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是一个与现代通讯技术几乎同步诞生的新名词。2007年，苹果公司发布了被认为是全球第一款实用智能手机的iPhone。2008年11月6日，美国IBM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明盛在纽约市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关于“智慧地球：下一代的领导议程”的演讲，提出了“智慧城市”这个词语。实际上，最早的“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上溯到1992年新加坡的“智慧岛”计划。
新的名词在不同语境之下的含义各有不同。例如，最早的“智慧城市”仅仅意味着城市管理的信息化，即数据上网。但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智慧城市”才开始进入数据化和智能化阶段。2014年中国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智慧城市作出定义：“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

中国从2012年就开始有地方政府致力于建设“智慧城市”。在发改委等官方政策覆盖下，全国“智慧城市”建设迅速展开。到2019年1月，全中国有超过500座城市正在准备或者正在建设“智慧城市”。而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智慧城市”是否发挥应该的作用，又存在哪些短板，也都成为业内外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疫情考验下的“智慧城市”
毫无疑问，2020年1月中国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智慧城市”建设是一场大考。各个地区交上来的答卷成绩不一，但可以看到“智慧城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公共健康事件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在疫情中，“智慧城市”在搜集信息、反馈处理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针对交通出行的大数据得到了较为高效的处理，使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得到了监控，对除湖北外的各省市监控疫情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物资分配上实现了较为有效的调度，大体上避免了医疗物资分配严重不足和民众基本生活物资出现短缺。
能够取得这些相关的成就，主要跟“智慧城市”引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各个行政部门通过将原始数据数字化，然后以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进行最优处理，再以网格化社区管理触达相关机构和市民。这一套系统通过信息分析，对整个城市管理系统进行统筹安排，大大提升了效率和反应速度。本次疫情中，在原有的城市大脑和城市数据平台的基础上，很多城市开发了专门的疫情数据平台模块，对各部门的数据进行整合分析，为应对疫情决策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大疫期间，全国经济活动虽然处于暂停状态，但各个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并未停止，全国交通仍在顺畅运行，这跟“智慧城市”在全国各个城市铺开建设有一定的关系。
企业通过“智慧城市”参与城市治理的深度，通过本次疫情得到了推动。一些互联网和物流企业，如阿里巴巴、顺丰、腾讯和华为等，自身就有非常出色的数据和数据处理能力，与“智慧城市”对接后，能够比官方机构做出更快和更有效的反应。另外，智能制造在这次疫情的推动下应用上了一个台阶，除了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仍开工生产医疗物资外，在自动配送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硬件轻运营”的模式
但是，疫情也暴露出“智慧城市”不少问题。
“智慧城市”概念的推出，受官方政策驱动的因素较多。政府此举固然有在城市治理中降成本提效率的考虑，但在推动“智慧城市”落地时考虑得更多的是整个硬件体系的搭建。投资下去了，数据中心建了起来，服务器有了，云计算能力具备了。整个硬件体系容易量化，很容易在评估中体现自身价值。
但“智慧城市”的另一面是运营，即如何维持整个硬件系统高效运转。这还需要“智慧城市”的管理者提供治理业务服务和运营，即所谓政务平台。而在这一领域平时很难予以绩效衡量。于是，“智慧城市”很容易出现重硬件轻运营的情况。2019年武汉开发区智慧城市建设以“烂尾”收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采购了足够的硬件，但最终因运营效率低下，导致设备与运行不匹配。
与此同时，“智慧城市”容易表现出设计上的僵化：能够应对常规的情况，但缺乏自我调整的能力。一场特大暴雨灾害可以通过天气预报实现做好准备，各方都有条不紊地赶在最后期限来临前完成准备即可，且自然灾害时间上有一个期限，只要度过这个期限一切都会好转。但是对于本次突发的公共卫生问题，因其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从智慧医疗到智慧交通和智慧社区，跨领域不但宽，各个运营团队的目标不一致，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
在这个问题上全国似乎还缺乏顶层设计，这固然是因为中国国土辽阔，城市差异性太大而导致统一标准缺乏，从另一角度说，自上而下的“智慧城市”设计缺乏社区的有效反馈，使整个“智慧城市”的反馈机制效率不高。运营经验不足，在本次疫情中也得到了较为突出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企业的介入对于发挥“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的作用有很大帮助。例如，支付宝在“智慧城市”的大数据基础上开发的健康码，成为疫情发生时社区管理的标配。政府和企业之间，还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数据孤岛”还未打破
“智慧城市”的一大特点就是数据的集成，避免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形成“数据孤岛”。从本次疫情来看，“数据孤岛”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例如，物流需要和交通的数据进一步打通，社区管理要和医疗体系匹配。但在疫情刚刚发生时，数据的集成问题显然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许多“智慧城市”目前仅仅还处于数据化阶段，能够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但针对数据分析结果而进行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还不足，“智能化”程度还需提升。
“数据孤岛”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数据安全。大量的居民、企事业机构的数据上云，使其安全性、实时性和兼容性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打通“数据孤岛”，则要求以及时，受保护和负担得起的方式促进业务关键型数据的可访问性，这就是“数据即服务”(DaaS)的概念。但是从现实操作来看，数据的共享情况在疫情中表现不佳，不但增加了疫情管理的复杂程度，也使社区和基层管理人员疲于奔命。但就全国DaaS的研发应用来看，目前仅有2017年由神州控股研发的“燕云DaaS”系统在部分“智慧城市”项目中获得应用。在数据共享方面，相关企业还有一个蓝海市场可以开发。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要注重包括硬件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各个政府机构需要培养出一支有能力的“智慧城市”运营队伍，以提升公共服务的管理水平，提升“智慧城市”硬件的应用效率;其次是与企业和用户强化互动，推动企业成为政府决策的实施者，在应急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则是需要打通各个数据关口，实现数据更好的分析和共享。
此外，再出色的“智慧城市”，都是经过人的大脑设计运行的。如果人自身没有良好的理念、经验以及合作的心态，设计得再出色的“智慧城市”也都有可能帮倒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