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神秘的大楼，普通人进去走一圈就能改变命运

文|8字路口 ID|crosseight

从北京地铁一号线王府井站C1口出来，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
马路斜对面，左边是国家商务部的办公大楼，右边是北京市政府的旧址。再往右，是那座矮宽低调但不失霸气的建筑。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办公室都设在里面。
每天都有无数人的命运在这些地方被改写着。
在你身边，就是今天这篇文章的主角—— 东长安街33号，北京饭店。

站在这里，往东能清晰地看到北京如今的天际线——528米高的中国尊。很难想象面前并不显眼只有79.8米的北京饭店， 在45年前还是北京的最高建筑 。
尽管它的高度并不依靠塔尖，非常实在。
实际上19层的北京饭店原本应该更高，1973年建这座新楼时设计的是21层，那两层没有盖起来，是因为可以俯瞰到一个不可描述的地方。
它由法国人在光绪年间创办，民国时期一直是北京最高级的饭店之一。旧楼6501房间门口，至今还记录着曾经在这间房里住过的一位客人。

建国后，北京饭店由国务院国管局直接接手，政治地位仅次于钓鱼台国宾馆。
全北京一度只有7家可以接待外国人的饭店，北京饭店作为其中规格最高的，比宝安县更早成为看到外面世界的窗口。
尼克松在这里吃过饭，赫鲁晓夫在这里剃过头。1972年美国公民杨振宁访华，也是在这里舌战群儒，坚决反对建造高能粒子加速器。此举至少影响了几十亿资金的流向、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当时整个社会都还处在阶级斗争的漩涡里，接待老外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北京饭店不得不在员工守则里写道：

接待帝修反人员和怀有敌意的其他外宾时，要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划清界限，该做好的服务工作要认真做好，不要以感情代替政策。
如外宾对女同志有流氓行为时，轻的可不予理睬，严重的要给予严肃斥责。

北京饭店的硬气还体现在一道名菜上。
抗战时，一位叫罗国荣的川菜大师发明了一道菜：将一盘热气腾腾的带汤海参迅速浇到另一盘油炸好的锅巴上，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
这道名菜叫：轰炸东京。
1949年后，罗国荣被调到北京，当上了北京饭店的主厨。一直到70年代，北京饭店的菜单上还有这道菜。
只是不知道，给日本人看的菜单上，这道菜是不是叫轰炸珍珠港。
有意思的是，全北京第一家中日合资的日本餐厅也开在北京饭店里，中餐厅出来左手边没几步路就是。
在80年代前，普通老百姓进出北京饭店，要检查护照和介绍信，就如出入国境一般。
这栋大楼，在那个年代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又像一个阶层的放大器。
无数人的命运或有意或无意地，被这个放大器改写了轨迹。

40年前的1979年9月，李春平第一次走进北京饭店咖啡厅，就在我现在坐的位置。
他如今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国第一位劳斯莱斯车主。
在决定走进来的两年前，北京人李春平刚以文艺兵的身份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保卫科，赶上厂长正愁找不到外国演员。1977年的京城，外国人还是稀有物种。
李春平被厂长一眼看中，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外国人。为了更像一点，厂长让他去北医三院整形科又垫高了鼻梁。
在当时的社会上，整容还是资产阶级虚荣，是文艺单位的演员才能享受的特权，必须拿着单位的介绍信来，医生才能动刀。
但是李春平没想到，鼻子还没垫好，演员梦就碎了。
垫完鼻子住院期间，李春平跟一个有官二代男朋友的护士好上了，对方估计也就是见色起意，结果他还来真的，跟人家男朋友干架，结果被判了劳教。
电影还没演，党籍、厂籍就都没了，爱情真不是个好东西。
劳教出来的李春平，没钱又找不到工作。他想到了出国。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找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个外国人带他出去。
于是，他走进了北京饭店。他相信这座大楼能改变他的命运。
毕竟是北京人，离命运的十字路口最近。哪怕是一场灾难，也能让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真相看得更清。
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写道：

……那天清晨，汽车经过长安街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到处是人，身穿汗衫、短裤，披着毯子，惊慌失措。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都被这没有预报的灾变震慑住了。

这些老外不知道，地震之后的慌乱过去，几位国家领导人如郭沫若，特意被安排住进了北京饭店东楼。原因就是这栋1973年修建的大楼能抗八级地震，安全和坚固有保障。
30岁的李春平虽然没护照也没钱进去，但有一张帅脸。垫过的高鼻梁和自来卷让他看起来更像个外国人，够唬得住北京饭店门口的工作人员。

