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成功，同样值得赞叹。
第一种，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终得大成；第二种，一辈子跨界不止，每遇多成。
第一种人专注，第二种人通达。第一种人定力取胜，第二种人融通见长。第一种人厚积薄发，第二种人游刃有余。
根据经历和成就判断，陈旭麓先生当属第一种。
研究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是“东西之间”，戏言谓之不能“无问西东”，因为中国近代史的展开，是西方势力影响下所发生深刻社会变化的历史，而中国对于西方又有强烈的被需要价值。
如果没有西方势力的介入，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演进，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假设，也无从假设，也不容假设。
西方国家，或当时世界上主流国家，或曰当时凡有参与海外贸易内在需求的国家，都与近代中国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起于商业贸易，深入中国社会所有层面，构成中国近代悲怆而壮阔的历史图景。
陈旭麓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与他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较于同时代历史大家，现象之独特性也同样引人关注。作为湖南湘乡之地走出来的学子，其一生几乎都与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除年轻时代曾有短暂的中学历史教员、1949年兼任上海圣约翰大学以及后来曾在北京参与历史研究的专项工作经历之外。
在他的简历中，所提到的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后来合并成华东师范大学，其本质如同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此二校，既非教会学校，也非外国人创办，只是中国革命浪潮之下兴建的小型大学。此处说“小型”，是一个相对普遍的认知大学之大、师生之多而言。
他未曾留过洋，也未曾任教西方大学或教会学校，造就了独特的本土历史学家的身份。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学，是一种“新史学”，即受到西方历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深刻影响的史学，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近代中国历史大家，多远涉重洋，学贯中西，如郭沫若、蒋廷黻、李济、王国维、范文澜、翦伯赞等，不胜枚举，更不要说从他所学或在他之后生学子，如茅海建、杨国强等。
因此，他的代表性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被特别地贴上了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的标签。这个“新时期”，当然是指他历经艰辛而万幸地迎到的改革开放新时期。
陈先生也有文集传世，当然是后生学子代为编辑，而最有影响的著述，即是我们熟知的两本。《浮想录》是他平时研究心得中随性记录下来的句子，算不得专著，虽然其深刻反映了研究历史的才、学识，但对于读者，必须参照对他历史研究的一般性了解才可以悟得。另外一本，就是如今正在重读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史至今面世的版本众多，作者云集，向来是历史的热门领域，但作为一位纯粹本土书斋里的历史学者，本著述形成历久弥新的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著名的得意门生茅海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如此称赞道，“陈先生是当年全国独有的三级副教授，我却很少听到他的抱怨。人生悲剧性的经历，化作了精思的‘随想录’。而正是如此，每当我遇到不公平或公平的对待时，就会想起他的‘副教授’”。（茅海建《怀念陈旭麓先生》）当然，这里得补充一下，网上查阅得知的另一说法是，所谓“三级副教授”，待遇和正教授并无二致，只不过，他的爱徒由于亲情和感怀，内心有些为“副”字不平，并借此自勉。
研究中国近代，必须同时关照地研究东方和西方。
中国近代之前，大致上可以说，东方和西方。
中国近代史开启，有人说开启了“东方从属于西方”，当然东方不能接受这种论断，宁愿接受“西学东渐”或“中西融合”，晚清重臣张之洞，则将那一轮改革总结为“中体西用”。
在本书中，陈旭麓先生很自然而然地从东西方之间的分野说起，也即必须比较新航路开辟和郑和下西洋这两件标志性事件。
而陈先生谈起丝绸之路，确是“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的。例如：“以丝绸名东西交通之路，固然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以中国为主，但交流总不会是单向的。来自西方的器物、工技、艺术、植物、习俗以至意识形态也从同一渠道流入中国。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中西交往最重要的大都市。在那里，外来风俗曾经进入民间和宫廷的生活，造成过各种变化。”
“胡俗是外来的东西，但中国文化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胡俗化为儒雅俗的变化。”例如，中国绘画和音乐艺术之中的许多案例，都是深受胡俗文化的影响，并进而改造成为国粹的。
“丝绸之路是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称，但对躬行于其间的人们来说，它又是一条艰辛而遥远的道路。”说浪漫，那是文学家言。说艰辛和遥远，才是历史学者的见地。然而，陈先生固然为书斋里的历史学者，但他的文笔却是极好的，字面表达的画面感和简洁说事的风格，会深深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革建）、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雾里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地方。”
“1530年，人文主义者让·斐纳说：‘由于我们的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在有关天文学的方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哲学家们都曾获得进步，而托勒密更大有增益。然而假使这些些人当中有一位今天重来的话，他会发现地理已改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时代的航海家给我们一个新地球。’从此，历史在根本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他们的航程是划时代的。”
