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是如何过审的？灾难性事件的影视化改编要点

“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一个影响极大地灾难性事件，灾难性事件的典型特点是：大家都知道很可怕，但没有人“敢说”具体有多可怕。

为了各种复杂的考虑，或者某些“技术原因”，对于灾难性事件的改编总是困难重重，而《切尔诺贝利》的播出则令人格外的惊喜，为大家提供了“纪实类”灾难片上映的一点点参考。

建议没有看过《切尔诺贝利》的朋友也去看一下，观摩学习也罢，纪念致敬也好，把它当成灾难片也好，故事片也罢，看过之后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切尔诺贝利》由克雷格·麦辛（Craig Mazin）执笔﹑《绝命毒师》的导演乔韩·瑞克执导，口碑爆棚，全网好评。豆瓣9.6，烂番茄新鲜度95%。

大家一致认同切尔诺贝利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逐渐逼近的恐惧感不曾消散，出色的技巧和对制度性腐败的智慧剖析使这场国家悲剧得以戏剧化呈现。

不过对影视从业者而言，更具有参考意义的是，这部剧在改变过程中从剧情的表现形式，到人设的调整，以及事件的展现形式，在灾难性事件的影视化改编中都具有一定的提示性。

1、更具戏剧化的表现形式

正如电影对于任何历史事件的“戏剧化表现”一样，作家和编剧在将一个事件搬上荧幕时，“百分百还原事件”是没必要的，那是纪录片要做的事情，影视化改编必须做出调整。在《切尔诺贝利》中更是如此。

《切尔诺贝利》进行戏剧化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事件基于一场复杂的科学事故，如果过于着眼于事件本身的原理，细节处的科学知识会导致观剧要求大大提高，超出大部分人对于核运用的认知，包括核反应堆和核裂变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那么可怕的事故为什么还会有人试图掩盖。

如果编剧克雷格·麦辛坚持故事的科学性展现，这部剧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干燥，复杂和无聊的。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而且戏剧性的改编中也充满保持了影视化的高质量以及对于事实的尊重。

克雷格·麦辛和其他制作人事前做了大量的研究，虽然最后依然不是百分百准确，但确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更具“集合性”的人设

适当的把“角色”进行融合与删减是一种常见的操作。在灾难性事件的改编中，往往参与事件之中的人物会很多，但是对于观众而言，把注意力放置在太多角色身上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比如《权力的游戏》就是以角色众多闻名，但也正是由于角色太多，导致后期作者马丁一直写不出来接下来的故事，而编剧只能把部分角色融合删减。

在《切尔诺贝利》中，艾米丽·沃森饰演的苏联核物理学家乌拉娜·霍缪克就是一个“复合体”。不像故事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乌拉娜·霍缪克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角色原型，而是事故发生后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数十名苏联科学家的“角色融合”后的“复合体”。

这些科学家，就像乌拉娜·霍缪克在剧中表现的一样，是最早站出来质疑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危险的科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因为直言不讳而被监禁。

《切尔诺贝利》第五集结尾中，明确表示，这一角色是多位科学家的“角色综合体”：

“（Valery）Legasov得到了数十名科学家的帮助，他们在切尔诺贝利与他一起不知疲倦地工作。Ulana Knomyuk的角色是为了代表他们所有人而设立的，并尊重他们对真理和人性的奉献和服务。”

3、更具直观冲突性的“事件节点”

切尔诺贝利以一场戏剧性的审判结束，其中穿插了对事故的闪回，观众们第一次从核电站内部看到事故原因。这段剧情很精彩，也以极具戏剧冲突性的方式让结局充满神秘感。然而，这场审判并不是准确的“历史再现”。

在历史上确实有这样一场审判，剧中大部分描述是真实的，但也存在一些戏剧性的改编。例如贾里德·哈里斯（Jared Harris）饰演的角色瓦列里·莱加索夫（Valery Legasov）并没有出庭，也没有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些应该为爆炸和熔毁试验负责的人有罪。事实是，Legasov在一段时间之后，在另外的场景下才提出了他的证据。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编剧用巧妙地戏剧性手法，让现实中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逐渐发生的事情，在一个事件的关键节点集中性的爆发出来，使之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也让观众更容易理解事故与实验的性质，让观众理解核裂变的复杂过程。

让观众已经熟悉的角色以非常基本的方式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对观众来说更容易消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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