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
在家的时候，我们晚上都和家人一起集中到村中间生产队房子门口开会。不过，我们小孩子还是玩捉迷藏，抓萤火虫比较多，只有公社开大会的时候，我们才和大人一起，早早起来煎玉米饼，走十公里的路，到公社去开会。这样的机会虽然很累，却觉得好玩。有几次开这样的会，学校里内宿的哥哥姐姐们起得很早，黑暗中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手电筒，从学校下来穿过村中间的时候，还一起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大人们在运动中这样积极向上和互相鼓励的样子，常常让我也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兴奋。
在学校里，我们也经常抄老师拿来的批判文章，然后张贴到教室外面的走廊墙上。在学校办公室的板报上，老师们还从报纸上临摹出工农兵整齐的大拳头砸向渺小慌张的地富反坏右的画画。到了懂得写作文的时候，我也跟着兴奋地上台批林批孔了。
如果严格审核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我是代表不了革命阶级的后一代上台演讲的，我能上去，是我的启蒙恩师梁瑞青老师对我的特别关爱。那时，我们村没有幼儿园，我也不知道我几岁就进学校，只记得读了很多年的一年级。后来，二年级以后的整个小学阶段的学习，我一点也不费力，语文、算术经常得满分，所以，梁瑞青老师特别喜欢我。经常夸赞我、鼓励我。三年级寒假时，突然拿了一本厚厚的小说《敌后武工队》到家里来给我，让我没事不要出去玩，多看看这部小说。当时的课本、连环画都是很小很薄的，我突然接到那么厚的一本书，才第一次感到书的压力。但看进去后一下子就被迷住了。后来接着《林海雪原》、《红岩》、《大刀记》等革命英雄故事小说一本一本地看。自然而然的，写起作文来都没怎么修改，大人们就说通顺，写得好了。而其他人就没有谁写得比我通顺的。好几次学校、学区开大会批林批孔，梁老师就拿来几张报纸，报纸上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他就指导我从这篇要一段，再从另一篇要一段，连接起来，润色衔接好，歌颂形势、揭露敌人、表示决心，一篇我的演讲稿就出来了。这样的作文当时我一点都不费力，也一点都不感到自豪，毕竟原本就不是我写的，所以，过后自己的演讲连题目都记不得一个了，而记得最清楚的，却是政治老师几乎天天举例批判的本地解放前流行的一句诗：“廋马拉到青草坪，马不吃草怪马病，人不读书怪家贫”。后来，到四五年级时，来了另外村屯的新伙伴许达机，常常操场上正在开大会，我和他还在教室里抄报纸写批判文章，然后一下子我马上就能上台朗读了。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学生，也能上台批判两千多年前的教育家、思想家，可见当时的运动是多么疯狂。现在回想起来，我突然觉得，那时的我们，多么像一些经常和小伙伴们玩的木陀螺，被人攥在手里，要用来打散被摆在前面地上的另一些木陀螺。而当时的全国人民，也何尝不是被一种贴上保卫自己的政权、保卫自己的领袖的标签，这样的一种魔力驱使着，变成一个个木陀螺，或者上串下跳，或者分组对砸。直到后期，人们才渐渐地发现，自己是被利用的，保卫政权和保卫领袖并不是那么紧迫，相反，填饱肚子的问题，不但一直没有解决，还看不到一点希望。
因此，村里逐渐听到那些根正苗红的革命群众也议论起国家领导人了。记得原来最积极抓人批斗的民兵营长，也当着我们几个大人小孩的面就说，抗美援朝毛岸英被炸死，毛岸英是彭德怀的秘书，彭德怀却没有事，老毛怎么不打倒你彭德怀?有些家长也开始私下里对学校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了，一讲到文化水平，就开始夸耀文革前的初高中了。有人还编了一首打油诗：“学了ABC，天天挑泥箕，不学ABC，肚子大如箩”。
按现在的想法，后面一句应该是“不学ABC，照样有肉吃”才对，才顺口溜，但当时再怎样牛逼的人也说不出这样的话，因为肉确实很难吃得到。猪要养一年多才肥壮有肉，还得先交统购，第二年养得大才能吃到肉。鸡也得养大半年才有肉，问题是每年一到五六月份，鸡瘟就盛行，鸡还没长肉就死了。
