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发国难财”唱赞歌的“经济学家们”，请回教室补课！》
本文作者：夏春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及经济学院教授
本文标题为经济学家圈编辑添加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下，口罩短缺和抬价都不是新闻了。我们不妨先来一个小测试，假如你看到下面香港湾仔一家药房将原价50港币一包的口罩，抬价到400港币，你会不会买？
我自己是无法接受这样的涨价行为的，我可以接受的涨幅是1-2倍。再高我或者我太太都宁愿去屈臣氏，卓悦或者日本城排队，这几家店都按原价出售口罩。尽管我们的时间成本都非常高，也知道即使排队也很难买到。
下面图片是我亲自拍到的排队照片，大约200个人一大早在坚尼地城的屈臣氏排队买20盒口罩，队伍排到坚尼地城地铁站附近再来一个大拐弯。据说在旺角屈臣氏有人凌晨4点就开始排队，最后一个买到口罩的人很好心，把50个口罩免费分给了其他没买到的人。
铜锣湾卓悦排队买口罩的居民
在国内疫情扩散的特殊环境下，哄抬口罩价格是可能遭受重罚的。据报道，天津某药房以12元/只购进KN95口罩并抬高至128元/只销售；以进价15.2元/盒购进片仔癀防雾霾口罩(成人1只装)并抬高至58-78元/盒销售。天津市场监管局认定该药房的行为违反《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构成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拟处以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将当事人哄抬价格涉嫌经济犯罪有关线索移送公安部门。
类似的新闻最近并不少见，有一个刺耳的词专门用来形容在大家遇到困难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叫做“发国难财”。不过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香港并没有类似的市场监管机构，只要不存在欺骗行为，香港这家药店“发国难财”的行为是不会遭到任何罚款的。
香港政府作为芝加哥大学大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忠实的信徒，深信“经济自由，放任自流、市场万能”。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说，香港目前无价格管制法例，呼吁供应口罩的商户应从公共健康角度出发，促请商户不要在这段时间“趁火打劫”，不应出现天价口罩情况。但要是真出现了，他们也毫无办法。
“发国难财”的行为值得赞美吗？
而弗里德曼在中国内地的信徒，一位多年前主张用涨价来解决春运难题的“网红经济学家”，对于“发国难财”行为的赞美之词，在疫情肆虐下被翻出来，成为经济学家圈近期的热门辩论话题。
按照他一以贯之的“市场至上”的观点，疫情下市场供需矛盾造成了口罩短缺，因此需放开价格管制，让厂商“发国难财”来促进生产，提高供给。他曾经引用了三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话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第一位是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他说发国难财是增加供给的最好办法，当然应该鼓励。
第二位是 2002 年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 ），他说发国难财是好事。
第三位是1976 年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他说：“这些发国难财的人，是在救别人的命，他们应该得到一个奖章，而不是得到惩罚。”
“网红经济学家”的粉丝数百万，他们如何看待这一观点我难以估计，但让我意外的是，支持他这样观点的经济学教授还不少，他们的言论同样被整理出来供人观摩。
但恕我直言，这些经济学教授基本都早就远离一线研究了，恐怕他们并不知道经济学前沿研究已经对“发国难财”的行为更新了认知！
请别忘了“市场失灵”！
其实反驳“发国难财值得赞美”根本不需要太高深的学问，许多人都清楚地知道，在当前疫情扩散的情况下，最需要口罩的人是那些最可能感染病毒，并造成病毒扩散的人，而不是购买力最强的有钱人。当前者的口罩供应有了保证，那么没有感染病毒的人也就不需要口罩来过度保护。
换言之，在当前的特殊情况下，市场机制并不是解决口罩短缺的核心办法，这也是经济学家都明白的道理：在个人行为会影响其他人的效用时产生“外部性”下，就会出现“市场失灵”，而不是“市场万能”。
此时，采取一定的配给制，或者由国家来协调生产，而不是任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家决定产量和价格，是更好的办法。
事实上，完全依赖市场机制，以价格高低来决定口罩分配，反而更容易造成恐慌蔓延，口罩更加短缺的局面，因为富人的购买力，可以完全垄断市场的供应。
请别过度强调“自利”（Self-Interest）的基因
然而，这样纯粹从经济学内部逻辑展开的推演，还不足以解释下面这些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过于强调人们“自私”或者“利己”的行为，却忽视掉了人们行为的复杂性：
