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详尽事实支撑的价值判断大概率有问题

起因是这样的，今天一早还没起来，刚睡醒摸过来手机，一看朋友圈一篇文章，标题《家长说，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点！老师的回复令人热血沸腾！》，是甘肃省公安厅的公众号“甘肃公安”发的文章，把刘胡兰定性为民族英雄，并且在正文中配了一张“很能说明问题”的图，是济南惨案时的一张照片（济南惨案是什么，自己去Google一下去，我不敢在这里说），而这张照片经常被当作南京大屠杀事件来讲：

这二者放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把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以及她的遇害与日本侵华联想到一起，但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可以厘清的谎言。日本是1945年8月15号投降的，刘胡兰是1947年春天被杀的，时间上对不上。

同时，文中还语焉不详地说“每一个英雄都是有其时代背景的。有人说，刘胡兰杀死的村霸”这样一句，而村霸与日本人、以及因何被定性为村霸等，均没有任何的交代，一时气愤写下了一段比较情绪化的文字，冷静之后删除了那段文字，但又觉得如果不写下一段文字，又缺了点什么，于是，进而在另一篇还是与刘胡兰有关的文字做转载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这个老师的回信价值理念不错，但我依然不赞同，原因很简单：任何人任何事都架不住事实这个照妖镜照一下。迄今为止，我没有见到一处把刘胡兰被害的前前后后的相关事实讲出来再给她以英雄的评论的，全部都是放在一个民族抗争这样一个宏大叙事背景下的歌颂，可我查看了一下刘胡兰的网上公开资料，刘胡兰是一个阶级斗争中牺牲了的孩子。

刘胡兰牺牲前后与抗战根本无关。

人性是复杂的，没有天然的只要站在某种立场下就具有的正义性，只有在具体情境下的正义。但是，刘胡兰牺牲前后的前因后果，这些具体的事实消失了。

注意，我没说刘胡兰就一定不是英雄，也没说她压根就不是英雄，我是强调先讲事实，再基于事实做评价，看她是不是英雄。

这个跟我们做教育评价的逻辑是一致的。教育评价必须是基于一定的教育测量基础上再进行评价的，前者属于事实判断，后者属于价值判断。为了保证事实判断的准确性、可靠性，测量学家寻找了好多指数用来衡量事实判断结果的准确程度、可靠程度、可信程度等，这些指数包括测量的信度、效度、标准误等等指数。

在没有做出事实判断之前就做价值判断，这是一种流氓行径，这位家长写的信虽然有失偏颇，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时代发展到今天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那些原先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判断背后的事实是否足以支撑这一价值判断，这，是一种觉醒的表现。

我将这些看法发到了一个教育交流群里，立刻有老师说，事实判断固然重要，但价值判断比天大。

为了反驳这位老师的看法，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张三在李四的家里被王五枪杀了。这种情况下你对此事作何价值判断？再详细一点，张三在李四家里拿刀挟持李四三岁的幼女，赶来解救的特警王五冷静周旋，枪杀了张三，解救了李四三岁的女儿。这时候你比天大的价值判断怎么下呢？

其实，说刘胡兰是英雄这是讲观点，说刘胡兰被杀的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相关的事情，这是讲事实，我们在做教育比较的时候经常性地跟美国的教育去比较，我在读美国的课程标准的时候，发现一一条从一年级开始一以贯之的标准“区分事实和观点”。再翻看了一些美国的课文，发现人家的课文是大量讲事实，我们的课文是大量地讲观点。讲事实，然后基于一定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标准得出观点，这种做法，其目的是在教人独立思考，而类似“只生一个好”这样的只讲观点不讲事实，其目的在于宣传。

我不禁怀疑，美国的语文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如何独立地思考，我们国家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做政治宣传，这一真正的目的并未写出来。

为什么这些问题上，随着一些事实的挖掘，结论已经非常清晰了，但大多数人还是拒绝改变自己原有的认知呢？这涉及到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是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用来描述在同一时间有着两种相矛盾的想法，因而产生了一种不甚舒适的紧张状态。更精确一点来说，是两种认知中所产生的一种不兼容的知觉，这里的“认知”指的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型式，包含看法、情绪、信仰，以及行为等。

认知失调的理论表示相冲突的认知是一种原动力，会强迫心灵去寻求或发明新的思想或信仰，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信仰，好让认知间相冲突的程度减到最低。已有实验试图去量化此一理论上的趋动力。

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在1956年首次于其著作《当预言失灵》中提出了此一理论，其观察幽浮末日教派的成员们对这种反直觉信仰的坚持，以及其领导人的预言失败后，改信人数的增加。因为地球灭亡的预言失败，“预期落空”增加了认知间的失调，结果使得大多数没有心理准备的成员们，为了减缓此一心理失调而改去接受新的预言；亦即，外星人已经因为他们而饶恕了这个星球。

认知失调一项很普遍的特征是选择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而枉顾不利于自己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