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楚辞对后世的影响

    汉本1605班  1601535  朱家庆

        先秦诗歌在北方文化中产生了《诗经》，在南方文化中孕育了楚辞。二者历来合称“风骚”，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历代诗人尊为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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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共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文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等。《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音乐曲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指朝廷正乐。作品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刺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诗经》还反映了各方面的生活，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显示了我国古代诗歌最初的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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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其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它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推动了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而不要把文学看作娱乐和消遣时光的东西。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他的诗歌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不仅陈子昂，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的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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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无论是在形式体裁、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出我国诗歌艺术的巨大成就。

        艺术上《诗经》采用四言的形式，普遍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即铺陈直叙，比是比喻，有明喻和隐喻之分，兴即触物兴词，抒发了诗人的情感。其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载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曹操、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后世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是受《诗经》影响；现代诗歌富于变化，灵活多样，语言上形象生动、丰富多彩，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以后，我国诗歌沉寂了大约三百年，楚辞的出现，把中国诗歌推向了第二高峰。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我国古代另一部著名的诗歌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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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是指以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较明显的区别。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之路，在中国文学史具有特殊的意义。

      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名“骚”。《离骚》的主旨是爱国和忠君，是屈原用他整个生命熔铸成的伟大诗篇，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执着的人生追求融会成激越的精神力量。屈原的精神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相对于《诗经》，《离骚》在形式上有新的特点，《诗经》的形式是整齐、划一而典重的，而《离骚》则是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的新诗体。《九歌》《九章》等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都体现了楚辞诗歌样式自由且富于变化的特点。楚辞表现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情感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对独立人格的推崇，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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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范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艺术魅力。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的情感经历，从而更现实，更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诗经》与《楚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诗经》代表现实主义精神，楚辞则代表浪漫主义精神，它们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的两种不同的优良传统文化，都体现了其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端正了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对中国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