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谋子的《红高粱》——“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野种九个混蛋”

《红高粱》电影海报（左为海外版，右为华语版）

《红高粱》是由张艺谋执导，并于1987年在中国上映的电影。电影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如何相爱、如何经营烧酒作坊、又如何打击日本侵略的故事。《红高粱》改编自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前两篇——《红高粱》和《高粱酒》。当时的莫言虽不是如今蜚声海内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也凭借《透明的红萝卜》而在文学界广为人知。当时的张艺谋也虽不像现今这般声名赫赫，但也做过摄影师摆弄过镜头、做过演员而深谙表演技巧。然而，却正是这两个“初出茅庐”年轻人的合作，成就了电影《红高粱》。

一张老照片（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在《红高粱》中，当叙述者“我”在成年之后回到高密东北乡时，村里的一位老奶奶对“我”说：“这是个一亩高粱九担半，十个野种九个混蛋的地方。”野性与自然、放肆与压抑之间的悄然结合，使得《红高粱》这部电影独具魅力。

No.1回归原始的生命状态

当张艺谋导演在谈到“如何看待莫言的小说《红高粱》”的时候，他说：“我喜欢他书中表现的那种生前的骚动不安、热烈、狂放、自由放纵，我以前不是拍了几部深沉的电影吗？我觉得自己活得挺累人的，挺深沉的，这一次咱们能不能也踢达踢达？”

如老谋子所言，在电影《红高粱》中也处处彰显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原始的冲动。“我奶奶”回门时，“我爷爷”掳走了她。二人奔跑在与人等高的高粱地里，密密麻麻的高粱与人的衣衫来回摩擦，释放出田野的香气。“我爷爷”一张狂野的脸庞和“我奶奶”的秀丽明艳相映成趣。以红日头渲染的天空为被，以红高粱染红的土地为床，这是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张扬。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张艺谋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思。如他所言：“我觉得自己活得挺累人的，挺深沉的，这一次咱们能不能也踢达踢达？”道德体制、科技文明、飞快的城市化进程，都使原始野性的生命力遭到的强烈的压制。《红高粱》的出现则是重压下的反弹，文明社会里的返祖。

No.2恶作剧式的达观

如果说人物原始的生命状态这点是张艺谋从莫言的小说中继承的，那么影片中对待沉重问题的达观态度，则是来源于张艺谋的再创造。无论是“我爷爷”在酒中撒尿反而成其好事，还是面对烧酒工人战死时欢快清亮的唢呐配乐，都体现的一种“恶作剧式的达观”。张艺谋在处理人生事业、历史人文这两个沉重题材时，没有站在上帝的角度以悲悯情怀俯瞰众生，而是极力把它处理地诙谐轻松。影片结尾，响彻天际的唢呐声和着机枪的扫射声，既有家国情仇的怒吼，也有生命不甘的呢喃。

No.3富有张力的大红色调

艳红的嫁衣、大红的喜轿、炽红的日头、火红的高粱、丹红的高粱酒、殷红的鲜血，这是《红高粱》中的“红”，是一种富有张力的色彩美学。触目惊心的红映衬着九儿温柔刚毅的脸庞、“我爷爷”张扬原始的野性、罗汉大爷尽心尽力的操劳、豆官顽皮淘气的天性以及烧酒兄弟们强健有力的身躯，仿佛天地万物都被囊括在红色的汪洋里。 张艺谋曾在采访中说：“我认为在电影的视觉元素中，色彩是最能唤起人的情感波动的因素。从生理上说，色彩是第一性的，能马上唤起人的情绪波动。”

电影中触目惊心的“红”

张艺谋对红色的青睐不止表现在《红高粱》这一部电影中。在之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都是以红色作为电影的主色调的。这是生命力的彰显，也是野性的喷薄。

最后，借用老谋子的一句话：“我当初看中莫言的小说，就跟在这高粱地里的感觉一样，觉着小说里的这篇高粱地，这些神事儿，这些男人女人，豪爽开朗，旷达豁然，生生死死狂放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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