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用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为至德。九月，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玄宗逊位诏书、皇帝册书及传国玺等自蜀郡至灵武完成禅让大典。十月，房琯自请为兵马大元帅，收复两京。肃宗同意并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元帅，分兵为南、北、中三军。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各将一军，共五万人。南军自宜寿进攻，中军自武功进攻，北军自奉天进攻。房琯自督中军为前锋。十月辛丑，中军、北军与安禄山部将安守忠的部队在陈陶斜遭遇。房琯“高谈有余而不切事”，他效法古代战术，采用车战，被敌军放火焚烧，又受骑兵冲突，人马大乱，不战而溃。杨希文，刘贵哲投降敌军。房琯狼狈逃回。本想暂时坚守壁垒，却被监军使宦官邢延恩敦促反攻。于是房琯又督率南军，与安守忠军战于青坂，再吃了一次大败仗。两次战役，死伤了四万余人，残余者不过几千人。这时杜甫沦陷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随后《北征》《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春望》《月夜》《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江头》《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系列反映现实的诗，誉为史诗。

宋高宗于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下诏宣布禅位，皇太子赵玮改名赵昚，六月赵昚正式登基，是为孝宗。隆兴元年四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浚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浚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虹县。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李显忠遂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而邵宏渊则以虹县战功不出于己为耻，对李显忠心怀怨望。李显忠建议乘胜进攻宿州，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率部独自攻克宿州，城破，邵宏渊部才投入战斗。攻克宿州令孝宗大受鼓舞，但前线两将矛盾却趋于激化。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使，但他耻居李下，向张俊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的节制。而张浚则迁就了邵宏渊的要求。之后李显忠与邵宏渊在宿州府库赏赐的问题上产生纠纷，当时南宋军队都是吃饱拿足的骄兵悍将，一经挑唆，人心立刻浮动。与此同时，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却不仅按兵不动，以至军心立时涣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遂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两千余，终于难阻溃败，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于是率部撤退。但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殆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没有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站住了脚跟。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符离之溃”对孝宗的雄心给予了重大了打击，他开始在战和之间摇摆不定。“符离之溃”后即降张浚为江淮宣抚使，都督两淮防线，抵挡金军南下。六月，孝宗让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复出，七月使其担任右相。同时，主战派大臣张焘、辛次膺和王十朋等相继出朝。八月恢复张俊都督江淮军马的职务，并采纳汤思退的建议，派淮西安抚使干办公事卢仲贤前往金军大营议和。

十一月，卢仲贤带来了议和条件：宋帝与金帝改为叔侄关系，宋朝归还备战的海、泗、唐、邓四州，归还降宋的金人，补纳绍兴末年以来的岁币（因海陵南侵，南宋停止了对金的岁币）。

南宋方面对战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孝宗决定继续议和。十二月，陈伯康因病辞相，汤思退升为左相，张俊为右相。

隆兴二年正月，金朝方面再次来函，但要价太高，口气太大。孝宗在主战派的鼓动下，将卢仲贤以擅许四州的罪名除名，编管郴州，改派胡昉出使金营，表示宋朝拒绝归还四州。和议陷入僵局。

孝宗令张浚巡视两淮，全力备战，准备与金军决一雌雄。汤思退及其同党却攻击张浚“名曰守备，守未必备，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孝宗最终于四月召张浚入朝罢相。四个月后，张浚死在离京途中。至此孝宗完全倒向了主和派一方。

张浚是杨万里非常敬重的一个前辈老师。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逊位，南宋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孝宗即位，锐意恢复，起用张浚为枢密使，不久又任其为相。隆兴元年（1163）秋，杨万里离零陵任，赴调至临安。因张浚推荐，除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就因父病，而于二年正月西归吉水。八月四日，父病故，在家守服，“予退居南溪之北涯三年，户不闭而无客，未尝扫迹，而出无所往。”《送王才臣赴秋试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春，杨万里至临安，先后渴见副枢密使陈俊卿和枢毯使虞允文，上政论《千虑策》。《千虑策》分“君道”、“国势”、“治原”、“人才”、“论相”、“论将”、“论兵”、“驭吏”、“选法”、“刑法”、“冗官”、“民政”共30篇，深刻总结了靖康之难以来的历史教训，直率批评了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方针策略，充分显示了杨万里的政治才能。

在这种形势之下，杨万里也是可以写诗反映现实的，但是他没有，反而是写了一部政治策略《千虑策》，实实在在的国家治理方案。

杜甫其实也很有军事才能，他的诗里面都可以看出来。古人其实都想有实际的作为，他们区别不在于人品，可能由于时代的原因，唐代没有太多进言的机会，杜甫有思想但是没法去影响政治时事，杨万里的《千虑策》同样没有被采纳。作为诗人，杜甫比杨万里伟大得多，他们的区别在于才华，一个是完完全全致力写诗的人，杨万里的诗也在力图创新，只是胸怀气度比不上杜甫，他是以文载道。《千虑策》比诗有用，诗比《千虑策》更能体现艺术。而宋代很多诗人，他们都是真正的实干家，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当下，我们可以选择写史诗，也可以选择写《千虑策》，除了这两样，我们或许都更愿意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让一些人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