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人间词话》中留下最广为人知的三个境界理论。古今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后来才知这三重境界的含义实为：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所有的学人。
郭沫若评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胡适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而王国维自己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
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文学家则可以创造精神之利益。
“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之也，精神上利益永久之也”。
他身材不怎么高大，面孔也小，有点龅牙。
常着罗缎短袖马褂，后面拖一条小辫子。
不是很新潮，也不适合很古板，但很整洁。
他的物质生活随随便便，却没有一点遗老或是名流的气味。
就这样一位老先生，不知底细的人单看衣饰相貌，很可能把他当做乡下佬。
一次，日本学者桥川时雄拜访王国维，行至清华门口，留着辫子的门房问桥川时雄找谁，当被告知后，门房立刻恭敬第对他说：“你真了不起。”
桥川很是不解，问为什么，门房答：“拜访那位留辫子的先生的人，都很了不起。”
读经书，考秀才，中进士，经世致用，光宗耀祖。
这是父亲王乃誉对王国维的培养计划。
而这位开放的学人，在他的一生读书历程中，成就可不只是光宗耀祖。
他精通英文，日文，能阅读德文版哲学原著。
他是中国学者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的先驱。
他写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是文学界的经典名著。
他的甲骨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考据学和古器物研究成果，更是当今史学界无法逾越的学术空间。
从知识结构上说，王国维真正做到了融合中西，学贯古今。
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
哲学上说，大部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王国维是做了可爱又可信之人。
从乏味的学术问题入手揭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的怕是只有他了。
郭沫若说：“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说王国维的功绩，是新史学的开端，那是丝毫不过分的。”
王国维认为，人的精神是有限的，每天从朝气到暮气。
所以上午宜读经典考据书，午后宜读史传，晚间宜读诗词杂记。
他这说也是这样做的。
处处严谨，不营生计，不图享受。
虽名满天下，却心无旁骛，甘于清贫。
1925年，清华本想请他做国学院院长，王国维却以不想为行政事务分心拒绝，只任导师。
故此国学院院长由吴宓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兼理。
真正生活到极致的人，一定是素与净。
他的一生，可能没有娱乐两个字。
对中国戏曲有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去看过戏。
有人慕名求字，他一概拒绝。
他说“这是应酬，我没兴趣。”
他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他要画人，他只会画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
他在学术之外的生命并不很丰富，似乎寥寥几笔就能概括完。
但他对孩子，有格外的耐心和慈爱。
时值1927年，刚过天命之年的王国维带着四重身份，离开清华研究院公事房。
坐车前往颐和园，他的终点是昆明湖。
面对动荡的时局，他淡然自若的说“我自有办法”。
在微澜的湖水前，扑通一声，不见了人。
悄无声息，仿若平常，一如他的名字——静安。
他曾写过：“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天才。”
伴随一封遗书的面世，王国维永别了他曾反反复复咏叹的人间。
当我们惋惜这位不善交往的国学先生时，避不开一份极其冗长的吊客名单，从中可以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的中国文艺史——第一个一千年是屈原，第二个一千年是李白，第三个一千年是王国维。”
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梁启超这样评价：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老友陈寅恪为王国维写下墓志铭：
先生之论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不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久，共三光而永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