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的内外

最后一口气，就像一道门。门的外面，是残忍；门的里面是存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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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们这些人对无神论的坚定“信仰”，看待生命只有一次所带来的这种精神冲击，可能要比前辈、前辈的前辈、甚至更为久远的前辈们显得更为焦虑。一个人只能活一次的认识，让人更容易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趋向绝对---因为只能活一次，所以今生的意义对自己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是唯一的，没有之一。古人会有义利之辨，会有义薄云天，会有舍生取义的举动，这一切背后可能就有一种循环式的生命价值观的体现，而这种取舍的豪气，现代人已经消亡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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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像江歌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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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勇气有时候并不为主人带来好运。因为它往往意味着要叫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即便如此，似乎也没有理由回避看到那积极的一面---很难设想在那样的一个夜里，为朋友之难，为主张她应得的理解、尊重和保护，继而挺身而出，直面犯难。恐怕到死她都不曾怀疑过自己正在做一件理所应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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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切，在这颗高尚灵魂的归去后随之而起的喧嚣而显得那样的“轻忽”---似乎那个以生命为代价的举动必须拿来凸显了人性里卑微那部分的阴冷，却似乎忘记它的原本意义在于给予人心无力时的炽热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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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用诗意的语言，事后诸葛般的谈及它是会掩盖那整个事件经过里，多个令人无比疼惜、愤怒和遗憾的瞬间。事实上，对那些看上去令人遗憾的部分，可能我们尚未足够了解，甚至也许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但问题并不在此，我的意思是：也许，多点为人性高尚而骄傲可能要比对怯懦而愤怒来的更为接近那个以生命为代价的举动。毕竟在这个十分强调等价交换的时代，设若能够看到一丝高尚，似乎应该为之仰慕和学习而非悔恨和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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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并无时间看完全部到目前为止的采访记录、相关人回顾或者来自网上更多人的个人判读，所以也只能从零星的一点事件公开信息，做一点点个人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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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一种情况---正义而勇敢的江歌在受到室友刘鑫的发出求助的信息后，出于某种理由，她要求刘鑫返回她们共同居住的室内，并且关好门(但愿不必受到甄别"关"和"锁"之间的困扰)，等待事情处理完毕后，她呼门再开。如果是这样，那么锁门导致的悲剧未能以某种理想化的形势转变的这个判断则很可能并不应该怪罪到刘鑫身上，而仅仅是个对江歌而言的事件严重程度的误判。当然，类似这些情况的可能性，也应该更详尽的在案件审理过程里得到解释和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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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并不是在表达一个事实，而是在虚拟这样一个可能---这个可能，关乎于我们如何看待一桩并不充分了解的事件、惨案或悲剧的角度。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避免用自己想像的可能性替代事实真相，尽管出于各种理由有这样做的动机，正如我前面所做的假设那样。但事实真相从来不曾被逝去者以外的人所拥有，所能期待的是依靠司法程序还原的逻辑真相，至少在可信度上，它更接近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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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值得担忧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习惯根据逻辑分析事件，而是更愿意自然而然的随着感情的道德好恶而驰骋；不是信赖审慎的分析推理，而是用想象和难以名状的愤慨去填补这一非当事人而不能说清的残缺不全。但有时候，某种角度上，活着并不比死去更容易。因为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死者失去了陈述的权利却获得了正义的永恒，而生者却因为还能继续张口却要面对人们理所当然的拷问(尽管人们并不愿意听到这种在道德上的天然劣势的辩词)。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渲染一种吃瓜之众的庸俗和指责他们的暴力。更不是暗示什么责怪来自死者的交友和判断上的不智甚至错误，而是要说出这样一个令人感伤的事实---对死者不存在诽谤。因此一切事件里的不尽如人意的因素，可能最后统统要由活下来的那个生者承当。而这，也许仅仅包含着每一个人极为复杂的生活里的负面情绪。这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不公义”的事件，也许在宣泄着和事件当事人在本质上几乎没有太大关系的来自各人现实境遇的愤怒之情。而很多时候厘清这两者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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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太过复杂，而人的认识又往往留于感性，导致可能还未了解完整就急着群情激奋。我想我们并没有什么资格对死去的人揣测一种很可能根本无法证实的事件过程，一如在尚未完整了解情况之前就去用什么“罪魁祸首”之类的词语去批判那个被江歌用生命保护了的人。面对恶与疯狂，恐怕谁也不能说自己一定知道该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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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道门，隔开了生和死、恶与善、勇气跟怯懦、理智与情感；而那个把手，正是做人的良知。我的意思是：换做是我在此情此景，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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