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是有明一代最为璀璨的文化焰火，他以书法、丹青、书论、画论和诗文的精绝成就，为晚明壮阔的文化图卷点睛。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董其昌大展中，他的翰墨遗香仍给我们带来震撼、连呼观止，《容台诗集》的佳句和《画禅室随笔》里的珠玑之言自然儒雅，却如狮子吼，更像是照亮后世的艺术明灯。
这次展览除了董思白，甚至还有二王法帖的唐代摹本，有苏东坡、赵孟頫，甚至还有难得一见的奸臣蔡京书法和他为道君皇帝（宋徽宗）的画作题跋，真是意外之喜。
看到董思白的恩师莫如忠的手札，隽永灵动，想见董公能达到遗世独立的审美高度，大概与此有关。这幅书作堪称书卷气的典范，自然的底色之上气韵优雅、收敛而瘦劲，足见书者的积学、见识和领悟；小字精巧到一丝不苟，使人不禁驻足拜读。
而清代收藏家高士奇本来在《蜀素帖》上留有题跋（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载），记录用银五百两购入《蜀素帖》并重装的过程，可惜完整的帖本上也看不到这一段。这次一连好几幅高士奇，算大致有了印象。此公是康熙皇帝的近臣，据传书法能模仿董思白。他的字也让人一饱眼福，清朝翰林的书法儁拔、雍容，是一派风格。
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翰林书法水平相差不大，甚至字写得都相像，这说明馆阁体的功力对书法书卷气的强大支撑作用。
笔者反复欣赏了董其昌的书帖，有以下感触和各位分享。这包括有的书帖奇怪的地方，一时还解不了题，此外还有我读董帖时想到的。比如名家自如的行书手札字都有点像，这正是书卷气趋同的表现，讨论放在后面。
一、王羲之《行穰（穰音瓤，地名）帖》
据说唐代内府收藏的《行穰帖》有近三十字，现在只剩十五个。内容和气韵都断开，残片却越发珍贵。王羲之的书帖在唐代为太宗追捧，被搜罗一时；武则天时又让王家后人全数进献家藏的王氏法帖，勾摹成了《万岁通天帖》，传承为后世皇家《石渠宝笈》和《三希堂法帖》的压卷内容。不知道《行穰帖》在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
卷首“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梁武帝的话，原指王羲之书法“字势雄逸”（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意思是结体与运笔挺拔而飘逸，实际反映出羲之的优雅书卷气和轩昂气宇。
我们知道书卷气和气宇是观察书法的两个层面，可是单看“龙”和“虎”这两句话就很难与具体的观感联系起来，因为这只是观者一时的礼赞，不能倒推所以没有确定性。这也是米芾在《海岳名言》里开篇就明确反对的，米芾强调“切合书家实际，不做过分的称誉”（取自洪丕谟《海岳名言评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这是罕见但非常理智的声音。
1、董思白题跋：“东坡所谓‘君家两行十三字，气压邺侯三万签’者，此帖是耶。董其昌审定并题。”这两句诗取自苏轼《书刘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献之）帖》。
这几行字的书法符合董思白的特点，但笔墨焦枯，行笔竟然显得有一点生涩，这不太符合思翁自己的要求：书作只在“巧妙”二字。总体而言它还算不上董其昌翰墨的上品。
其中引用的东坡诗句是古体诗，所以“家”和“行”不满足近体诗的“逢双必反”，即近体诗要求一句的2、4、6位置上平仄逐一相反；因为是古体诗，这里出句和对句的“压”和“家”也未反。唐宋以后诗人以作近体诗为主，看到格律不合，这本是容易生疑的地方，但此跋引用了古体诗，格律是毫无问题的。
“十三字”在原诗中是“十二字”，引述不严谨在法帖中也并不鲜见。比如“米元章谓‘大年《千文》，观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一），而原句是“若得大年《千文》，必能顿长，爱其有偏侧之势，出二王外也”（米芾《吾友帖》）。意思是“如果得到赵令穰（大年）所藏唐代钟绍京书写的《千字文》”（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想必立竿见影有收获，（我）尤其喜爱这个帖偏侧、奇宕的字势，与二王不大相同。
可见董其昌习惯于把古人文章的大意熟记于胸，个别字不太在意。
2、在《行穰帖》另一段不同颜色的纸上，董思白的长跋就出现了让人费解之处。
《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以下称《年谱》）把米芾《蜀素帖》上董思翁那一段精彩的“狮子捉象”跋文时间，根据内容推定在万历甲辰年（即1604年）五月（《年谱》（55页）），而《行穰帖》上董思白的长跋落款时间是“万历甲辰冬十月”（《年谱》（58页））。
