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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庚子伊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神州大地蔓延。勇敢的中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担当,很快打赢这场疫病阻击战,全面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那在这场战斗中,冲锋到一线的是当代最可敬可爱的医护工作者,这些最美逆行者,利用中西医结合的古方、验方和良药以及现代化的科技治疗手段,和死神赛跑,挽救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这里,西医药及西医治疗和中医药及中医诊治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何书彬
1835年11月4日,一家名为广州眼科医局的西式医院在珠江边上开张了。
以当时的标准而言,这家医院的规模堪称可观。它拥有一座三层的楼房,候诊室可容200人同时候诊,病房可供40人同时住院。
更重要的是,它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家近代医院。
在那时,由新教传教士开启的“西学东渐”的潮流刚刚起步。这一场文化传播,在哲学、科学、技术、艺术、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都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说,它的重要影响之一,就为求医方式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健康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自广州眼科医局开始,近代西医医院又在上海、北京、厦门、宁波等城市纷纷出现,一步步取代了传统的诊所,成为了中国人看病的主要途径。
以往中医看病,都是走街串巷摇铃问诊,或是在老药铺里坐堂开方,诊费相对低廉,一般老百姓都看得起。当然,如果有了口碑,也可以在家里挂牌行医,但一定都是医者仁心,会给穷人减免费用,并且,中医医生一般不经营药铺,患者拿着方子,可以到任何一家药铺去抓药,甚至可以货比三家。但西医不然,从西医传进中国,西医的诊疗设备都是只要检查、使用,就要付费的,如果是动手术,那更是价格不菲。
最早西医进入中国的时候,西药都是进口,西医大夫开了药,只能在诊所或是医院里取药,利润丰厚。这也是西医医院在进入中国之后,能够迅猛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北京第一家西医诊所的建立
当然,凡事也有例外,北京的第一家西医医院能够成功建立,确实是和医院的创立者有一颗医者仁心有关。
说到在北京建立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可能很多老北京人都知道是著名的协和医院。
▲协和医院老照片
北京五中英语教师杨征先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对北京历史文化极有研究,所以也接受采访,为我们的听众讲解了很多北京的历史往事。近日,他指导他的两位学生,北京五中高三5班同学方宇东、郭子纯完成了一篇长达6000多字的文史文章《老北京的“洋诊所”》一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整整两个大版,其中,就提到了协和医院建立前后的真实历史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作者之一,方宇东的父亲是协和医院的内科医生,母亲是协和医院护士,另一位作者郭子纯的母亲,是同仁医院眼科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两位同学的家长时刻准备着投入到一线“战疫”之中。两位作者也试图通过对北京这些医院历史的梳理,找到中国医生们何以有一颗“勇敢的心”。
两位年轻作者的文章中,对北京第一所西医诊所的建立,有着这样的描述:清朝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10月23日,东交民巷北侧的英国公使馆驻地旁边的一间小诊所闯入了京城老百姓的视野。这时,距离1861年3月26日,英国代表额尔金正式进驻,由原淳亲王府修葺一新的英国公使馆还不到7个月的时间,当时,人们称英国公使馆为“英国府”。
这应该是北京城第一所西洋诊所,诊所的大夫都是蓝眼睛黄头发的所谓“洋大人”,名字自然也是一连串的洋文: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 ChineseHospital at Peking,翻译成中文,就是伦敦布道会北京华人医院,要不是后来挂出来一块“施医院”的牌匾,估计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而这个施医院,当时取的是慈善乐施之意。
▲施医院
看到这,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啦,英国侵略者创办的西医医院,怎么可能慈善乐施呢?这一点,我们要说说创建这所施医院的院长的所作所为,您就明白了。
英国医药学传教士创办了第一所西医院
创办者叫雒(luò)魏林,当然,也有翻译成洛克哈特的,这是因为他英文名字的翻译而来,都是一个人。他是英国伦敦会医药传教士,又名"雒颉"。
雒魏林
1834年,他医学毕业。1838年奉派来
中国传教,第二年,也就是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到广州,与
伯驾等传教士发起成立医学传道会,并在澳门开设诊所。旋即关闭。
第二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占领舟山岛后,他在定海开设眼科诊所,不久又随英军撤离。1844年抵上海在南门城内租民房创办诊所,既治病又传教。1846年,在中外人士帮助下,在北门外创办一所专给中国人治病的仁济医院,这是基督教新教在上海开设的第一所医院。
到了咸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857年,他回国休假。四年后,也就是1861年,雒魏林才来到北京开设医院。
雒魏林是
传教士,更是货真价实的
医学专家,有英国皇家医学院士职称,医术高超,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4年。通过对医院历年收入表仔细研究,我国台湾近代史家
王尔敏先生认定,医院自1844年建院,至1904年前后60年,从未向病人收取过任何费用,“由是可见这所医院创建之崇高理想,纯为华人病者服务,一直免费医病,确不愧承当'仁济'声名,于中国人实有显著贡献。”那么医院如何维持呢?“主要靠各界捐助……仁济医院为地方居民就医提供极大方便,热心公益的地方绅商,也往往出钱捐助。”至于雒魏林及其家人生活,“仅靠教会的菲薄薪金维持”。
仁济医院还大办慈善事业。不仅看病免费,病人没饭吃,医院还发给伙食费。雒魏林自传载:1852年初,医院周围,饥民云集,雒魏林因行医免费,所以没有赈灾能力,便去租界区向洋商募捐,讨来钱便去买米煮饭,向饥民"施粥",一连施舍9个星期,直到中国人都回家过春节了,这才停止。还有种
牛痘,也是慈善性质,据医院年度报告,在19世纪80年代,每年来种痘的,都超过5000人。而雒魏林来华20年,据他自己估算,诊治的中国病人,至少十几万。
第一家西医诊所为啥开在东交民巷?
