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社会结构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概念，变法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显然易见：将宗法封建制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那么这一变化如何实现呢？首先就是贵族势力不能过于强大。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弱小的贵族不是变法的结果，而是变法的条件。
战国早期的霸主是以魏国为首的三晋和随后齐威王齐宣王时期的齐国，我们考察这四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战国国家大多都存在一个从宗法体制中衍生出一种不按照宗法原则而是带有官僚性质的卿族集团，他们任用家臣却不行分封，不断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在诸侯国内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小型国家，最后取而代之或是分而解之，而新生的诸侯国就成为一个带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了。当然，这些国家里依然有贵族的影响。因此，我们还要看到，法家的变法只是整个演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总而言之，变法的重要条件是在宗法封建国家中出现一个中央集权性质的官僚国家。
由此我们再看审视楚国的历史。楚国的历史与晋国齐国有很大的不同，显而易见楚国并没有发生士卿专政的情况，这是由于楚国受宗法影响较晚，卿族势力较弱，而且大多封地较少，且处于边疆地区，相反楚国在武王时期就开始设县，王权有了保障。楚庄王时期发生了若敖氏之乱，更是对卿族势力做了一次清扫，但是我们要看到，虽然楚国的卿族势力弱于王权，但是由于楚国仍是一种宗法体制，因此他不可能彻底消灭卿族。公族专政的后果就是公族之间相互倾轧叛乱不断，反而不断的削弱了王权。自康王之后，楚国先后发生了公子围之乱，公子弃疾之乱，白公胜之乱，再加上与吴国的战争大败，昭王惠王时期王权已经无力控制卿族，自惠王始开始实行封君制，贵族势力进一步膨胀，而到了吴起变法时期，已经出现了“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情况，这些贵族势力毫无疑问成了吴起变法的重要阻碍，因此随着悼王、吴起的逝世，旧贵族集团就会十分自然的废除新法。
吴起变法主要开展在楚国。
楚国的政治和地理特点：地大物博，地广人稀，贵族政治。权力中枢涣散，权力掌控分散。中央集权弱。
这些特点直接导致，楚国广袤的国土遭遇到了攻击，楚王只能从国都调兵出击，而国都的掌权贵族还不愿意出兵。而主动出击进攻，在战国初期的楚国，几乎不可能，也就欺负欺负陈国，蔡国，邹国这样的小芝麻国家，或者越国这种看着很强大， 实际上很不入流的国家。
吴起的变法就是针对楚国的国情做出来的。其中比较有针对性的做法，概括来说是两点。一个是贵族徙边的政策，即把楚国贵族放到广袤的国土上，去经营，来充实实力。效法几百年前周人的传统。这实际上是一种符合国情的“历史倒退”。这是很可行的，即使反对的阻力非常大。
另一个，是法制。贵族政治不适应战国时期的国家竞争。贵族子弟世袭，更会把国家拖向贫穷、落后。吴起想依靠法制的实现，短期内解决。但这不可能实现。
从西周开始的分封制，到两汉形成的世族政治，世族政治直到唐末才完全消灭，却还在社会上留下深刻的阴影。曾国藩家族六世英豪，想必都有所耳闻。世族（即战国时期贵族的演变）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然而正在慢慢地退散。越拉越多的草根达人登上历史的舞台。但是，这需要千年以上的时间。
吴起能做到么？我感觉够呛。尤其是国家历史基因雄厚、文化繁荣、贵族世系尤其庞大的楚国。
而导致吴起变法直接失败的，就是楚悼王突然间的去世。如果楚悼王再多活个几十年，兴许吴起还能搞出一些新样子。楚悼王去世后，由于新法触犯到了贵族阶级的普遍利益， 新法从根上就是被反对的。
商鞅变法，是在秦国开展的。
秦国的政治、地理特点（秦孝公刚上位时期）：土地面积狭小，人口数量少。南有渭水，北有异族，东有函淆之固。俨然一个与世隔绝的“战国群雄之一”。政治落后，甚至还存在有井田制，中央集权同样不完备，贵族政治在秦国也很普遍。战国初期秦国高层为争夺国君的位置爆发了连续三代的混乱。
但是，秦国与楚国不同，它的贵族势力相对弱小，文化背景较弱，人民都比较安分守己（对比现在的陕西和湖北、湖南，民风还是这样）。
在秦国变法的难度相对于在楚国，简直是简单透了。也因为这样，商鞅的一系列猛药，很快就压服了秦国人。秦国真正成为了一个牛逼哄哄的强国。秦孝公统治二十多年，几乎都在商鞅的变法下统治。
而到秦孝公去世，秦国上下实际上都已经完全认同变法的好、变法的秒了，大家都尝到了甜头（普通草根可以靠着种地做官），包括上层的大臣。大家认同变法，憎恨的只是商鞅本人。
第一，吴起的变法侧重于打击旧贵族，比如使其迁广虚之地，比如三世而收爵，然而商鞅变法与其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在于，商君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也利用军功受爵制塑造了一批新贵族，由于楚国没能形成一批新的贵族，所以变法的实施没有根基，只能依靠王权的支持，因此楚悼王去世之后旧贵族就开始对变法进行清算。