于是，李春平用借来的钱精心打扮，在北京饭店咖啡厅点一杯咖啡坐一天，每天定时打卡。
咖啡一块钱一杯，这时候的李春平依靠新女朋友的接济，每个月只有20块的生活费。
不过，历史的实践证明，这钱没有白花。
李春平日复一日终于遇到了他的lucky girl，一位比他大38岁的好莱坞女星。
在他自己的描述里，对方死乞白赖要带他出国。而拿到签证的方式是，结婚。
喝着用女朋友的钱买来的咖啡，李春平自然不愿承认 ，软饭是世界上最好的碳水化合物。
在他的几番拒绝之下，好莱坞女星终于同意让李春平以养子的身份跟她出国。
结果到了美国，这位女星跟身边人介绍起李春平时，又多了个称呼： Lover。
不过，这种乱伦的罪恶感马上为他换来了美国的绿卡。
在李春平的自述里，去美国十年后，在老太太去世前的两个月，他和她登记结婚，并以丈夫的身份获得了90%的遗产——美国的三栋别墅庄园、西雅图一个房地产公司、梵高和毕加索的四幅油画......
1991年，李春平带着三辆劳斯莱斯回到了北京。他自己常年乘坐的那辆，牌照是：京A08000。这个霸气的数字，比02009还大了好几倍。

当时，北京市职工平均年薪只有2877元。劳斯莱斯在汉语里还没有约定俗成的译名——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这辆豪车。
当时的宝马还叫“包马”，沃尔沃的名字更是土得发白，叫“富豪”……
泰晤士报用这样一句话形容了他的人生：李春平的传奇故事像是天方夜谭，中国400年也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了。
很多年以后，李春平身边的一些人接受媒体采访，否认了遗产来源说。但他们也承认，北京饭店里等美国老太是真的，带他去美国也是真的。
至于怎么在美国挣了这么多钱，真相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春平能凭借一张脸就混进北京饭店，可见那个年代就懂得了颜值即正义的道理。
10岁的时候，有个叫洪晃的女孩被她老妈带着，去北京饭店里的理发厅理发，还没走到理发厅就被沿途的服务员打击了一番：
呦，这您女儿啊？她可没您漂亮！x 1 她怎么一点都不像您！x 2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x 3
于是洪晃到了理发店就哇哇大哭，她母亲问为什么，她说因为他们都说我没你好看。
理发员阿姨哈哈大笑着补上一刀：是啊，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

尽管可以理解这些服务员的心态，洪晃老妈作为章士钊养女、伟大领袖的英语老师、外交部部长夫人走到哪都自带光环，但也不能这么对待小朋友。
等洪晃长到12岁，又被大历史改变了命运。随着1972年美帝头子尼克松访华，东西方关系和缓。中国在北外附中选了28个孩子，到国外深造学习语言，她和另外三个被派到了纽约。
原本外交部告诉她们，出国的目的是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代表中国儿童为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而奋斗。
结果到了美国住进当地人家里，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干家务，什么遛狗、换猫粪箱、洗碗倒垃圾，都得干。
本着学雷锋精神，洪晃刚开始抢着干脏活累活，结果对方觉得她不正常，有病。后来她醒悟了，跟她们下棋定输赢，输的干活，对方才觉得她正常了。
被派去英国的小留学生，还要定期到使馆教育处学习批林批孔。就像一百年前被派出去的詹天佑他们那批留美幼童，定期由清廷官员带着聆听圣谕广训。
开学典礼就让她很不适应。
有一个披头散发的男人，拿着个破吉他，破口琴，没音没调，既不是说话也不是唱歌地在台上大声哼唧了十分钟，台下的美国孩子跟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似的那么激动。
后来才知道，这人的女儿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所以才来参加开学典礼。
他叫： Bob Dylan。
尽管外交部明白留学生要从小培养，但没想到出发点再好也阻挡不住历史的进程。
这四个人最后都加入了美国籍。
在美国读了四年后，国内的文革结束，洪晃继父乔冠华被撤职，她妈也跟着被隔离审查，她差点成了四人帮爪牙的后代，美国的小留学生们都临时被叫了回来。
洪晃没想到，没有了比自己长得好看的妈陪着，她连北京饭店都进不去了。
李春平在北京饭店改变命运的那年，她跟外国小伙伴一起去北京饭店，因为没有外国证件被拦了下来。
尽管她这个时候正在国际广播电台当播音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最后她同伴站出来说她是翻译，门卫才放了行，洪晃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

