。”秦响应道，“人生已经很混乱了，碰上一个还可以的，干吗要那么作呢。我想到小时候的一个故事。一个小孩，他爸爸让他去买火柴，告诉他要保证每一根火柴都是质量好的。他于是把一盒火柴每一根都试了一遍。当然质量是好的，但是逗不能用了。如果真的要寻找最最合适的、唯一的，逻辑上讲，就是要不停尝试。不然，就不要把最最合适捧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真是这么觉得。”吉井感慨道。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两人意见最统一的时刻。“现在太多电影说这是唯一的爱人、真命天子，我觉得这是幻想。为什么这么多人离婚？因为他们搞不懂这个道理。当然真的没办法维持婚姻导致离婚的情况我可以理解。太追求完美不太好吧。人都是不那么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