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幅减税，中国该如何应对——特朗普又放大招

上任一年，特朗普终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当地时间12月3日凌晨，在各方的持久博弈中，参议院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共和党长达500余页的税改方案。

在美国的舆论界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特朗普和共和党的重大胜利，更是30多年以来对美国税法最大的一次调整。

根据最新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的公司税率将从35%下调为20%，个人所得税也会有不同档级的下调。美国，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腹地，它的大幅度财税改革，无疑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大的外溢影响。

政策美国的税改，最直接的影响主体，当然是美国经济。

大家都知道，现阶段，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有两个：

一是财政政策，通过增加/减少税收来影响市场里的现金量，以此抑制经济过热或刺激经济发展；

二是货币政策，主要是各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提高/降低本国货币的汇率，影响企业等的生产成本，从而调节其经济活动热度。

而在日本、欧洲等国长期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依然难以刺激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美国此次的财税改革，则被寄予厚望。最直接的理解，税负的减少，也就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下降，这无疑会刺激居民消费，同时增加企业利润，促进企业再投资，增强经济活力。美国的税收基金就估计，这一计划将令美国国内实际生产总值增加逾9%，实际薪酬增加8%，此外还能创造至少200万份新的永久的全职工作。

特朗普则更是豪言壮语：“这是今年给所有美国人的圣诞大礼！要平均给每个美国家庭每年省税1182美元！”当然，税制改革，十分复杂，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

总得来看，美国这次税改有这么几大看点：

首先，“属人制”改成了“属地制”，就是说只要在海外已经缴税，美国企业转回本国就不用再缴。此举被广泛认为会刺激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此外，税率等级得到极大简化，多个税收被取消，包括遗产税、替代性最低税ATM等。同样能够鼓励更多的经济活动。

但同时，包括美国部分议员在内的一些声音也认为，减税将会给美国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此前，据独立税收政策中心估算，众议院版本的税改议案将在未来十年内为美国增加1.3万亿美元的赤字。在美国政府能否承受这一点上，仍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这些都只是部分人士的判断，围绕这些判断，同样存在很多争议。

事实上，目前的版本也并非最终版本，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与上个月众议院所通过法案间，仍有一定的区别。未来具体会有哪些变化，什么时候实施，尚需等待。

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将对他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拥有高度开放的金融市场和强货币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更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高达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对经贸依赖程度很高的国家，中国，无疑美国这波税改外溢影响范围中，是最受关注的国家之一。

著名经济学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税改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资本流动冲击，二是货币政策带来的后续影响。

首先，根据其最新的税改方案，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这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经营压力将大幅下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驱使美国在海外的留存利润大规模回到国内，刺激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市场。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都会产生较大的潜在冲击。

其次，必须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减税政策，是基于美国“加息+缩表”的财政政策基础之上的，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无疑会影响其他国家的基础货币投放。怎么理解？所谓加息，就是提高美元汇率，美元升值，那么人民币就变相贬值了嘛。缩表原理也相似，就是美联储要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总而言之，让原本就非常强势的美元变得更强，客观上也对人民币造成了贬值压力。一般来说，这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双杀”，会对别国产生一定“紧缩”的作用。

而这种双倍的紧缩，不仅对初级产品（未经加工的原始产品）的行情，造成很大的下行压力，更会进一步带来资本外逃压力，对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产生很大的冲击。对于这一波冲击，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惕。联想说到这里，大家心里一定跳出了一个联想：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主导下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一个被很多人认为是导致了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几十年的惊天阴谋。

什么协议能如传说中这么厉害？这得说回198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面临了美元汇率过高、对外贸易赤字和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的危机，贸易赤字一度占到了GDP的3.6%，经济极度不健康。而彼时的日本呢？于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其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资本疯狂扩张。于是，为了提振出口，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声音，用行政手段降低美元汇率，拯救美国的出口。

事情进展地超乎想象地顺利，1985年，美国、日本、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五国财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达成了“日元与马克大幅升值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的协议。此后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了，日元大幅升值，1985年一季度至1988年一季度，升值54%，然后巨大的经济泡沫被刺破，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停滞，也就是经济学教材中著名的“lost decades”。

那么，日本的案例跟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比性呢？这一次，美国税改消息一出，就有很多人开始哀嚎出“冬天来了，资本荒来了，好日子到头了”，事实真的如此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最重要的产品输出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第一，人民币面临很大的升值压力。

这一局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极为相似。但问题是，这一逻辑合理吗？且不说，在今天愈加自由的市场经济下，仅凭单一的行政力量就能对别国经济造成重创，完全不现实。即便是在“广场协议”的案例中，汇率变动带来的最大影响，也并非是产品的输出、输入，而是资本的流动和与之相应的财富效应。

因此，将日本“失落的几十年”完全归咎于“广场协议”，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是很牵强的。将美国一国的财税政策，单纯看做洪水猛兽，也是不对的。思考我们当然不能小觑美国的税改政策，但是，情况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糟。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大幅减税，进一步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税务负担差距，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能在资本外逃等一系列压力下，也被迫做出减税等其他财税政策的调整呢？

事实上，英国、法国以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已推动减税立法。而如果这一设想真的实现的话，这一轮全球减税战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减税的政策效应。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此前我们所作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经济学常理的判断，而现实中的经济活动，远比理论要复杂难以掌握地多。从美国国内来看，美国减税真的将百分百推动跨国企业回流吗？

不尽然。税率仅仅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一，其他包括宏观政策、商业环境、人才条件等，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在梅新育看来，单一的财税政策，也很难提振美国经济，还需要跟接下来的福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这一点，自然也是跨国资本需要审慎考虑的。

梅新育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是，“从特朗普访华称中国的政体适合中国人民，到近期一系列的动作来看，他偏向于减少对外部世界的干预，专注于本国经济改革，激励生产劳动……这个构想对中国乃至外部世界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美不是敌人，美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提振其经济，对我国也不是坏事。

在梅新育看来，当下的中国最应该做的，还是专注自己的一系列改革，不要被外界的动作乱了阵脚。美国的税改或许对我国有一定的冲击压力，但这同样可以转化为改革的契机。

当下中国的财税依然存在一些潜伏性问题，比如税率较高，转移支付和减免太多等。

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对减免项目、转移支付优惠进行一定程度的压缩，减少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同时降低税率，那么中国的财政改革也将迎来广阔的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专注自己脚下，拓宽税基，赢得更加公平、安全和可持续的财税政策，重振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活动，才是当下的中国，最该坚持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