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视角下的“朝阳群众”模式

最近在很多新闻报道中,播报明星违法犯罪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据“朝阳群众”举报。刚开始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太在意。但是久而久之,发现不管是破获哪个明星吸毒或者哪个明星嫖娼,背后都有“朝阳群众”的功劳。于是就有网民开玩笑说,“朝阳群众”是一个可以跟CIA、KGB齐名的情报组织了。

什么是“朝阳群众”?

在一个社区里,身边走过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朝阳群众”。这些人,每天用他们的剩余注意力和好奇心在有意无意地注意着身边的任何风吹草动,他们有的人胳膊上会戴一个红袖标,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带。比如说在公园里,一个打太极拳的人或者一个跑步的人,可能就是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并不是在刻意地收集信息,只是在有意无意地“浏览”着周围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随时可以被这些人调用组合的,在调用组合的过程中,一些零零散散的情报就变成了非常有“杀伤力”的信息了。

它是一种线下的“大数据”模式,这个“大数据”,只要去挖掘,就会发现其很高的价值。

很多吸毒嫖娼的明星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线下大数据”的存在,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落入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去了。

“朝阳群众”:服务器式的全方位监控

“朝阳群众”与其他专业的情报组织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无所不在,它像网络服务器一样,7X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情报。

比如说,一个小区突然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一副老顽童形象的人,第一次他会觉得有点眼熟;第二次他看见这个人带着一个小姑娘举止暧昧,就会起疑,然后留意关注;第三次,就印在他“深深的脑海”里了。于是他向有关部门反映,果然举报了一个名人。

这种成本极低又无所不在的网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网”,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一个非常完备的大数据网络,可是它的成本非常的低。如果建立了一个正式的组织,专职来做这样一个情报收集工作,成本会高昂到完全没办法想象的程度。而且即使是专业的情报人员,也有下班的时候,也有换岗的时候,这样就给情报收集工作留下了大量的死角,最关键的情报往往是在换岗的一瞬间遗漏。而“朝阳群众”是几乎24小时不间断全方位的收集数据,它的产出非常之大,而成本却几乎为零。

“朝阳群众”:自我报偿、自我激励的组织模式

据媒体报道,“朝阳群众”协助破获了那么多的案件,警方给他们发放的奖金不过几万块钱。甚至在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给予金钱上的奖励的。很多退休的大叔大妈,很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热,向社会证明他们还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需求。所以他们很乐意做一个“朝阳群众”,这个时候只需要满足他们的价值感就可以激发他们全部的剩余产能,根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

举个例子

前两天我在一个小区遇到一个大妈,当时天气很炎热,她穿着一个无袖的上衣,却依然在衣服上别着一个红袖标,很有精气神的在小区里来回巡逻走动。对她来说,这个红袖标就是一个比发工资更有用的报偿。此外还有大量的“朝阳群众”是没有红袖标的,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加入了一个网络体系之中,他们在监视坏人,在创造一种价值。通过收集信息而让自己的剩余价值得到社会认可,这就让“朝阳群众”产生了一种“天职”的感觉。

这种所谓“天职”的感觉,就是他们在收集明星的一举一动的情报时,会有种居高临下地感受:虽然你是明星,但我有权力观察你的行为,有权力把你的行动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这种感觉对“朝阳群众”来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激励和享受。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天职感”是一种很高的激励。佛教中也讲,最低的施舍是金钱。同理,在一个组织管理过程中,最低的激励是工资,最高的激励是给他人一个欣赏的目光,对他人创造的价值给予一种充分肯定,让他们很有成就感和使命感。这样的成就感和使命感是“朝阳群众”们非常需要的,这是一种自我报偿、自我激励的组织模式,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是这个庞大的线下大数据系统能够持续运转发挥其作用的根本原因。

“朝阳群众”:Uber式的共享经济模式

这样看,“朝阳群众”完全符合共享经济模式的特点,首先,它利用的是人们充裕的闲散时间和大量的人群密集度产生的庞大的社会网络。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人多眼杂”,这里的“杂”,其实指的是一种多维度的全息的信息搜集。而“朝阳群众”就具备了其他情报组织完全不具备的“眼杂”这一特点。

其次,从成本上看,“朝阳群众”对警方来说也是一种零边际成本运营模式,不仅是零边际成本,而且支撑这个模式运行的自我报偿、自我激励机制,把“朝阳群众”的剩余产能全部激活,北京人经常说:“有钱难买乐意”。“朝阳群众”中的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线下大数据中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所以乐此不疲,这就使得“朝阳群众”可以运转稳定、信息收集“稳准恨”、而且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如果从社群的角度分析,“朝阳群众”和互联网一样,都具有自组织、自管理、自修复,自进化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高效运行的社会网络,是《失控》里讲的“不是组织,胜似组织”。它自下而上的“生长性”,使得“朝阳群众”能够以接近于零的边际成本持续运行,并且具有自我激励、自我强化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朝阳群众”和Uber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个Uber司机,同样是利用自己的剩余产能来创造一种价值,去赚一点外快,顺便也了解一下世界万象和人间百态。对己有利,对社会也有极大的好处。充分的利用私家车的剩余产能,变相减少了城市中私家车使用次数,减少碳排放量,提高了空气质量,并且大大缓解了城市拥堵,让大家上班的幸福指数都得以提高。这就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

多赢:造就“大规模杀伤性创新”

这样多赢的局面,就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创新,按照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一个产品如果渴望有突破性的创新,有三条路径:比同类产品更好,比同类产品更便宜,比同类产品更具有差异化。但是这三条路径只能择其一,如果选择了其中的一条,那么只能无奈放弃剩下的两条。但是如果有一种创新能够形成多赢局面,那么这种创新就是“大规模杀伤性”创新,就能够在三条路径上同时实现颠覆性的突破。

就像微信与手机短信相比,可以做到更好,更便宜,并且更具有差异化。

Uber模式也能做到比传统出租车行业更好、更便宜、也更具差异化。

“朝阳群众”,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网络,与正式的社会情报收集组织相比,同样是更好、更便宜、更具差异化。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其自下而上的组织模式,使得“朝阳群众”更具可持续性。

所以,当我们谈论“朝阳群众”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朝阳群众”是一种互联网思维,而且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互联网思维,是一种前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式”创新,是一种线下的“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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