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历十五年》，源自《人民的名义》中的大反派——历任大学校长、市委书记、省政法委书记的高级知识分子高育良，他对此书推崇备至。社会地位不同，胸怀眼界不同，阅读品味自也有别。
本人非历史专业出身，自小从教科书、小说、电影及电视剧中接触历史，渐渐形成人云亦云的历史观：王朝兴衰、政权更迭、农民起义皆由昏君暴政、税重民穷所起，明朝也不例外。
“以史为镜，可以知更替。”镜若蒙尘，又焉能知更替？
黄仁宇在本书自序中，就明朝税率与其他国家做了对比：16世纪末，全国税率并不一致，最高税率的南直隶苏州府为20%，一般府县为10%以下，有些县税率仅为1%-5%之间。同时期的日本大名政权，税率50%，17世纪末的英国，500万人口的税收与明朝1.5亿人口的税收大体相同。由此看来，“税重民穷”一说，并不成立，也不足以作为明朝灭亡的理由。
那么，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还要从开国之君朱元璋说起。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开国皇帝朱元璋并不这样认为。
帝国初建，为保万世之基业，朱元璋有自己的想法，“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源，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于是，朱元璋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在最原始的社会生活方式下，各乡自治，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另外，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简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俸禄微薄，而这造就了文官的双重性格：道德伦理与私心贪欲共存。
合理的物质欲望被抑制，道德和精神层面被拔高，以德治国的政体被确立，倡导忠孝仁义的儒家思想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四书五经成为全天下读书人的教科书及必考内容，文官集团也由此产生，并不断壮大。
200年过去了，文官集团从洪武皇帝时期的8000人增长到现在的2万人。道德在众人的传颂中已经异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作为皇帝的顾问室，调解纷争的超级机构文渊阁，其所做的事就是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厉害。
明帝国的理想状态是：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下一心，和衷共济。实际结果却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整个原则被颠倒，文官集团涣散，帝国也就无法治理。
在道德织就的牢笼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万历皇帝朱翊钧
幼年的朱翊钧，在文官集团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学习不断进步，工作兢兢业业，立志成尧舜之君，对老师张居正极其尊敬和崇拜。
他18岁时摆脱张居正及母后的影响，独揽大权。他想励精图治，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拥张派与反张派之争。年轻的万历皇帝，仅因为颁布了一道取消土地丈量作为税收依据的诏书，就被反张派利用，开启倒张运动。
随着运动的进行，张居正奢靡的私生活也传入万历皇帝的耳中，他心目中品德高尚、智慧无双的张先生形象轰然倒塌。“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地占尽了实利！”皇帝的情绪陷入紊乱。
摆脱张居正影响的万历皇帝，虽贵为天子，自主之权仍受到种种约束，他不能立爱妃郑氏的儿子为太子，不能练兵，不能出巡，只能关在皇城这笼子里，应付许多重复的事情和不变的礼仪，死后，他也不能与心爱的妃子合葬。
皇帝受道德制约，无法随心所欲，只能用消极怠工来表达不满。“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的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
独裁者张居正
自1572年万历皇帝登基起，张居正成为文渊阁主人，追求国富兵强，推行新政，加强行政效率，第一步就是理财。
明朝官员的俸禄微薄，不足以养家，因此普遍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制度——“常例"，即在规定的税额以外抽加附加税。地方官向上缴纳税金，总是先扣常例，至于税额是否如数，则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这一空前巨大的压力为全部文官所终身不忘。他本人认真办事，一丝不苟，亲自审核政府的账目，查究边防人马的数额，下令逮捕犯法的官吏，甚至设计各种报表的格式，规定报告的期限。
推崇改革的张居正，树敌太多，危机四伏。他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作为首辅的他，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身死权灭，人亡政息。张居正以独裁者的权威，强行提高行政效率，造成文官内部不安，最终反噬自身。
清官海瑞
明朝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搬，行不通就打折扣。
海瑞则不信这一套。但凡法律教条，他会按照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的接受。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而，清官海瑞，任职南直隶巡抚仅8个月，就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他不容于潜规则，也看不清制度之弊，妄图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而非技术和经济上的力量解决民间高利贷问题，只能事与愿违。
在道德标准面前，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朝廷的门面——海瑞亦是如此。忠孝两全的海瑞，两次出妻，第三位夫人和小妾离奇死去，这都成为政敌攻讦的口实。
李贽评价他，“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
思想家李贽
思想家李贽，是儒家的信徒，也受儒家思想所困。他中过举人，教过书，当过知府，在61岁那年，为求自由，剃发为僧。
他直言做官的目的就是名利，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高尚的幌子。这就触及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他主张个性解放，正视人欲，而这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相违背，与当世不容，他的《焚书》和《藏书》被列为禁书，他也身陷囹圄，自杀身亡。
以德治国，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法律缺位，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它的未来，也就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全书读完，不胜唏嘘。有明一代，我们不乏正气凛然的口号。面对李自成农民起义与后金入侵，两线作战的崇祯皇帝，私下与后金议和，招来群臣谩骂。李自成进攻北京，崇祯皇帝有南迁之意，又被群臣堵死，“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以德治国，与实务脱节，任何行为都可能引来政敌的攻击，官僚阶层内部涣散，国事也终是无力回天。
2019年2月23日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