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员 成庆 （上海，[email protected]）
在几年前的博士论文开题讨论上，曾有教授当面质疑笔者的研究计划：“你们研究近代思想史的思路与方法，为何如今还停留在林毓生、张灏这些过时的传统上？”这位教授毕业自美国名校历史系，熟悉美国史学界的前沿发展动向，有此质疑，自然是有感而发。
粗粗想来，林毓生、张灏等思想史学者的研究，今日在学界内部逐渐被视为过时，不仅是学术界本身新陈代谢的逻辑使然，而且还与当代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大变动有莫大的关联。就以林毓生先生最近重版的名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而言，于1994年在大陆初版之后，一直是思想界与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著作，书中所收录的多篇关于哈耶克、殷海光以及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文章，曾在90年代末自由主义思潮在大陆“浮出水面”时为人津津乐道。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内含一核心问题意识，即民主与自由如要在中国生根，将如何看待乃至转化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加以适应？
林毓生先生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资源来源庞杂，不过主要来自韦伯与哈耶克，前者让他对现代工具理性所编织的“现代性牢笼”有充分的警觉，后者则又使他对传统保有足够的理解与尊重，因此林先生所论述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五四”一代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们存在明显的差别，例如他对胡适的思想就有严厉的批评，认为他只停留在“常识”的层面，而对于恩师殷海光，则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但在学理上却不够深入。对于林毓生而言，理想的“自由主义”，不仅应成为政治的道德与思想资源，而且在理性层面要经得起分析与讨论，显然是将韦伯与哈耶克的问题意识融为一炉。
如果说，林先生的这番苦心孤诣已在台湾部分得到实现，也曾对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今日大陆政治思潮的复杂性却让这本经过增订的“老书”显现出某种“上世纪”的气味，那种即包含道德热情，同时又高度自律的现代自由主义者的形象，突然随着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远去而变得让人陌生，无论是台湾的殷海光，还是大陆的顾准，在经历过90年代短暂的热潮之后，如今纷纷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沦为当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精神已难以通过知识分子的身体力行继续传承下去，林毓生在书中勾勒的那种饱满的自由主义者形象，分明已成历史遗迹。
由此回到开篇处那位教授的质疑，林毓生等学者的思想史研究被学术界视为“过时”，不仅与学术研究范式的转移相关，对于思想界而言，其实也难免折射出某种思潮演变的“时间差”。林毓生在书中所描绘的某种“理想类型”的自由主义者，由于同时面临世俗化、消费主义的挤压与权力的压制，在现实中已难寻身范典型，而今日之自由主义，也陷入某种思想上与实践上的双重危机之中。也正因此，在增补版中所添加的几篇新作中，林先生开始重点谈论“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问题，并且重新将自由主义与“知识贵族”与“公民德行”的关系加以强调，这其实都表明，他开始越来越强调韦伯与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危机的意义，韦伯重在对现代性危机的“破”，而哈耶克则主要在于对自由主义者精神的“立”。
不过，今日大陆思想界显然早已“赶英超美”，不再奉韦伯与哈耶克为圭臬，姑且不论视自由主义为敌手的左翼或国家主义者，就连自由主义自身内部也开始剧烈分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已经开始具有某种强烈的复古气息，如儒家、道家纷纷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形成某些怪异的思想组合，显然，这已与林毓生所构想的自由主义谱系大为不同。
自由主义如何在中国本土生根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大陆思想界而言，已经给出了各种不同的答案。林毓生先生当年因对五四一代的全盘反传统不满，提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可谓有思想上的先见之明，但殊不知短短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却开始以某种极端的复古面目出现，而开始告别前辈们所习惯援引的西方思想资源，这背后的思潮演变，耐人寻味。
那么，自由主义在中国到底会何去何从？它的力量与生命力是否一定要以文化上的彻底复古才能实现？对于传统文化已受重创的大陆而言，这种“复古”到底是“借尸还魂”还是“从头再来”，都是值得观察的思潮动向。
或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林毓生先生今日所要应对的，相比他面对五四一代人的激进思潮而言，将是更为复杂的思想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