1、为什么屈臣氏、卓悦、日本城、以及其他一些商家，明知香港没有价格管制法例的情况下，要把千辛万苦买来的口罩按原价发售？为什么他们没有选择“趁火打劫”，“发国难财”？
2、为什么我和我太太，以及很多人，会在明知很难买到口罩的情况下，宁愿去排队，而不是去买我们可以轻易买得起的高价口罩？
3、为什么中国铁路公司没有按照“网红经济学家”的建议，在春节期间抬价？
4、如果你和我一样，一开始觉得天津市场监管局300万的罚款太高，那么我们都应该想一想为什么台湾有下面的公告？为什么马来西亚对于有如此严格的处罚（台湾也一样是最高囚禁三年）？
请记住“公平”（Fairness）的价值
其实回答这些问题，同样也不需要任何高深的学问，只需要知道两个字“公平”。
不涨价的商家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趁火打劫”挣一次大钱，会给顾客留下深深的“不公平”的印象，以后就会尽量减少光顾（粤语叫“帮衬”）。
酒店服务业都明白，在旅游旺季提高房价，游客是愿意接受的，因为这是一个出发前就知道的常识。但是假如在游客到达后，酒店因为无法预知的特殊事件，比如台风来临，而临时抬价，那么游客会非常反感这样的“趁火打劫”，下一次旅游则不会光顾这家酒店。
特别是在目前，酒店评价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酒店都明白这样的道理，不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
我们愿意排队，因为我们觉得“先到先得”的分配机制比较“公平”。没错，富人也可以花钱雇佣其他人排队，但如果我愿意早起，我也不会落于人后。
排队当然有它的弊端（先到先得会鼓励一些不理性的“从众”行为，明知口罩数量有限，依然选择排队，会对不知道数量有限的人发出错误的信息。在“银行挤兑”模型下，“先到先得”的排队机制，可能导致不需要提款应付流动性需求的人，也纷纷提款。此时，“按比例分配”存款是更好的机制。），但相对于“插队”，“以权谋私”来说，排队依然要公平得多。
假如迪士尼、海洋公园邀请主张“市场万能”，“发国难财”值得赞美的经济学家去为他们设计门票的定价机制，他们很可能会建议釆取免收门票，鼓励父母带孩子进入（近期陷入经营困境，亏损加大的海洋公园就采取了儿童免票制，不过父母是需要买票入场的），但是对每一个游乐项目采取“拍卖”机制：越热门的项目收费更高，愿意出高价者可以提前入场（事实上，后者被迪士尼和海洋公园采取。在合理差别化定价下，游客并不反感，因为人们对于价格机制都有一定的接受程度。但假如优先票的价格是普通票的2倍以上，我相信很难有人愿意支付）。
然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的主题公园都采取了“门票制”，然后对单个游乐项目采取“免费制”。单纯从利润角度考虑，这样做很可能不如“拍卖”机制，甚至价格均等的“单个项目收费制”。为什么主题公园不最大化它的利润呢？
原因依然是“公平”二字。这个概念并不仅存于成人脑海，幼儿就有极强的“公平”概念，买票入园后，单个项目排队，在幼儿眼里是非常公平的行为（同样，插队被视为非常不文明的行为）。
相反，如果对单项目进行“价高者得”的收费机制，会让大量的幼儿对父母的挣钱能力产生深深的不满，这将直接破坏他们的家庭关系。正是出于这样“人道”和“公平”的考虑，主题公园都采取了“门票制”，并任由耗时排队来作为解决“人多”的难题。
中国铁路公司比主张涨价解决春运难题的“网红经济学家”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公平”的价值！
中国内地、台湾和马来西亚之所以敢设定高额的罚款以及严苛的惩罚，就在于“发国难财”的行为违背了人们珍视的“公平”！
传统经济学家忽视的“公平”，被行为经济学家找了回来
“公平”非常有价值，这么简单的事情，可惜却随着经济学的数学化，边际革命，特别是主张“市场万能”的“芝加哥学派”的崛起，而被几代经济学家都遗忘了。
我在《夏春：香江風波和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这篇文章里说，只懂得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的香港政府和商界，实在是病得不轻。去年香港动荡六个月，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在于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做事“不公平”。
我在文章中建议，香港社会非常需要了解另外两位弗里德曼的学说，一位是主张“世界是平的，深的”的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一位是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的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
“公平”这个概念，是怎么被找回来的？很简单，是一群不喜欢经济学太数学化，主张研究现实中人们的行为的经济学家找回来的。
经济学里最数学化的一个领域就是博弈论（Game Theory），它本身就是数学里面的一个分支。看过电影《美丽心灵》的人都知道，博弈论最大的贡献者约翰·纳什（John Nash），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