坐在中国人本进不去的1979年的北京饭店大堂里，吃着外面根本吃不到的香草味道冰激凌球，虽然有点幸福感，但是我还是感觉很恐慌。

作为对比，这些服务员对外国人的态度那简直是捂在手心里。
比如一到晚上8点，就为客人做好睡觉的准备，把床铺好，拖鞋摆好，拉上窗帘，灌足暖水瓶。客人一躺下就立刻关掉不必要的灯。
这老外们哪受得了，先不说直接个人隐私的问题，8点钟怎么睡得着。
北京饭店的工作不好干。比如你在门口拦下一个探头探脑的中国人，但并不知道他未来会是哪国人。
比如曾经被拦下的洪晃。1983年她在美国读大学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拿到了美国绿卡，后来又入了籍。
后来她回了国，给德国一家公司当驻华首席代表，1990年的年薪是18万美元。这是30年后我这个普通河南人看了都想流眼泪的数字。
后来陈凯歌和洪晃离婚，跟陈红结了婚。兜兜转转之下，陈红的两个孩子成了美国人。
所以有句老话说：陈红应该感谢那美国人。

改革开放之后，洋玩意刚开始进入中国的80年代，北京饭店成了最早的一批拥有者。
这里有当时北京仅有的四家舞厅之一，有可口可乐、进口橙汁和麦当娜的歌。
1981年10月，梳着大背头的法国人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举办了全中国第一场面向普通观众的时装秀。

走秀这天，开场先是一段京剧里的猴戏，这是为了给台下的中国领导过渡情绪用的。
15名模特都是中国人。他们全是出身底层的年轻屌丝，卖菜的、烧砖的、做地毯的……还有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偶遇的。
这个偶遇的姑娘，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被起了个很阳刚的名字：石凯。
那年她刚中学毕业，因为亲戚从国外回来住在北京饭店，她得以被接进去，坐在大堂喝咖啡。在去洗手间的路上，被擦肩而过的皮尔卡丹叫住，就此改变了一生。
烧砖那个男模特叫贡海斌，他本来在洗染店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了业余电影演员。
在北京饭店，电影厂给他们开会，把他选进了模特队。洗染店领导得知后，说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必须接受改造，把他发配到西山烧砖。
但他知道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每天工作九个小时，还要下班后再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到鼓楼训练。不停地在音乐伴奏中走路，纠正形体和步伐。
走秀结束的当晚，皮尔卡丹在北京饭店举办庆功宴，给每位男模特发了一身西装，让他们穿上后记得在胸前佩戴一枚胸针或者一朵花。
那个时候哪有胸针，连花都没，结果这些男模特们到买菜的地方买了一捆带花的韭菜，插在兜里。
北京饭店的这场秀，改写了这些模特的命运。
他们都不愿意再接受原来的生活，大多数选择远走欧洲。石凯被军人出身的父亲赶出家门后，孤身去了法国，从此成了第一个走上西方T台的中国模特。

虽然，这并不是皮尔卡丹先生的本意。
他来中国的真实目的是： 中国人口超过10亿，按一人一年使用30颗纽扣计算，整个国家需要300亿颗纽扣！
跟晚清的时候，那些幻想把钢琴卖给4亿人的老外一样，图样了。
这场秀结束后，他在中国定制了十万条头巾，贴上皮尔卡丹的商标，卖到了美国和法国。
这大概是最早Made in China的国际时尚单品，卡丹先生也是比郭台铭更早发掘中国人口红利，看到世界工厂潜质的商人。
皮尔卡丹的主要助手是一位出生于中国的女性，叫宋怀桂。
宋怀桂可以说是最早被北京饭店改写命运的人，早到50年代。