不过，这样一首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唱对台戏的打油诗，只是在我们学校开会的时候说说，大队、公社开大会都没有提到，我还很好奇地等着知道是谁做的，结果却没有追究。当时，老师要我们背诵的、学校大幅墙上刷的毛主席语录明明写着：“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那个顺口溜的内容，难道不是比我外公比我姨丈比我舅舅他们谨小慎微的言行反动得更明显吗？渐渐地我才发现，类似的内容在大人们私下里聊天的时候就经常出现了，其内容大胆的程度经常令我感到惊讶。
正在这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逐渐地进入叛逆期了，老师和家长的话都不喜欢听了。特别是我们文艺宣传队，经常不接受角色分配，反面人物谁也不演。我们愿意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一是能上台表演，让父母高兴。二是学校劳动课或全校听从上级号召，到生产队去支援生产劳动的时候，我们文艺队就可留在学校排练。三是文艺队经常走村下队上街表演，能满足我们出外面去玩的新鲜感。
不过，去到别的村演出，都是傍晚去，去到了才吃饭、化妆演出，都是走路去的，经常演完半夜凌晨才回到家，所以，第二天经常有人闹情绪。老师经常威胁我们，不听话以后就没有前途，学校评语不好，以后想当兵当工人就会受到影响，但我们也已经逐步了解一些事情，阶级斗争讲那么多年，谁家什么成分大家都一目了然。特别是我，更加清楚，不说当兵当工人，能不能到社中读高中都成问题。所以，老师越威胁我们越讨厌。有一天，老师布置晚上要在学校演出，给我们几个提前放学回家，做完家务及时回学校化妆演出。
当时，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都要换上一身比较破旧的衣服，一起去割牛草，割回来才能吃饭洗凉换衣服去学校。那天我们去山上割牛草，就高兴地统一了意见，晚上去学校演出就穿这身破衣服，气死老师一次。
结果，四五个小伙伴个个都穿着上山割牛草的破旧衣服去学校化妆演出。当时演出也没有现在的那么多道具和服装，演的一个节目叫《园丁之歌》，就是那个演坏蛋的穿了一件大人的长衣服，我们几个每个节目都穿着那身破衣服。老师也没敢说什么，大概老师也怕说错话，因为化妆的时候，已经有家长到场了。那时的社会共识是越穷越光荣，说贫下中农的孩子穿破衣服不好，大概老师也不知道怎样遣词用字。
就在这样的逆反和迷茫中，盼望长大的童年就过去了。
我们的童年大概和历史上正值大变革的时代也有很多不同。我们羡慕的是抗战时期的儿童团，我们幻想着也能送鸡毛信，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还有黄成、杨子荣是我们牢固的偶像，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切是我们的口头禅。我们唱着铿锵有力的样板戏，和大人们一起，改天斗地。我们被称为祖国的花朵，我们爱尊分明，和大人们一样，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新动向。我们跌倒的时候，大人们说那是老鼠在使坏，快站起来踩两脚。等我们长大了才知道，不论我们怎样跌倒，都不可能是因为老鼠拌了我们的脚。我们就是这样，和全国人民一起，在轰轰烈烈的归因向外的长期教化中告别了童年时光。
除此之外，我们真的没有那首歌唱的其他烦恼。因为那个年代，大人小孩都时刻忙着温饱，想着温饱，几乎没有谁有过保暖无虞的心情。还有，女人们的穿着不但宽松无形、单调别扭，还经常灰头土脸，满头大汗。所以，我和小伙伴们看见女人喂奶都跑开，我记得完全不是害羞，而是觉得难看，甚至有点恶心。我们的性别觉醒真的很迟缓。现在觉得，当年大学招生的时候，有专家教授认为城市的孩子比农村孩子见识多，不用考那么多分也可以上同样的大学，确实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