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家人的这几辈子（二）

70年代的海口七层楼

二 爷爷·祖屋

41年前的海口市，放到现在就是个小镇。人口20多万，一条东西长不过2里的解放路和一条差不多同样长的博爱路就共同构成了海口最繁华的商业区。

我老家书场村，位于海口市西南，离主城区约9公里，属于海口市郊，当年是纯粹意义上的农村。

老家有两个宅地，一个是祖屋，进了院子，左边一间正屋坐西向东，挨着正屋，南北走向三间厢房正对院门，院门右侧是伙房、柴房。祖屋都破败了，已不住人，只是过节进去祭祀。

另一个宅地就是爷爷家，布局和祖屋一样，只是在正屋西面多了一个院子。为了避地震，回家住了半个月，让我得以近距离接触农村生活。海口落后，但比农村好得太多。农村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跳蚤，每次回老家，无一例外都会被咬得浑身疙瘩，又红又肿又痒。那时海口蚊子也多，每到夏初，蚊子成群地飞，在室外活动人的头顶形成一小片黑云，挥手刚驱散，转眼又聚拢过来，人走蚊随，嗡嗡噪耳，蔚为壮观。只要随手一拍，都会歼灭数只，从不落空。但蚊子和跳蚤比简直小儿科，跳蚤的伤害是蚊子的数倍。蚊子的疙瘩是芝麻粒，抓一抓，痒劲过去也就好了。跳蚤咬的是瓜子粒，擦药还能痒疼好几天。蚊子可以用蚊帐防，跳蚤咬了也找不到，只能把全身衣服换掉。

农村没有厕所，茅房里就是几个桶，小孩搞大的就蹲在路边，总有猪、狗围着。农村孩子见惯不怪，拉完才起身，动物马上就去清理了。我怕，就挪位置，一动，猪或狗就上来吃一次。

90年的回老家的海秀西路

爷爷家西院种了3棵杨桃树，东院1棵，4棵杨桃不知品种还是土壤原因，结出的杨桃味道区别很大，西园居中两棵的果又大又甜。小时候回老家，爬树摘杨桃，是我喜欢的运动。杨桃树枝桠多，好爬，我能爬到最高处摘那些“摘桃器”够不着的熟果。

“摘桃器”是爷爷的发明，把坏镰刀绑在细长竹竿上，底下安一个网兜，镰刀割碰下的杨桃就掉入网兜，不会摔烂。“摘桃器”对我来说显得沉重，而且爬树摘桃更有乐趣，能远望，看看火山岩墙后的邻居在干啥，把一片村子尽收眼底，看小巷里的人走过来走过去。在细枝丫上，风吹来，树叶在周边哗啦啦地响，满眼绿色，人树一体，随风摇摆，像飞了起来，好玩刺激，我最初对心旌荡漾的理解就源于此。“下来吧”盯在树下的爷爷或者叔叔喊，我也待得没意思了，才三两下，下了树。

爷爷的住房亦居亦仓，床摆在屋子中间，后面摆满坛坛罐罐各种用具。床后过于杂乱，加上屋子采光不足，把唯一一盏20瓦的灯泡开了也和没有一样，里面总是黑乎乎的，我也怕躲着吓人的蛇鼠之类，于是成了探索的禁区。

我最喜欢摆在窗前的书桌，抽屉里有烟草，卷烟的烟纸，还有透明的橙色松香。没事干我就翻抽屉，直到大人喊吃饭。爷爷家吃的都是地瓜稀饭，比海口的稀很多，饭和水的比例有一比一吧，大人要给我专门捞才会稠些，但还是比海口家里的稀饭要稀。不过好吃，加了刨成丝的地瓜，稀饭甜滋滋的。

父亲在旅行车上说，爷爷无特别爱好，年轻时抽些烟，酒不多，也能喝一点点，打牌下棋都不会，但喜欢看，农闲时戴上毡帽溜达去看别人打牌下棋，不爱说话。

爷爷有头脑。种的庄稼总和大家的不同，大家都种丝瓜他就种西瓜，于是地里的产品好销又能卖个好价。西瓜熟了，他拉上父亲，用大竹箩挑上海口卖。父亲那时还是少年，他的竹箩小些。俩父子挑着满装的担子，走十几公里一路卖到海甸，才能卖完。有了钱，坐2毛钱的牛车回家。

姑姑靠卖菜拉扯大4个孩子，在菜市场讨生活，大嗓门是必备技能，在车上，她抓起话筒就说，中气十足：“爷爷好琢磨。石山那边某处有好火山石他先发现的，就带我去拉，后来村里人知道了，才都去捡。盖房的条石是我和爷爷一条一条拉回来的，大的一次只能拉一条。有一次，拉石条的车陷到沟里，我们先卸车，又再搬上车，石条很重，废了我们很大的气力。爷爷啥都爱想，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百思通”。

仿佛这事就在昨天，姑姑说得眉飞色舞，眼睛里闪着光，爽朗地说着、笑着，笑声里含着经历过的从容，含着对当下的满意。现在她孩子都自立了，家里盖了楼，日子好过了。

从姑姑的描述中可知，当年盖房的不易，光备料就如此耗时耗力。爷爷靠着勤劳和点滴积累，他完成了两件基建大事，翻新了祖屋，和盖好自己新家。他完成了很多庄稼人难以完成的任务。

爷爷盖的屋子，最后一分为二，叔叔和我家先后拆了厢房、主屋盖了楼，只剩下东院那棵杨桃树。姑姑说，糟蹋了那么坚固的屋子。我觉得也是，还可惜了杨桃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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