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有种微妙的情结，想赚钱，又耻于谈钱。
士农工商的排序，向来讨论很多。《管子》讲“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所谓石民，就是国家柱石。可同样不可或缺，商人却位列“四民之末”。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门第虽然富庶，走在王都大邑，未必抬得起头。按郭沫若的考证，惊才绝艳的李白，因为生在商人之家，直接影响到科举资格，最终在四十多岁经人引荐，才得以供奉翰林。
也是这种缘故，无论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还是落魄文人，很少把金银财帛挂在嘴边，更不会将富甲天下视作理想。他们发起宏愿，都是孔孟之道周公之礼，至高的“三不朽”，也是立德、立功、立言。
浸淫于这种文化，钱是洪水猛兽，富是牛鬼蛇神。谦冲淡泊如陶渊明，要反复强调“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豪放如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压根就没把钱放心上。
众所周知，杜甫是李白的“脑残粉”。他老人家写《饮中八仙歌》，关于李白的段落百世流芳：“李白一斗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
相比起李白的极致浪漫，同属“八仙”的贺知章有种质朴的可爱，“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酒喝多了，骑马就像坐船一样摇摇晃晃，两眼昏花跌落井底，就这么睡过去了。
人生若只如初见，发生在天宝元年。李白只身来到长安，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独自住在旅店。闲极无聊去道观紫极宫游览，撞见素未谋面但倾慕已久的“网友”贺知章。老贺热情，邀小李去喝酒，谁料出门没带钱包。按说这就有点尴尬了，可老贺二话不说，把象征官员身份的金龟佩饰取下，换酒为乐。
每次想到“金龟换酒”的典故，我都会倒吸一口冷气：这些了不起的豪迈文人，真是不拿钱当钱啊。
不要以为羞于谈钱是古人的专利。对赚钱有意无意的轻视，其实从来不曾远离。
念小学那会儿，汇报人生理想是入学的必经环节。科学家、教师、音乐家、作家、建筑师都是备受称许的目标。
但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生羞怯地说：“我想做大生意赚大钱。”全班哄堂大笑，老师的表情突然有点僵硬，课后还专门找女生教育了半天。
稍大一些，每年春晚，在这场以北方人民口味为主的“盛宴”上，通常有两个群体饱受刻板印象之苦：娘娘腔的上海男人，以及赚小钱的个体户。赵本山相中范伟做“卖拐”的对象，拼了命地忽悠他，和范伟的相貌也有关系：“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伙夫。”
长久以来，对钱暗自看得重，又要摆出一副看不上的样子，似乎也构成了社会心理的一部分。
小时候看到掏出砖头般的大哥大，手里夹个黑色手包的老板，都管他们叫“大款”，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物化。90年代初，稍有积蓄的家庭，会有一个奇怪的计量标准：万元户。按今天的政治正确，这是毫无疑问的俗气和短浅。至于台湾老板来做生意，脑子精，人却土气，上海人管他们叫“台巴子”，干脆直接地域歧视了。
在我的成长里，这些现象毫无遮掩，长久存在。
和表现出来的淡泊寡欲不同，人性对物质享受有深层的渴望。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尤其如此。
但凡点开知乎、微信、微博，所有的社交网络，涉及年轻人的奋斗，标准提问往往是：毕业3年月入10万，是怎样一种体验？我是如何从三线城市逆袭成为年入五十万的CEO的？
对每个有心上进的都市人来说，一边是薪桂米珠，居大不易，奋斗所得和车子房子之间的差距很悬殊；一边是财富神话和融资捷报，新闻上总是谁谁谁又去美国敲钟了，同学聚会时哪个旧识又下海创业了。人和人离那么近，说不动摇不觊觎心如止水，多少有点为了面子硬撑。
这么说不是拜金，更不是鼓吹金钱万能。清粥白菜和山珍海味都是人生，安贫乐道特别难能可贵。
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如果对钱有需求，却始终口是心非，绝不是应有的姿态。唯有直面赚钱这件事，不遮遮掩掩，不讳莫如深，打开心胸和思维，才能避免进退失据。
对现代人来说，和钱最相关的，除了商场，就是职场。买买买是出血，回血往往是每个月就盼着发工资这一天。
可惜，羞于谈钱的人，连职场上都要吃亏。
别人不定期闹个辞职，为了挽留，老板升完职又加薪。自己兢兢业业，却不好意思开口，临到年底，老板的年终奖才发1000元。真是想找闺蜜哭诉都不敢，毕竟1000元年终奖，请顿饭再喝个酒就没了。
好不容易熬到加薪，结果老板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点着计算器说：“小王啊，今年表现很不错！鉴于你那么努力的付出，我打算给你加薪2%。”你不开口说钱的事，安心做一个闷葫芦，就不是2%，而是100%的二了。
合理来源的钱毫不可耻，靠自己的本事赚钱，是自我价值中光芒闪耀的部分。
我喜欢坦坦荡荡的人生，有所求，就光明正大地去追寻。的确不是所有人都能实现财富自由，但和钱打交道，其实也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收获成长的过程。
比起偷偷摸摸和口嫌体正直，安然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然后去得到它，才是最大的体面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