第二，我不认为这是因为商鞅比吴起更强，而是因为山东六国的礼乐精神无法接受关中的军国主义精神，六国没有实施军功受爵的土壤，秦国地处西疆，受蛮夷影响很大，形成尚武的社会风气，这是军功受爵和秦汉帝制生长的最佳土壤，再看楚国，经过了前期的筚路蓝缕，楚国尽展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由此形成了浪漫的文化气息，诸如重视思辨的道家、浪漫主义的楚辞、灵秀精巧的礼器构成了楚文化的特征，这也使得楚国无法接受冷酷的军国体制。
我们再来看秦国，秦国立国比楚国更晚，几乎没有受到宗法制的影响，卿族政治根本无法发展，大概最有影响力的贵族就是秦昭襄王时期的魏冉了，不过那时候变法已经大局已定，因此我们说，秦国根本不需要经历山东六国破茧成蝶的痛苦，他一开始就不是个纯粹的宗法制国家。再加上尚武的社会风气，商鞅的变法实行的非常顺利，残存的旧贵族在军功受爵体制下出现的新贵族面前不堪一击，因此，无论旧贵族多讨厌新法，新法已经成了定局，秦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帝国。
总而言之，如果问为什么商鞅和吴起的变法结果不同，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变法之时两国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秦国王权极为强大，而楚国的贵族势力已经完全阻碍了变法的进行。
区别:
相同点：
背景相同：都是在春秋后期地主阶级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到了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已经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促使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势力更加壮大,与原来奴隶主贵族顽固势力的矛盾越来越深.。
目的相同：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措施类似：都是以法律形式废除了奴隶主贵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并且提出了发展封建经济、提高政府收入、富国强兵、建立地主阶级统治的措施。
性质相同：都是一场封建化的运动.
结果和影响类似：各国的变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旧的奴隶主贵族,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各国在变法中都对旧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进行了改造,使封建制度在各国得以最终确立。同时各国在变法过程中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
不同点：
内容的深度不同：商鞅变法是在更加深刻地以法律形式废除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提高政府收入,富国强兵,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因此提出了诸如“什伍连坐”“重农抑商”“燔诗书而明法令”“统一度量衡制”“废分封,行县制”“开阡陌封疆”等更加明确、更加深刻、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
影响的深远程度不同：商鞅变法中的“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制”“废分封,行县制”“连坐”等制度不但对整个战国秦汉时期,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吴起变法主要是针对时弊,以政治改革为主,商鞅变法是全面的改革,建立了较完备的制度。
商鞅变法历时19年,分先后两次逐步推行,注重取信于民和制度保证。吴起变法抑制贵族,打击对象明确,但使自己孤立；变法急于求成,时间短暂,许多措施难以实施。
(从古至今，那些变法的反对派们，十有八九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没有几个不计个人得失真正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反对变法的，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立马杀猪般的嚎叫。贵族毕竟是少数派，再加上秦孝公不遗余力的支持变法，所以反对的声音在孝公一朝得到了压制。平民百姓占了大多数，商鞅变法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当时秦国的国情，对症下药，治愈了秦国的顽疾，所以秦国迅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