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生是怎样开始治国的｜大象公会

1930年代，理工科生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文｜柳展雄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浩大的论战：是否该督促蒋介石政权民主化？

· 1933年的蒋介石

胡适为首的自由派要求尽快实行选举；阵营另一方的知识分子，则认为民众文盲率高，素质低下，中国国情不适宜民主。
后一派人中，有一大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理工科人才，其中不少人加入国民政府：

中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丁文江，带头反驳胡适，大力赞颂独裁体制；
地质学家朱家骅，历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行政院及考试院副院长、交通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
德国柏林大学工程物理学博士马君武，担任广西省省长；
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蒋彦士，历任行政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特务机构「中统」也有一批高学历技术人员，如陈立夫的本专业是煤矿，在美国匹兹堡念过工程学，游历美国东部和中部工业重镇； 中统局长徐恩曾留学美国，当过机电工程师。

·丁文江、朱家骅、马君武、蒋彦士

这些眼界开阔、沐浴欧风美雨的中国理工科先贤，为什么会对西方舶来的自由派政治观念如此抵触？他们又在那个时代的国民政府和社会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科学家爱威权
南京政府内部，最能体现专家治国理念的是资源委员会，其前身是为了应对「九一八事变」后局面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
到1947年，「资委会」员工共有223775人，其中职员 （担 任技术、管理工作职务） 32917人，各类技术人员达13343人，占职员数的40.5％，平均学历居于国民政府各机构之最。

· 资源委员会旧址

资委会属下的官员，在各自专业都是一等一的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博士曾昭抡，任职于「资委会」的国防化学专门委员会；清华大学教授、美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吴有训，任职于电气专门委员会；著名的李四光任职于矿冶专门委员会；竺可祯任职于边疆问题专门委员会。
整个资委会的实际事务，由地质学家翁文灏全权处理，蒋介石仅挂名其最高领导。
理工科专家兴起于政界，背后是救亡图存的国耻记忆。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落后世界，自然科学受到舆论推崇，传统儒家为中心的政治教育被指责为扼杀科学精神。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纷纷选择医学、物理、化学、农学等理工科专业，期望帮助中国追上西方。
到了1930年代，知识界已形成鲜明的观念阵营：满口赛先生的五四文人，大多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对西方前沿科学一无所知；理科出身的工程师、科学家群体，则更认同威权主义强大的国家能力，与胡适之流「清谈学者」几乎无话可说。下图为陈丹青作品《国学研究院》。

理工科才俊获得高官显位后，国家也并未让他们失望。
如翁文灏和同僚，进入体制后便兴办实业、建造工厂。不同于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蒋介石政府具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全中国最好的人力财力资源都优先调配到翁文灏和资委会手中，民营企业只能分到残羹。
有了国家支持，部分科学家对中国本土技术非常自信，甚至认为可以超越外国。
如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三十年代访日归来后说：「日本化学工业基本以仿造为主，缺乏研究能力，现在我们学习欧美最新技术，不出10年，超越日本不成问题」。

·范旭东
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对此自然持批评态度：

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

然而，急于追赶世界的精英阶层，无法考虑统制经济的长远恶果。国民党更是坚信中国必须尽快工业化，以应对日本威胁，不能等待自由市场慢慢积累。
技术官僚精明干练、清廉勤奋的特点，也多少弥补了统制经济模式的缺陷。
在1927-1937年的黄金十年，「资委会」壮大为工业巨无霸，生产领域跨越煤矿、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电工、机械、水泥、造纸等部门。
· 孔祥熙与希特勒会面。国民党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向德国寻求外援，二战爆发后，才断绝往来
抗战的幕后英雄
抗战爆发后，「资委会」升级为国民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中枢，负责筹备生产军需物资，向抗日前线输血。
政府的控制力随着战争推进大大加强，抗战前夕，「资委会」控制的工矿企业仅有16家，战争胜利时，国营企业已经增长至125家。
· 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进入南京城
到了1947年，「资委会」已经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生产全国100%的钨矿、28.9%的煤产量，对民营企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
仅电器行业，「资委会」就制造了81.4%的电动机，90%的电话设备，49.6%的灯泡。
这些效力国民政府的理工科专家们，与国民党体制并非毫无摩擦。
抗战期间，美国支援重庆政府，「资委会」引入国际先进技术，跟西屋电气公司等大企业合作，派遣人员交流。
在国内，「资委会」与武汉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高校，展开合作研究，钻研技术。从1942年初至1944年9月，「资委会」官员与大学、科研机构联合研究，完成46项课题，其中机械类9项、电机类14项、化工类13项、矿冶类7项。