纳什的发现很简单，当人人都追求“自利”的行为时，可能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加糟糕的结果。在电影里，普林斯顿的大学生，都想追求校花，结果就是谁也没有女朋友。
大家更熟悉的一个概念叫做“囚徒困境”，对每个囚徒来说，招供是比不招供来说对个人更有利的选择，但大家都招供，结果就是都被投入囚牢。
而“人人为己，有利社会”的观念，则来自于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连接个人“自利”行为和社会结果的机制，就叫做“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在1953年被两位经济学家在一些合理假设下，用精妙的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之后，被整个经济学界视为圭臬，这也正是“芝加哥学派”主张“市场万能”，引以为豪的基础。
显然，纳什的发现，极大地动摇了这一基础。
但是，纳什的理论，以及其延伸出来的更加复杂的版本，本身就依赖于一个极强的假定，就是人人都是自利的。相信者就会高声呼吁，当有机会“发国难财”时，就一定要抓住机会“趁火打劫”。尽管这样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不利整个社会的结果。他们会假装不知，或者真的不知道。
口罩抬价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惜的是，那么多饱读诗书的经济学教授，居然把纳什的发现抛之脑后，一起为“发国难财”的行为唱起了赞歌。
“人人都是自利的”这样一个假定，究竟符合现实吗？在芝加哥学派最风光，米尔顿·弗里德曼享受电影明星一样追捧的年代，没有人去质疑这样的假定。
直到有人设计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博弈游戏：两个人分一元钱，前者提出分配方案，后者可以接受，按此分配，或者拒绝，这样两个人就什么也得不到（另外一个版本允许后者重新提议分配方案，但是这样做一元钱会随着时间减少）。
按照“人人自利”的假设，前者的最佳选择就是独吞一元，不给后者分毫。对于后者来说，接受这样的结果，和拒绝这样的结果，所得都是一样的，零！
这个游戏简单到不需要懂得任何高深的数学知识。然而当教授们邀请学生真来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发现，几乎没有人会选择独吞一元。尽管分配结果不一，但最常见的结果就是“五五分”。问他们为什么，回答是：这样做才公平！
教授们不信邪，把游戏规则改成“独裁游戏”，前者的分配结果，后者只能选择接受，不能拒绝。结果几乎是一样的，享受“独裁者”权力的参与者，依然会给“被独裁者”留下一定的金额，虽然要低于“五五开”，但不是独吞！
把一元换成更加符合生活真实场景的金额，游戏的结果都显示，人们在乎“公平”，不是绝对的“自私自利”！
等到全体经济学家都对这样的实验结果相信和接受之后，才有人突然发现，原来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富论》里早就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在他另外一本常常被经济学家忽视的名著《道德情操论》里，“公平”的价值和意义更是被反复论述。
经济学就这样误入迷途，绕了一个天大的湾子，才终于重新认识到“公平”的价值。如今，关于公平的研究论文越来越多。201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在他的自传体著作《“错误”的行为》（Mishbehaving）里，专门用了一章来介绍“公平”的重要性。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塞勒教授可不是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而是任教于商学院的“行为科学”系。他的行为经济学研究依然受到信奉“市场万能”的经济系很大的抵触。
“网红经济学家”引用的赞美“发国难财”的三位诺奖得主，两位在芝加哥大学渡过自己一生的教学和研究生涯，尽管他们都已经离世，但影响力依然不减。
在中国，信奉“市场机制”达到“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很多，他们绝大部分是90年代中期之前毕业的留学生。可惜的是，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对于经济学前沿研究的新进展，他们并没有密切跟踪。
反而是2000年之后海外留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这次积极撰文，反驳为“发国难财”唱赞歌的行为。实际上，“网红经济学家”的学生，留学美国任教之后，在“知乎”上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他的知识结构还停留在70年代。
我写下一个判断：两位或者三位经济学家，一位叫做Ernst Fehr，一位叫做Klaus Schmidt，以及Colin Camerer以对“公平”的研究贡献，极有可能在十年之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与普罗大众脱节的经济学家