“如果要做比较，其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从时间上说，郑和首次出海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要早87年。论舰队规模，郑和七下西洋，人数多半在2.7万以上；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所统水手分别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同郑和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但哥伦布开到美洲去的船，却只要几十人就可以操纵自如了。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并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后人读史，会非常自然地问：其故安在？”
陈先生接下来作了一番细致的比较。一是从自然科学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他继而写道，“郑和的船上，也有罗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还只知道天圆地方。”
二是从社会内在的需求领域。西方的地理大发现，出自社会上层的宗教情怀和民间贸易和财富的广泛渴求，东方的郑和船队，则是出自难以维系的单一目的，宣扬国威以及传说中的寻找废帝。“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在西方航海史上是迭迭出现的。三者在纵向上前后相承，在横向上独立完成各自的创举，在他们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那个时候的二流和三流航海家，由此构成了整个地理大发现。而郑和七下西洋，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楼船东返，海域寂寞。”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
“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司威仪。……所以，如果说是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地理大发现后，地理距离所造成的空间障碍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西方成为殖民主义，东方变成了殖民地。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殖民主义原始积累则是滔滔罪恶。”对于罪恶和历史的进步，陈先生的观点是明确而思辨性的，从来没有单一的罪恶持续，也没有纯洁的进步贯穿始终，这大概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念吧。他斩钉截铁地写道，“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
“从这个时候（1655年，荷兰使节到达北京要求通商贸易）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着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
时代开始了，但是，清朝——中国最后的王朝，其表现如何呢？“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
“天朝尊严曾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主要是儒学长期浸润的结果，而中国在地理环境上一边沿海，一边多山，中间几条大河的构造，也便利于封闭式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必然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这个观点，在我的过往的课堂教学之中，也是曾经喋喋不休地展开着，深信不疑。
而对于“康乾盛世”是否真正地存在过，陈先生并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承认旧史曾说之有。他娓娓而谈的，正是造成所谓康乾盛世的许多独特性因素。这种论述，既避免了仅关是否的纷争，又间接分析出，即便有康乾盛世存在，由于其独特的因素，在嘉庆之后，却是不可能再现了，正是“落日的余晖”，盛世的挽歌。
“从宋代以后，中国就很少盛世。但17、18世纪，当封建社会快要败落的时候，却出现了康乾盛世。这个褒称源于旧史，然而并非全是无根之词。新史铺叙康熙、乾隆之间的社会状貌，由实及名，也常常会沿用或援引这一说法。清代盛世再现，是在满族君权下作成的，其中有一些需要比较才能品的意思。”
他一一地归纳着，君王的勤勉、克己和自律，对明代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继承，满族自觉地接受中国（中原）的传统文化并主动接受汉化，大量任命汉族官员（许多重要职位一律满汉官员各半，以有制衡之义），维护边疆主权（塞防），这些都是造成盛世景象的背景和原因。读者看来，此种盛世，非为制度延续而成，一切都在于人，在于民族性，在于统治得，在于人治罢了。
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此后的王朝衰落的轨迹。“嘉庆终止了始于康熙（六下浙江、四出边外、四上五台山）而盛于乾隆（六下江南）的帝王巡游之风。”如此的勤勉，并没有挽救龚自珍感叹不已的“衰世”。盖因任何个人、甚至是台前伟大人物的历史作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更大程度地取决于他的时代。根据历史学家们的普遍看法，嘉庆和道光，也都是勤勉、克己和节俭的“好皇帝”，但去势难留，难以狂澜力挽。
“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改变了轨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这一点决定以后100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以降。中国，这个典型的东方大国，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景象从此渐行渐远，代之而起的工业革命以标志的全方位的西方文明的倾覆，由表及里，从沿海到内地，从行动和思维。
然而，自强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从那时以后，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在证明，在尝试，目的只有一个，重新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
近代中国人的所有争论，并不在于自强和重新崛起的终极目的本身，而只是关于路径、阶段和显性目标的探讨。
简言之，大家关心的，并不是要不要去到彼岸，而是如何抵达。身处东西之间，宁愿无问东西。
[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第1版，第2章东西与西方（东西对视，隔雾看花/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第3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盛世已经过去/人口、移民、会党/“洋货”与“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