这种政府与智库合作的模式，在当时的中国是新鲜事物。国民党内部的党务组织对技术官僚满腹狐疑，质疑后者政治上是否可靠。无孔不入的中统试图向「资委会」内部渗透，引来抗议。
翁文灏愤愤不平，把党务人员关在门外，保留一块安心的科研环境，让专家不问政治、潜心学术。
1943年，「资委会」成立特殊党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负责人不由他人委派，而是在内部人员选出。「资委会」所属的各企业党部，与当地的国民党的党部机关平行，没有上下级关系。
在「资委会」庇护下，技术官僚们不必学习三民主义政治教育，党务活动通常应付差事，中统最终没能渗透进来。保持独立地位的专家学者，埋头苦干技术，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在管理上，「资委会」杜绝铺张浪费，在国民党系统里堪称出淤泥而不染。翁文灏多次表示自己从政，不求功名利禄，「个人无政治兴趣，但盼于国事大局略有裨益」，他没有秘书，亲笔书写所有的文件和每天的信件。
· 翁文灏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翁文灏等人做出积极的评价，「他们不是政客，而是专家一一经济学家、实业家、银行家、出版家、知识分子一一他们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识的教义而是支持专门技术知识和官僚政治的专业主义」。
这些理科生官员们的业余爱好，或许更能体现他们的精神底色——他们对西方现代的政经社会观念缺乏兴趣，而往往热衷旧体诗文，不少人能写格律诗，或有诗文研究专著传世。
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长于五七言古体诗，诗作获得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赏识：「学识以抒胸臆，高掌远蹠，磊砢不群。其纪游诸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尤近杜陵。」

战争期间，重庆政府也不忘科教兴国。教育部长陈立夫主持建设农、工、医等专门学校，大力培育技术人才，为将来抗日胜利、恢复和平生产做准备。
「两弹元勋」邓稼先、农学大师赵洪璋、共和国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均在大后方的学校受教育。

· 赵洪璋，与袁隆平并称为农学「南袁北赵」，毕业于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抗战时期，西北地区高校人才辈出，然而名气低于充满文人风骨的西南联大
抗战财政最紧张的时刻，重庆政府还拨款用于奖学金助学，覆盖面大约12万多人。杨振宁受惠于这项政策，得以出国公派留学深造，他在诺贝尔物理奖后，还写信感谢陈立夫。
不过，国民党兴办教育的种种措施，最终却是为他人做嫁衣。
技术官僚的新春天
1949年后，民国绝大多数技术人才都留在了大陆，只有少数人追随蒋介石迁台。
不过，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反而强化了「专家治国」，因为阎锡山、桂系李宗仁等地方实权人物失去地盘，在台湾无权无势，中统等党内派系同样衰落。理工人才加倍受到重用。
台湾地区的财经系统里，起初几乎所有关键职位官员都出身于「资委会」，他们普遍都是国家主义者。如出身于电机工程专业、1954年担任经济部部长的尹仲容，反对西方自由放任主义，坚持国营企业优于私营企业。
·1950年，台湾70%的工业产值由国营企业创造
1951年，经济学家邢慕寰拜访尹仲容，事后他毫不客气地评价道：「尹只不过是一个刚愎自用、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管制的官僚。」
次年，哈耶克的门徒蒋硕杰回台湾休假，和尹仲容初谈，并不融洽，事后寄送书籍《计划与价格机制》相赠，期望能影响高层的观念，结果尹仲容读后深受影响，意识到管制经济的弊端。
尹仲容着力扶持的台湾纺织业，原本受到关税保护，1953年6月他转而推动贸易自由，解除外国纱布进口管制令。
尹仲容拿出的产业扶植手段是，先投资注入国有资金，等到企业站稳脚跟，自给自足时，再撤出股份，完全交给民间经营。执政后期，尹仲容明确主张民营化、放宽行政管制、开放外汇贸易。
1960年代，台湾地区纺织工业已具出口竞争力，纺织品成为台湾输出的大宗，争取了巨额的外汇和财富。
带领台湾地区走出战后萧条困境的尹仲容，凭着其巨大贡献，获得了「台湾工业化之父」、「台湾经济总设计师」的美誉。
· 尹仲容与美国人签署经济合作事项
1963年尹仲容积劳成疾，患上急性肝炎病逝，同样出身电机工程的孙运璿和大学期间修读物理系的李国鼎接管局面，在他们的时代，台湾地区私企的实力赶超国营企业，成了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显而易见，国民政府和资委会在台湾的政策，与大陆时期有明显的扭转：政府管制越来越放松，统制经济的色彩越来越淡。
1970年代，纺织等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已经成熟，台湾经济虽然旺盛，但即将到达瓶颈期。孙运璿、李国鼎勇于决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向技术含金量更高的科技领域，产生了台积电等一批优秀企业。
1973年，在孙运璿的牵头引导下，官方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储备制造业人才，四十多年来累积了近3万件专利，培育273家公司。电子科技业发展最为迅猛，在集成电路还是刚诞生的新技术时，孙运璿便设想蓝图，勾勒电子产业的未来轮廓。
1976年4月，台湾地区政商界招募培训年轻人赴美国，学习集成电路的研发、制造、封测。学成归来的年轻人，在台湾建设了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园区。