当时的她还在中央美院读大学，被来自保加利亚的留学生马林.瓦尔班诺夫邀请，在北京饭店吃了顿晚饭，结果俩人吃出了火花，谈起了恋爱。
尽管两国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但还是受到了学校的强烈反对。学校还通过外交部找到了保加利亚驻华使馆，要求使馆做瓦尔班诺夫的工作。
这对爱得火热的年轻人很有摇滚范儿，他们一起给周公写了一封陈情信。7个月后，收到回信说：
按中国的宪法规定，每个公民都有婚姻自主的权利，不过，由于你们国籍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希望你们在决定结婚之前能慎重考虑......
宋怀桂因此跟着丈夫远走保加利亚，后来又一起搬到了法国。
她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在法国认识皮尔卡丹之后，宋怀桂成了皮尔卡丹中国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在她的建议下，皮尔卡丹还在中国开了一家餐厅，就是后来姜昕在《长发飞扬的日子》中写到的，中国摇滚乐的圣地，马克西姆餐厅。
这家纯资本主义性质的餐厅在装修风格上也和资本主义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堂而皇之的在壁画中出现了全裸人像。要知道，这在那个年代不仅是少儿不宜，成人也不宜。
也许是感怀于北京饭店当年对自己命运的改变，宋怀桂当年还想把北京饭店中楼买下来，改建成一座200个客房风格都不一样的北京马克西姆饭店，只是最后没谈成。
在当时人均月薪69块钱的中国，马克西姆餐厅一顿饭的人均消费就得200元。阿兰.德龙在此举办五十岁生日宴，张国荣在这里留下了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还有一帮年轻人，天天在这里搞摇滚乐。 其中一个朝鲜族的北京小伙，在这里第一次唱起了自己的歌，那歌叫《一无所有》。

崔健经常出没于马克西姆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出得起饭钱，而是因为认识了宋怀桂的女儿，比他大四岁的宋小虹。
当时还在北京歌舞团当小号手的崔健，在宋小虹的邀请下，才得以在马克西姆演出。
慢慢地，宋小虹成为了崔健的女朋友。
宋小虹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路有点问题。崔健想了很多办法帮她治疗，请了一堆按摩师、气功师、中医，最后也没有治好。
尽管当时崔健凭借摇滚乐已经是万千青年的偶像，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

中国的饭店彻底对老百姓开放，是从霍英东在广州投资建成的白天鹅饭店开始。
1983年白天鹅饭店开业， 香港原住民霍老板定下8字经营方针：四门大开，欢迎群众。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霍老板遭到了酒店高层的强烈反对，在当时的大陆还没有一家先例，而且门开了，安全保卫工作也不好做。
别的不说，单说这地毯一平方英尺（俩iphone xs max那么大）就值十港币，经得几踩？
但霍老板政治觉悟高，他告诉这些高管：
以前就有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创口，如今修了一个宾馆不让老百姓进，与当年的洋人买办有什么两样？！
没有理由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酒店，要对公众封闭！
于是，这里成了中国第一家允许普通人进入的星级饭店。
而北京饭店对普通人开放还要等到90年代。无数老百姓战战兢兢走进去，以借用厕所的名义只为了偷瞄上一眼。
从2003年起，外国人在中国住宿就不用必须住在指定的涉外饭店了。
人生就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如今北京饭店的窗口光环消失了。 再也不像当年一般，一个人随便在里面一走一坐，就能改写命运。
2006年3月21日中午12点36分，宋怀桂在她的出生地北京去世。
崔健、程琳为她举办了一场告别音乐会。在那场音乐会上，还有44岁的洪晃。
这时的洪晃是一家传媒公司的老板，办了一本告诉女人时尚是包袱，要有思想的时尚杂志，当然，2015年就办不下去停刊了。
但不妨碍她以设计师的身份继续活跃在各种高端场所，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的时尚教母。
这时的她，终于摆脱了当初极力想撕掉的标签——章士钊的外孙女、章含之的女儿、乔冠华的继女、陈凯歌的前妻。
我在闺蜜群里问了一句。同是1997年出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没一个知道前三个人是谁。
时间不仅会带走时代的记忆，最直接的，是会带走脸上的胶原蛋白。
已经70岁的李春平再也不能靠脸吃饭。跟他一起出现的关键词除了捐钱做慈善，就是突然失联、遗产争夺、阿兹海默、限制行为能力人......
大概他当初坐在京A08000里的时候，打死也想不到金钱为他带来了这么多觊觎、欺骗，和一个孤独的晚年。
如今的长安街上，一座又一座的高楼耸起，北京饭店在全北京61家五星级酒店里并不显眼，回归到了它最初的功能。
在咖啡厅开遍满京城的今天，这里咖啡的价格依然过滤着它的消费人群。
当我看到菜单的那一刻，突然体会到了李春平当年的心境。
菜单上的拿铁被写作拉缇，英文latte的直译。50块钱一杯还要另收15%的服务费，端上来还是高脚杯装。
搞得我跟当年的李春平一样没底气，不知道怎么点单才算姿势正确，显得自己像见过世面的常客。
最后，我铿锵有力地跟服务员说了句： 不用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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