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彗星】
万历四年（1576年），安徽桐城土城墙包砖的工程不到一百天的时间就完工了。据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第四卷【营建志】记载：（历）三月城成，南京礼部尚书翁大立撰记，勒石东城外。无独有偶，同样是万历年间，安徽天长县土城墙改建为砖墙的工期，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正月十九日动工，三月二十一日竣工。由此看来，“大干一百天，土墙换成砖”的工程速度不是天方夜谭。
1576年，丹麦的天文学家兼占星师第谷也在做一个大工程：修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兼天文台。根据希腊神话的传说，缪斯女神一共有九位，其中名为乌拉尼亚（拉丁文 Urania）的缪斯掌管天文学和占星学，于是第谷便将城堡取名为乌拉尼亚堡（Uraniborg）。1576年8月8日，汶岛上的乌拉尼亚堡正式开工建设。
这这之前的两年里，第谷作为国王的外交官，来往于西欧各国之间。因瑞士巴塞尔学术氛围浓厚，第谷曾产生侨居瑞士的念头。为了能将大师挽留在国内，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遂将名下的汶岛划拨给第谷，投其所好，同时赞助他修建一个天文台。汶岛距离丹麦的海岸线有10多公里远，远离人烟和光污染，空气质量优良，是建天文台的绝佳场所。
第谷天文台的成本也是一个天文数字，通常的说法是花费了一吨黄金，也有说占当时丹麦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1%，总之，耗资不菲。不过，这么大的投入绝对能对得起第谷在天文观测中投入的心血，作为最伟大的星空观察者，第谷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偏执狂，他标绘的星图里，星体定位的精度在1角分之内（1角分大约是满月直径的1/30），在望远镜诞生之前，这是人类肉眼对星空观测的极限。正是放心大胆地利用了第谷前无古人的数据，多年以后，他的学生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行的三大奥秘。
1576年，当第谷在汶岛仰望秋夜星空的时候，来自江苏无锡的青年才俊顾宪成在应天府乡试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新科解元时年27岁。为避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窠臼，父亲顾学曾经教导顾宪成读书要勤于思考：
凡读书不论何书，要在立意处探讨，不然即六经者皆糟粕也，亦奚以为？
顾宪成将父亲的这句话牢记心中，作为一生治学的法宝。顾学，字文博，别号南野，因为父亲名字里带一个“学”字，在古代需要为长者避名讳，顾宪成每遇到“学”字就需要婉转避之，不能避免的时候“辄郁郁不乐”。顾学知道这种情况以后便把顾宪成喊过来讲：以后我的名字里的“学”字你不用避讳，你若避了“学”就是忘记了我。从此以后，顾宪成不再避讳“学”字，并发奋求学。
1576年秋天，顾宪成在乡试中拔得头筹，按理说应该在次年春天的会试中亦大显身手。但是这一年（万历五年）进士的榜单中没有顾宪成的名字，这不是因为他落榜了，而是因为他就没有来参加考试。1576年冬十月，其父顾学病逝，他需要在家服丧，所以无缘次年的京城大考。
万历五年（1577年）丁丑科殿试金榜，状元沈懋学，榜眼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二公子张嗣修 。这一年参加考试的还有汤显祖，据传张居正为了能让儿子顺利高中金榜，曾派亲信拉拢沈懋学和汤显祖，让其子结交名士，以便为日后的金榜题名制造社会舆论。汤显祖拒绝了张居正的邀请，所以在张居正当朝的几年时间里，汤显祖没有出头之日。张嗣修之所以能考中榜眼，也不是张居正营私舞弊的结果，这完全是万历皇帝的恩典，时人王世贞的《科试考》中有相关的记载：
是岁，读卷官初拟宋希尧为第一，而嗣修在第二甲第二。上拆卷得之，擢置嗣修第二，且谓居正曰：“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
张居正的儿子很多，在二儿子考中榜眼的时候，大儿子张敬修和三儿子张懋修还稍微落后一步，没有考得进士功名。特别是三子张懋修还甚至尚未取得会试的入场券，几次乡试都没有中第。1577年，张居正腾出空，用一篇家书好好教育了一下张懋修。在《示季子懋修书》中，张居正首先批评了张懋修的狂傲之气，不自量力效仿古人，他揶揄儿子就像邯郸学步故事中的那个燕国人，不仅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姿势，还把自己原来走路的姿势也忘记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乃自癸酉科举之后，忽染一种狂气，不量力而慕古，好矜己而自足，顿失邯郸之步，遂至匍匐而归。
张居正告诫儿子，想追随古人的足迹，又合乎当世的标准，非常人能办得到的，从明朝开国以来这种人都不多见。自己当年也走过这样的弯路，年少气盛，以评点古人为能事，然后导致学业荒废，自取其辱。后来镇定思痛，用尽全力才侥幸学有所成。张居正希望儿子放弃侥幸博个功名的平庸思想，而是应该努力向古代世家子弟看齐，以便将来能做像伊尹一样彪炳史册的人。
信的结尾，张居正要求张懋修端正态度，从小事做起，比如他一再强调儿子要把字写好，虽然是雕虫小技，但如果不上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不能变好的。也许是其父的谆谆教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年后，这个曾“不量力而慕古”的年轻人一飞冲天，在万历八年庚辰科考中了状元。
