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史专题研究·
弹性到刚性
——从儒家科技伦理观看李约瑟难题
张通
（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设计学系，江苏 南京210000）
【摘 要】李约瑟问题中不可回避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学说，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其中包括李约瑟。笔者认为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弹性限制在产生的初期是促进以农业为中心的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而儒家学说在成为官方学说之后便由弹性转为刚性限制，抑制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词】李约瑟问题 儒家 科技伦理观
李约瑟难题是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所提出的，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了这一问题。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1]。李约瑟问题本身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2]。撇开问题的争议不谈，将李约瑟问题理解为“15世纪以前，中国的实用技术是比较领先的”。
多数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的学者的焦点都集中在儒家学说的伦理观念上，认为儒家的科技伦理观是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也认为, 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3]。新文化运动等一些文化改革出于“矫枉过正”的目的，对孔子进行了批判，笔者对此感到质疑。对于孔子的批判，辜鸿铭给予了解答[4]，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是辩证分析却有其道理。孔子的学说是为当时的社会背景而创造的，其科技伦理观对于技术的发展在一定时间内是起到积极作用的。而当儒家学说完全为官方服务时，其消极作用变成为一种阻碍。本文主要从“农本观”、“利义观”等与科技伦理观有一定关联的思想来分析儒家学说如何促进和阻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
一、从“以农为本”到“重农抑商”
1.儒家学说对农业发展的促进
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淫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5]。查史书上关于“奇技淫巧”的解释，《周书·泰誓下》中曾提到“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礼记·月令》规定，“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奇技淫巧”不是指农桑、水利、建筑、冶铸这一类技术，这些都是儒家倡导和强调的技术。[6]在儒家看来农业技术是最重要的应用技术，“奇技淫巧”说作为一种科技伦理观，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将有限社会资源配置到农业生产问题上，可以说促进当时农业技术的发展。即使在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初期，皇帝等国家统治阶级也会将国家资源配置到农业生产问题上，“农本”是维持国家稳定的根本手段。其结果是农业的发展，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7]
“士大夫众则国贫, 工商众则国贫[8]。”荀子的重农的观点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基础的，同时也表现儒家学说也并不支持官僚社会形态的。由于从事商贾和工匠技术活动获利相对丰厚, 而从事农业生产获利微薄，如果不对商工加以限制，民众就会弃农业而营商工，由此会导致田荒而国贫，因此，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成为先秦时期的基本国策[9]。
之后儒家学说被帝国官僚社会所改进，其作用也随之改变。
2.作为官方学说的“儒家学说”对工商业发展的限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帝国官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已经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而官僚地主为了维持自身的上层阶级的地位必须对生产力的发展进行限制，“重农抑商”和反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思想应运而生。所谓“重本抑末”为帝国官僚社会服务之后，其弹性的相对限制变为了刚性限制，即除了巩固国家皇权稳定的本业得到发展，其他的都不能发展。
当然这种完全的刚性约束很难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而妥协的手段就是科举考试，好比刚性的约束圈被打开了一个口，冲出约束的限制便可成为上层阶级。精英阶层都为跻身官僚而不懈努力，而下层社会只能在农业社会中循环。帝国官僚社会晚期，中国也出现了一些研究科技的人才，但是多数也是不能跻身上流社会的不得志者而已。
二、从“重利循义”到“以利为耻”
1.“重利循义”对科技发展的促进
儒家常被说成是鄙视利益的，其实是对儒家的误解，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0]”其并非鄙视利益，而是在利与义冲突时“重义轻利”。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两者惊醒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11]
对于儒家学说的“重利循义”在近代社会也有学者进行了新的解读，“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基于《论语》提出“士魂商才”的概念[12]。在全面西化的明治时期却能产生孔子思想的延伸，其原因是儒家学说在日本是一种弹性存在，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刚性存在不同。
2.“以利为耻”对科技发展的抑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13]。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已经认识到人追求利益的本性，而帝国官僚社会却要反对人的本性。权力与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转换关系，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对权力有所诉求。作为官僚积极在不改变自身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抑制经济体的发展或者抑制其地位才能达到稳固自身地位的效果。
具体到在手工行业，中国古代存在很多能工巧匠，却难找到其使用工具的记录，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技术一直处于再创造阶段（就是在一个时代消失之后，又在另一个时代出现）。其原因是因为工具的实用使生产得到巧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进而获得比较多的利益。但这也给人们带来口实，将工具视为谋取利益的手段，例如中国西汉时期就有了纺车，而与《天工开物》上的纺车基本相似[14]。由于“以利为耻”的思想制约，使人们形成一种理念：“能在简陋的条件下，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精美的产品或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才是最值得称赞的[15]。”通过个人技艺的高超，却不依赖工具的做法是难以传承的。
结论
儒家思想早期,即孔子创立儒家思想阶段,其思想是为民服务的,无论是重本抑末、还是以农为本，以及追求利益的正当性，都是客观上促进了以农业为中心的技术的发展的。儒家学说在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学说之前，是一种弹性约束，即使在董仲舒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约束虽有所加强，可是他仍是一种弹性约束，明朝的“八股取士”可以理解为儒家学说从弹性约束到刚性约束的一个分水岭。儒家学说的刚性约束是中国帝国官僚社会末期的落后的原因之一。
从辩证法的思路来看，却不能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历史功绩，只能说其发展到了一种错误的方向，儒家学说仍然是一套很健全的思想体系。本民族不能因为其相较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带来的经济利益，而全盘否定儒家思想，而应看到儒家思想中的优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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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怀中,潘磊.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2卷第1期,2010年2月
[3].宋明君.”奇技淫巧”说评析[J].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乐爱国.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J],儒学与当代文明
[5].王前.以道驭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一期,第三十卷
[6].钟兆云.解读辜鸿铭.《书屋》2002年第十期http://www.housebook.com.cn/200210/09.htm
[7]. [日]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5月
[8]. http://zh.wikipedia.org/wiki/李约瑟问题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李约瑟问题
[2] 德国人维尔纳·施泰因编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1981年版）统计，16世纪前全世界重大科学发现共152项，古希腊占54项，中国占24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统计，16世纪前在全世界270项重大科学发现中，中国占136项。转引自http://zh.wikipedia.org/wiki/李约瑟问题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P1转引自胡化凯. 先秦儒家对于工匠技术活动的认识[J]孔子研究,2011年第1期
[4]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钟兆云.解读辜鸿铭.《书屋》2002年第十期http://www.housebook.com.cn/200210/09.htm
[5] 王前.中国科技伦理史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转引自杨怀中,潘磊.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12卷第1期,2010年2月
[6] 王前.以道驭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技术伦理及其现代意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一期,第三十卷
[7] 乐爱国.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J],儒学与当代文明
[8] 荀子《荀子·富国》
[9] 胡化凯. 先秦儒家对于工匠技术活动的认识[J]孔子研究,2011年第1期
[10] 孔子《论语·里仁》
[11] 乐爱国.儒家文化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J],儒学与当代文明
[12] [日]涩泽荣一. 论语与算盘,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5月
[13]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14] 宋明君.”奇技淫巧”说评析[J].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5] 王前,金福.中国技术思想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P125转引自宋明君.”奇技淫巧”说评析[J].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