那么按理说两跋都是行书，除了《蜀素帖》“狮子捉象”跋文写在蜀素上，其他因素类似，所以这两个不同帖上的题跋中同字应该十分接近。而且《行穰帖》“冬十月”跋在后，应该比《蜀素帖》“狮子捉象”跋更加成熟。
然而比较的结果是这样的（前者偏黄颜色的来自《蜀素帖》跋，后者来自《行穰帖》跋）：
1）“狮子捉象跋”的“真”字儁拔灵动，秀气是底色；“冬十月跋”的“真”字一个运笔没有控制，不像思翁的笔力；一个显得臃肿，其实大书家的字都瘦劲，这是由最基本的审美原则决定的，墨浓时书家会尤其加强转折力道，以求脱离“肥俗”的指摘。要知道董其昌说过这样的话：“古人无一笔不怕千古后人指摘，故能成名”（《画禅室随笔》卷一），在自己奉为神明的王帖上题跋，却硬要留一手、故意写得偏下一等，这不符合董思白的价值取向，毕竟有精绝的《蜀素帖》“狮子捉象”一跋放在那里。
“狮子捉象跋”的“甲辰”是名帖的手笔，轩昂雅致；“冬十月跋”的“甲”核心一笔歪斜，“田”字运笔习惯显得低级、内部交待不清，“辰”字行笔同样单薄干涩，一撇把重心引向左下，不太像五个月前在蜀素上题跋的那个大文人所写。
2）“狮子捉象跋”的“为”字撇与右部刚柔相济，优雅但律动感强；“冬十月跋”的“为”要么整体呈圆球状，要么似乎有儁拔的影子，但细看经不住推敲，行笔流畅时字的结构已经与董字分道扬镳、或可称另有特色；“狮子捉象跋”的款识题名尽管分开却字字端庄，“其”的结构稍有松弛，但运笔仍然自然、坚实；
“冬十月跋”的款识则从“其”自开始凌乱，入笔轻佻、框架外凸、右边一竖不该交待得这样轻慢，下面两点的转折也毫无棱角；“昌”字上部过小，不符合董思翁五十岁左右的特点：上博很专业地列示了思翁款识的演变，请看：
其中57岁的款识“昌”字也不是很大，似来自展品中的《董临<天马赋>》，这个帖后面再叙述，这里不多讨论。总之，“冬十月跋”款识的特点与“狮子捉象跋”不同。
3）如果说上面两跋的区别还不是很大，那我们细看“冬十月跋”就比较清楚了。毕竟同字的情况下，后面的题跋可能模仿前跋。我从“冬十月跋”里找出几个前跋没有的字来，这样可以一目了然。
最后一个字您可能没认出来，它在跋中是“淳化”的“淳”字；而它的“历”和“辰”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可能是书者的结字习惯，与一意轩昂挺拔的董思翁不同。
现在这样的书法倒是见怪不怪，但要说这是董思翁在天命之年，于《蜀素帖》题写“狮子捉象”跋五个月以后所写，我是不愿意相信的。
如果有人说董字柔弱，以这个跋文来说，我很同意。它不仅柔弱，甚至连基本功都很单薄。
可是，这个跋文如果说就是董其昌的，真金白银放在您面前，您买不买？
3、和以上长跋同在一张纸上的，还有一段大字跋。
连续的纸张，长跋写十一个字的纵高，在这里写四个。大字书帖在这次董其昌大展上有好几幅，比如草书《放歌行诸诗》美轮美奂，仿颜真卿《裴将军诗》和《岳阳楼记》也力透纸背，令人振奋。这里的大字跋也颇有气势，除了文意略有夸张，字的特点与长跋相比焕然一新。
这段文字是：“此卷在处，当有吉祥云覆之，但肉眼不见耳。己酉（即1609年，比长跋的时间甲辰晚了五年）六月廿有六日再题。同观者陈继儒、吴廷，董其昌书。”陈继儒是董思白一生挚友，也是著作等身的人物；吴廷即《蜀素帖》“狮子捉象跋”里提及的羲之《官奴帖》藏主“吴太学”，晚明徽州大收藏家，不少顶尖的名帖都有上他的印章痕迹。
大字跋中的单字拿来细看，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结体的失当处
这是大字跋和“狮子捉象跋”同字的对比，前者黄颜色的来自1604年的“狮子捉象跋”，后者来自1609年的大字跋。相比而言，“此”的大字提按还不如前帖的小字的“此”，对董其昌来说已经是败笔；“卷”字很像前帖，本身已经把重心攒捉收缩起来，但撇捺的方向、角度与前帖不同，让这个字看起来像一个极度紧张、头重脚轻的人，使人不适；
前帖的“有”不经意落笔但结体协调，后帖的“有”亦步亦趋，且后两个同帖的同字也少有变化，第二个尤其没有筋骨。
比较之下，后帖就模仿得太刻意了，它显然没有掌握思翁结字的要领。处理时重心过低，这样使字拖沓累赘，远不如董思白的“廷”字大开大合、气宇轩昂。
这几个字都有结体生硬、肥俗的特点，不太像董思白。
2、用笔没有气韵
“耳”字涂改过、“月”的运笔很随意、“羊”这半边行笔丝毫没有变化，在行草书里算令人失望；并排的两个“六”也如出一辙，这不符合行草书灵动的特征，比较呆板甚至有点“笨”。
以上是对《行穰帖》所谓董其昌的长跋和大字跋的分析，客观说他们都与处于创作盛年的董思白不大契合，不排除这两个跋出自旁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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