1577年，农历闰八月，中国民间认为闰八月主凶兆，素有“闰七不闰八”的迷信说法。1577年10月23日，大明王朝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湖北江陵病逝，12天之后，消息传到京城。对一般人而言，家中老人故去本是私事，但是这事情发生在位高权重的张居正身上，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按照古代丁忧制度，遇到嫡亲父母及祖父母丧事，以闻丧月日为始，不计闰月的二十七个月，须在家居丧。对于朝廷官员，丁忧期间必须停职辞官回到祖籍。特殊情况下，国家不许丁忧的官员辞官，叫做“夺情”，犹“夺去法理常情”之意也。
张居正的同僚，内阁辅臣吕调阳与张四维第一时间上疏，援引明朝的先例，希望皇上将张居正留在工作岗位上。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亦再三要求万历降旨挽留元辅张先生。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情风波”由此拉开序幕。
在接到内阁上疏之后，万历皇帝当即下旨批准。交代吏部，张居正“丁忧”一事，变通为张居正在京守制七七四十九天，在此期间，张先生着青衣素服，不入阁办事，但内阁的公文都须送交张居正批阅、处理。万历皇帝在给张居正的手谕中很诚恳的说到：今朕冲年，国家事重，岂常时可同！连日不面，朕心如有所失。七七之期犹以为远，卿平日所言，朕无一不从，今日此事却望卿从。
大权在握的张居正，岂甘心放下权柄三年之久。但是囿于祖宗旧制，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恋栈。为把戏份做足，他一而再，再而三的上疏皇帝，希望能回到江陵故里守制。
1577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初五，张居正再次上疏乞恩守制，万历皇帝当天批复，不准，仍坚持成命。也就在这一天，天垂异象并载入了史册。
“万历五年十月戊子，时彗星见西南，光明大如盏，芒苍白色，长数丈，由尾箕起斗牛直逼女宿。”（《明神宗实录》卷六十八）
对于这颗1577年的大彗星，第谷发现的时间比中国人要早一天。1577年11月13日下午，他在汶岛一个池塘里钓鱼，下午五点钟天色渐暗淡之时，天空中出现了这颗不速之客。当天，第谷记录到这颗彗星距离天蝎座最明亮的恒星26°50’，距离摩羯座角中最低处的恒星21°40’，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它圆周运动了3°30'。
第谷的观测一直持续到1578年1月26日，在此期间，第谷根据这颗彗星的特征给国王写了占星术的报告：这颗彗星属凶兆无疑；是如果国王在国家治理中使用适当的政策，并且人们以平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自由意志，那么彗星的负面影响就能得到缓和。
当时针对张居正“丁忧”一事，“夺情”已成定局，张居正“在官守制”的形式，激起部分朝臣的强烈反对。大彗星的出现，又为这场“夺情风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万历五年十月十六日，星变未弭，紫禁城又发生火警，皇帝按惯例下诏修省。1577年11月27日，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正式上疏弹劾张居正，次日，检讨赵用贤以星变为由，上疏《星变陈言以维人纪以定国是疏》：彗出西南，大内火警，变徵屡出。……辅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尽于一日，臣不知陛下何忍而为此也。
刑部员外艾穆与主事沈思孝上《容辅臣守制以植纲常疏》诤谏：“陛下之留居正也， 动曰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纲常，而元辅大臣 者，纲常之表也，纲常不顾，何社稷之能安？”因艾穆是张居正的湖广同乡，张居正呐呐地自嘲说：“当年严嵩身上尚未有被同乡攻击的事情发生，看来我比严嵩的口碑还差。”
这场纷纷扰扰的“夺情风波”，于1577年12月1日被万历皇帝裁决如下：命锦衣卫逮吴中行、赵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至午门前廷杖。吴、赵二人各杖六十，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沈二人各杖八十，发极边充军，遇赦不宥。
次日，万历对群臣的敕谕，把话说的更明白了，你们这些人，不是冲着张首辅来的，而是欺负我年幼哇：
“群奸小人，藐朕冲年，忌惮元辅忠正，不便己私，乃借纲常之说，肆为挤排之计。欲使朕孤立于上，得以任意自恣。兹已薄示处分，再有党奸怀邪，欺君无上，必罪不宥。”
即便于此，还有不怕死的人冒出来了，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上疏，太监不收。邹元标谎称奏章是告假书，同时加以贿赂，该疏得以呈进。万历看完这篇《亟论辅臣回籍守制疏》之后火冒三丈：“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疏前未见昨日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顽不悟的，必遵祖宗法度置之重典不饶”。邹元标遭廷杖八十，发谪偏远卫所贵州都匀卫。
从张文明逝世之日起，四十九天很快过去了。万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即1577年12月13日，万历皇帝命鸿胪寺少卿陈学曾传旨给张居正：七七期满，请他于初六日入阁办事。也就在这一天，英国，普利茅斯港，德雷克在鹈鹕号上率领自己的船队再次出发，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是，这一走就是三年。此行的目的地是南美洲沿岸，目标是西班牙人的商船，这一趟不仅抢到了几十吨的金银财宝，另外，德雷克还搞了一个大新闻：为了躲避西班牙人的海上封锁，他的船队硬是从地球上转了一圈绕回来的。
继麦哲伦之后的第二次环球航行，被海盗头子德雷克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