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ER： 走向绿色，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 | 唧唧堂论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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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文章首发于唧唧堂网站www.jijitang.com 解析作者 | 唧唧堂经济金融写作小组： RACHEL ；审校编辑 | 悠悠

本文是针对《走向绿色：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2019年2月收录于NBER工作论文中国特辑，研究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支持，作者包括樊海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Johua S. Graff Zivin（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刘学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以及王欢欢（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环境保护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规制则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浓度控制及排放目标控制是环境监管的两个重要环节。前者意在要求污染源对污染物浓度实施控制，以符合国家污染控制标准；后者则强制规定排放上限及对可排放污染物实施管制。自1996-2000年的“九五”规划以来，中国便同时实施了浓度控制及排放目标控制。考虑到浓度控制在限制污染物进入环境的总规模方面是无效的，中国的控制主要集中于“关键污染物”的排放目标控制，即设定国家减排目标，再由中央到地方、省到地级市自上而下逐步细分。遗憾的是，在“九五”期间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减排目标没有实现。在“十二五”规划确定的所有目标指标中，只有污染控制目标没有实现。2005年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量只比2000年基线降低2%。为扭转排放控制目标未能实现的局面，政府在2006-2010年“十一五”期间实质性强化排放目标控制方案：将国家目标分解至各省后，由各级省政府与国家环境保护部签署相应减排目标声明，并根据《关键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完成情况评估办法》对政府官员在履行排放任务方面的表现进行评估，并将其纳入能力评估，对责任与晋升产生潜在影响。同时，2006年还制定了《关键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统计办法》、《关键污染物排放控制目标核查暂行办法》等配套法规。事实上，2006年两项“关键污染物”指标-化学需氧量（COD）与二氧化硫（SO2）排放量-较2005年减排10%的目标均超额完成，其中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水平较2005年降低23.1%。图1显示，污染物排放拐点出现于2006年-中国“十一五”规划开局之年，以严格的减排目标控制及执行力度为特征。这可能暗示了环境改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相关关系。

图1 中国制造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趋势

现有文献证明环境规制影响制造业企业排放及环境质量(Nelson et al., 1993; Chay & Greenstone, 2005; Greenstone & Hanna, 2014)。关于影响机制，Levinson(2009)证明“技术效应”在环境改善中起主导作用。关于技术因素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创新（如绿色专利），研究结论存在争议。部分文献支持正向促进(Acemoglu et al., 2016; Aghion et al., 2016; Gutiérrez & Teshima, 2018; Aghion etal.,2019)，而部分文献则支持抑制假说(Nelson et al., 1993; Gray & Shadbegian, 1998; Gans, 2012)。Gutierrez & Teshima(2018)证明包括排放上限在内的更严格的气候政策不一定会促进创新，并发现少有证据表明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是对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反应。相反，为应对更严格的减排规定，企业倾向采用其他环境友好型技术，如减少排放设施、节约淡水技术及废水回收利用技术等。此外，现有研究还关注环境法规对受管制行业及企业微观经济活动，如就业(Henderson, 1996; Greenstone, 2002; Walker, 2013)、产量 (Berman & Bui, 2001; Greenstone et al., 2012)、工业地点(Henderson, 1996; Becker & Henderson,2000;Chen et al., 2018)、贸易环境联系(Gutiérrez & Teshima, 2018)及出口与外国直接投资(Keller & Levinson, 2002; Cai et al., 2016; Shi & Xu, 2018)等。

本文对现有文献的补充包括：不仅通过实施产业分解分别刻画制造业规模、产业构成及技术的贡献，而且通过分解企业内部行为更清晰地刻画企业“规模效应”与”技术效应“作用。

二、研究思路与过程

文章针对环境法规对企业反应及机制与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过程如下所示：

第一部分，相关性分析。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文章得出三个与中国制造业化学需氧量（COD）排放相关的程式化事实：（1）环境规制严格程度不同地区的企业污染物减排情况不同，规制严格地区企业较宽松地区企业污染物减排量更大（见图2）；（2）环境规制严格程度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在不同污染水平行业中存在差异，工业污染强度正向增强环境规制程度对企业减少污染的影响（见图3）；（3）各产业市场份额的“成分效应”调整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应”污染强度的降低，都是中国s制造业在严格环境规制下水体污染物下降的原因，而“技术效应”是环境改善的主导因果因素（见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