不得不提的是雒魏林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英国驻华公使的私人医生。
1860年,中英订立北京条约,任雒魏林为英国驻华使馆的高级医生,立即赴命。
于是,1861年,
雒魏林
博士离英国取道埃及赶回中国,计划在北京开创医疗事业,9月他就从天津赶到了北京,并住在英国公使的家中。
雒魏林来到北京之后,一方面为英国使馆人员治病,监护英国公使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又与伦敦会总部联系,表示愿意帮助教会传教团在北京开设一所医院,为中国人施医给药和传教。
10月3号,也就是他到达北京的3个星期后,他在英国使馆旁边找到了一处房子并由英国使馆购得,他来承租。
经过积极的策划和筹备,北京施医院终于开门施医,这也成为近代北京第一个西医医院。
英国公使馆建筑示意图(1900年)
"一位妇人放心的交由雒魏林在她的手上动了手术,并很快痊愈。
她后来十分高兴地穿着她最好的衣服领着孩子专程来感谢。
这样,由于很多的临床的成功,就诊患者从开始的一天两三位慢慢发展到每天二三十个。
患者来自不同的阶层,官员、商人、工人、农民、乞丐挤满了他的院子。
当需要治病的老百姓进到施医院之后,发现这里都是从西洋引入的西式疗法。这引来不少居民来“尝鲜”:开诊第一年,这里就接待了三千多位病人,到第二年年底,多达两万多名患者先后来到这里就诊。
从医院开办起,就有当地的新教徒帮助给病人口头的医嘱,也散发一些
圣经经文和小册子。医院的候诊室能容纳大概60人,一些听众听了候诊室的布道后就开始要求
受洗。这样一年之内,中国首都的第一个新教教堂就建立起来了。伦敦会这样就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开办的传教机构。到1864年1月2日,雒魏林就报告说已经有10个布道机构进入北京工作了。
1864年3月,在雒魏林的提议下,杜德珍博士(JohnDudgeon1837-1901)受聘从英国来到这个医疗事工机构。之后他离开北京,并于当年8月回国。这位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博士杜德珍院长,很快,就将施医院的院址迁至米市大街一处新购置的小庙中,根据历史档案记载,这座庙宇位于东堂子胡同的西口附近,大门直面大街。在原有庙宇周边,杜德珍还修建了礼拜堂和医务人员的住所等建筑。
当时在医院门口有两根70英尺高的旗杆作为标记,70英尺,大概合21米多高,当然也有可能原来的庙宇前就有两根旗杆。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立的,正是因为这两根旗杆,这所医院也被称为“双旗杆医院”。根据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来看,施医院有可能是占用了东堂子胡同西口南侧的火神庙旧址。
施医院这时发展成拥有三十张床位的规模,1895年还开设了妇女儿童诊室。施医院开设期间,救治了很多患者。1900年施医院被毁。不久,伦敦会又重建了医院、教堂以及住宅。医院重建后的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医院北起东堂子胡同,南至外交部街,西至东单北大街,也就是今天协和医院别墅区旧址一带,都归属这座医院。医院的名字仍然延续了原来“双旗杆”的名称。
1905年,为了纪念双旗杆医院创办者雒魏林,伦敦会又创办了一所医学校。由于这所医学校的教学质量优异,引起了在京各教派的重视,于是长老会、美以美会等都将自己有专长的传教士,送到这里学习医术或实习。而各教会每年交给医学校的学费,就成了学校的运营经费,也正是因此,这所医学校出现了一种“合办”的性质,故而医学校成立不久,便更名为协和医学堂(Union Medical College),协和,就是英文Union的译名,翻译成中文,就是工会、联盟的意思。。
1906年,为纪念雒魏林,协和医学堂新建成的主要建筑被命名为娄公楼(Lockhart Hall)。娄公楼平面呈“山”字形,坐西朝东,主入口临东单北大街。
娄公楼与克林德牌坊
娄公楼,为教学楼,1906年建成,已于1986年拆除
(Lockhart Hall.协和建筑群最早的建筑之一)
协和医学堂的首任学堂管理者是托马斯·科克仁,这位格拉斯哥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曾在中国东北行医多年,他之所以能被伦敦会选中,与他较强的人际关系和对于中国的人情关系把握得比较好有密切的关系。事后看来,伦敦会的这个决定非常正确。
当时,宫中有一位伺候慈禧太后的宫女“德贵人”,在听闻科克仁高超的医术后,请科克仁看病。经过诊断后,德贵人需要做一个小手术,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德贵人担心一个男医生给自己做手术后,自己回宫无法交代,但协和医学堂实在又派不出女医生。于是科克仁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和德贵人认了亲,拜为兄妹,哥哥给妹妹做手术,这样就能让德贵人名正言顺进行手术治疗了。德贵人的手术很顺利,科克仁的大名随着德贵人的宣传,也传到了老太后身边的红人——大总管李莲英的耳朵里,于是李莲英也成为科克仁的“病号”。在李莲英的帮助下,伦敦会得到了慈禧老太后的认可,并得到了慈禧太后捐助的一万两白银,同时李莲英也慷慨解囊,为协和医学堂捐助了一万多两白银。在这些资金的帮助下,协和医学堂逐渐扩大了自己的规模。
协和老式建筑群鸟瞰图(1933年)
1915年,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二十万美元购得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同时又花费了十二万五千美元将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的王府买了下来,打算建成一座一流的医学专门学校和一座标杆性的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协和医院。
感谢北京五中杨征老师及北京五中高三5班方宇东、郭子纯两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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