这些天，围绕“发国难财”而展开的争论，相信经济学家的名声再一次备受打击。其实，经济学家的名声远远不如牙医，是梅纳德·凯恩斯在名著《通论》里就嘲笑过的事情。
我有一个习惯，欧美一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出版新著作时，我通常会在第一时间从美国Amazon网站购买。2019年11月中旬我一次性买入了五本著作，包括主张对超级富人征收“财富税”的《不公平的胜利》（The Triumph of Injustice），主张美国企业从竞争转向垄断，欧洲企业从垄断转向竞争，因此必须加强对美国垄断企业监管的《大反转》（The Great Reversal）,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以及研究推动08年金融危机不断扩散新机制的《信念危机》（A Crisis of Beliefs）。
不过，我收到后，马上细读的第一本书却是《艰难时代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原因很简单，作者恰恰是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奖”的夫妇Abhijit V. Banerjee和Esther Duflo。
这本书让我倍感有趣的是，在第一章，两位作者就对自己的经济学家身份展开了自嘲。他们引用了两个民意调查，都显示普罗大众对于经济学家的声望排名极低，通常会在众多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因为倒数第一的位置总是被“政客”抢走了。
更具体来说，两个民调都显示，相信经济学家的人口比例只有25%，相信天气预报员的人有50%。相信政客的，只有5%。
顺便说一句，排名第一位的通常是教师或者护士，不过在这轮疫情应对中，香港部分护士“临阵脱逃”的表现可谓是让人大开眼界。
两位新科诺奖得主引用了一份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研究非常有意思。在20个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来自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40位经济学家的看法，和美国普罗大众的看法，差异高达35个百分点。
注：EEP代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意见，FTI代表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
举例来说，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提升了美国人的平均福利这一问题上，95%的经济学家回答“是”，而普罗大众做出同样回答的只有51%。
对钢和铝加税有助于提升美国人的福利水平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全部反对，但33%的普罗大众表示认同。
对于大企业的CEO薪酬过高的观点，39%的经济学家同意，普罗大众持相同观点的则有67%。
这20个问题里，没有“发国难财”值不值得赞美和嘉许这一问题，本来我想在此加一个投票问问大家的意见，可惜公众号每篇文章只许设置一个“投票”，而我在文章开始时就用掉这一权限了。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发国难财”的行为。
一个待解的谜题
我写这篇文章，是期待那些认为“发国难财”行为值得嘉许的“经济学家”们，重新补一补前沿研究强调“公平”重要性的课。
但我更想回答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口罩短缺引发的恐慌情绪在不断蔓延？
前文提到，为买到口罩，200人会为了20盒口罩而排队，这似乎很容易理解。事实上，为短缺的口罩而排队的行为非常类似于担心银行存款不足，而排队提款的行为，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银行挤兑”。
这一相似性为我的好友，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的王鹏飞教授捕捉，他以自己对“银行挤兑”的研究提出建议，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分配口罩，给到最可能被病毒感染，最需要口罩的人，或者由政府来统一协调生产。实际上，这样的方案非常类似于对“银行挤兑”的解决。或者采取协调分配，或者成立“存款保险公司”，政府出面解决银行和储户之间的期限错配难题。
实际上，我在美国读博期间，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2000年初，中国的四大银行呆账坏账众所周知，却没有发生任何银行挤兑的现象？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为了口罩而大排长队？到底是什么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