理工科换代
1949年，「资委会」绝大多数雇员留在大陆，工厂厂房设备总体完整留下，包括「资委会」的头号人物翁文灏也接受周恩来的邀请，1951年通过香港回到北京，获得政协委员的待遇。
「资委会」改换门庭意义重大，大部分国民党的理工技术人员从此都转为新政权效力，活跃于各个行业。例如原属于「资委会」的南京无线电厂是中国电子工业基地，国内其他城市的无线电技术骨干，大多来自南京。

抗战时期受教育的技术人才，到了1950年代年富力强，已经成为各个岗位的中坚力量。因两弹一星而获奖的23人，大多是民国传承的人才，22个留学于西方国家，仅有孙家栋和周光召留学于苏联。
· 凭借两弹一星的功绩，科学家群体受到推崇
1950年代，中国理工科学家、研究员的地位待遇、社会声望均如日中天。
住房紧缺时，科研人员比其他人优先分配到房屋。1953年前后，北京为钱学森等一批著名科学家修造中关村宿舍区，施工基建标准高于一般住宅楼。留学回国的技术人员通常分到大住房，适于一家三口生活，特级研究人员单人68平米的住房面积，在当时堪称豪华奢侈。
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规定，研究人员共分为13级，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相比之下，文史哲泰斗，大名鼎鼎的陈寅恪、陈垣，工资也只有253元，文理科学者的地位待遇差别从此拉开。
中国对科学家的优待跟苏联的作风一脉相承。俄国科学家衣食住行各方面获得特权，就餐有专用食堂，购物有特需商店，子女入学有特殊照顾。
冷战背景下，苏联科技人员的地位空前提高，有的工资甚至超过政府干部，全苏科学院院长工资1500卢布，苏共中央书记的工资只是七八百卢布。
· 苏联探索太空的宣传画

克里姆林宫高层不乏理科出身的官僚。勃列日涅夫是热动力工程师，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捷尔任斯基工厂条件下高炉煤气的静电清除法》；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毕业于工农专科学校；叶利钦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建筑系。
苏联理工科教育发达，最高学府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细分为3个专业方向，而农科达90余种专业，工科专业更细化到200多个。重理轻文、教育服务于工业化和经济建设的观念，也是从莫斯科传播到北京。
1950年初，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担任中国教育部顾问，规划高等教育改革。他宣称人文社会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具有「资产阶级性质」。
1952年教育部大刀阔斧地砍掉「资产阶级」学科，全国高等院校的20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两个，法律学系院校只剩下9个。
国民党统治末期，高校政法系科学生的比例高达24%，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不足2%，人类学大幅削减，只有体质人类学因为靠近自然科学所以幸免于难。
经济学因为讲授西方学说，成为大力调整改造的对象。19所高等财经院校、76所设有财经系的院校，调整合并成4所。一流高校里，仅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保留有经济系，授课内容专注于马克思主义。
由此以后，中国学院教育中的工科比重大大提高。

出身「资委会」的化学家曾昭抡，对此大力支持：「经过大学或专科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学识既较丰富，脑筋也较灵敏，这样应付工业上各种问题，当然比较地可有妥当办法。重士轻工的传统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 数年后，曾昭抡和同样出身理工科的钱伟长一道被划为右派，与文科出身的费孝通等人同等待遇
此消彼长，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学生数量由1947年的17.8%上升到1957年的37%。
他们中涌现的理工科新人，将逐渐替换1930年代「资委会」专注于科研业务和古典文学爱好的那种老科学家，开启另一段中国理工科的故事。

参考资料： [1]马宁《民国时期的专家参政——以资源委员会为中心的研究》 [2]郭岱君《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1949-1960）》 [3]何欣《建国初期留美知识分子归国问题研究》 [4]张藜《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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