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以作为清代处罚犯人的刑场而出名。所谓「推出午门斩首」，也即是指将犯人押解到菜市口砍头。历史上，像戊戌六君子这样的人，便是在菜市口被斩首示众。
但在今天，一般人是无法再在公众场合目睹这样的场景，对罪犯的处决，以一种隐秘而显得不那么「野蛮」的方式执行。普通公众不仅看不见死刑的执行现场，甚至连酷刑也无处观看。
这样一种现象，非中国独有。稍显「人道主义」的国家，尤其是在西方社会，几乎都以监禁代替毁灭肉身的死刑，取而代之的是对罪犯的监视与规训。
对于这样的「文明化」进程，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5年法文版的《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一书中，专门分析了西方社会中监狱的形成与功能，以一种微观的视角，揭示整个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
「约书呀」特邀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当代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史专家高宣扬教授，为我们解读这本对思想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01.
作为理性产物的监狱
高宣扬老师所依据的文本是1975年的法文版，书名直译为《监视与惩罚》，这与国内通行的《规训与惩罚》有所区别。
实际上，1977年，当福柯的著作翻译为英文出版时，是他本人亲自将英文版书名改为「Discipline and Punish」（规训与惩罚），我们在国内所能见到的中译本，是依据英文版转译而来。
在福柯看来，「规训」是这书的核心概念，应当作为书名出现。高宣扬老师指出，整本书想要探讨的，正是西方社会如何通过科学技术去规训违反理性的人：
「归根结底，监狱的建构就是为了要对犯罪违法的人，或者用更加文明的话来说，叫作违反理性的人，将其关起来。然后在关起来的过程中，对他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并告诉他：过去你错了，你犯罪了。现在通过监狱的规训，你应该怎么样恢复你的理性。」
福柯以法国大革命为分界线，将西方社会分为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监视与惩罚》的开篇，福柯便利用历史文献的记录，描述了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1757年的「达米安案件」。
达米安因谋刺当时的国王，受到酷刑，最后四马分尸。监视官事无巨细地记录下这一切，诸如四匹马是先撕裂达米安的左腿还是右腿，焚烧他尸体时用了几个小时。
高宣扬老师解读这一场景时，指出古代社会的统治者只是在肉体上摧残违反其意志之人：
「当时的统治者只是懂得怎样以种残酷的方式来摧毁、折磨和杀害被统治者的身体，但是他们还不懂得怎样尽可能的用文明的、合理性的手段使身体就范。」
就在法国大革命后不到半个世纪，像上述公开处罚达米安那样的情形消失了，取而代是的监狱系统。
现代监狱从16世纪开始建立起来，直到18、19世纪，才建构成为一个完整的、符合现代社会理性需求的监狱系统。
在这方面，英国18世纪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所设计的全方位监狱系统（panopticon）可谓是现代社会监狱的典范。
全方位监狱系统中文也称「全景敞式监狱」或「环形监狱」，本质上，它是一种监视系统。在一座环形建筑中，犯人们居住在一个个囚室之内，环形建筑的中央是一座监视塔。如此，监视囚犯的人，只要高坐在监视塔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监控每一个囚犯。可谓是低成本、高效率。
高宣扬老师总结现代社会的监狱系统时，认为：
为了加强统治的力量，如同中世纪国家需要强化国王的国家机器一样，现在国家也需要加强它的监狱系统。
而这样的设计，在今天已经以更加先进的监控系统的形式，全方位实现了，监狱、学校、医院等，也无所不在的对人进行监视和规训。
02.
知识是为了控制
监狱作为理性的产物，其背后需要一整套科学技术设计，以便达到控制人的目的。
现代科学技术取得显赫的成就之后，使社会对罪犯身体的毁灭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犯人关押在一个仅仅让他的生活得到最低限度满足的空间里，有专门的设备监视。
相比于酷刑和死刑，监禁的确没有伤害人的身体，但通过一种比毁灭身体更残酷的规训方式，把「非理性的人」与「理性的人」隔离开来，把人驯服，使其服从现代社会的法治目的。
现代社会并不像古代社会那样，基于人的肉体和生理执行其权力，但却在人们的心理层面实施无处不在的权威。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高宣扬老师对此解释说：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发明了最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和以生命科学相关联的一整套代科学技术，包括生理学、解剖学等等。现代监狱的建立，就是把一些科学成果加以具体化，将其变为一个建筑物的模式，以合理化地方式建立起来。」
而福柯早在研究精神病治疗时，就发现科学知识是一种控制人的工具：
「西方的科学知识是用来控制人的，不但要去控制整个社会，要控制每个人，而且也要控制学知识的人。为了控制人，所以西方发明了各种科学，其中一种叫作人文科学。」
不过，这种控制，并非是限制人身自由。恰恰相反，因为现代社会给予人自由，使人变为「主体」。但成为主体的人，让现代社会不得不面临一种失控的风险，如何管理社会，将理性和非理性的人区隔开来，成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面对着人口增加，失业者、流浪者、犯罪人数的上升，权力机构必须执行一种高效率的管理制度。体现在处理罪犯方面，权力机构建立了一套基于科学和最新技术的监狱系统；体现在管理人口爆炸的社会方面，权力机构需要在学校、医院这些人人都不可缺席的场所建立一套监视系统。
本质上来说学校、医院等服务于「理性人」的机构是另一种形态的监狱，它们同样对身体或精神采用了规训的过程和技巧，这是为了培养顺从温驯的人。因此，现代社会的人逃脱不了社会的各种规训和监视。
人们从出生到死亡，每个生命历程被纳入生命权力（bio-power）的控制之下。现代社会不仅能控制整个宏观层面的人口，又能伸开触角，控制每一个活着的个人。人们所做的一切理性行为，都是一种规训的结果，这种规训则是人文主义和科学技术的产物。
在福柯眼里，倘若要揭露西方的知识理性如何控制人，就必须要集中研究西方的人文科学，他在《惩罚与监视》之前，所写作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都在探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这种思考是福柯解读自己疑问的线索与工具。但如果认为福柯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那就错了。
03.
对绝对自由的追求
高宣扬老师特别指出，福柯在去世前几年，一再重申，他一生研究的核心问题既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权力，也不是性，而是关于自身如何变为主体的。
概括地说，也即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
「福柯是一个绝对寻求绝对自由的人，因此不会有固定的发展道路，他是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他的思想也在一直变化，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主题。他认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应该提出「我是谁」的问题，因为自由是没法界定的，只有警察才会提问这个问题。」
这是福柯与笛卡尔主义者不一样的地方，他不关心「我是谁」，而关心「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福柯的思考也许缘于他的成长经历：他从小就有很强的叛逆精神，讨厌家人要求的各种规矩，进入大学后，他也完全不按常规去思考，而是只思考自己提的问题：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为什么到处不自由？
由此生发的一系列问题，让福柯开始探讨社会的理性控制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古典时代的疯癫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éraison，1961）就是探讨的成果。
他研究病人在古典时代如何被纳入到被控制的治疗系统中，成为被统治的对象，进而成为整个社会统治的对象。
说到底，福柯研究的最根本的核心问题是西方人怎样把自身变成为不自由的主体。就此而言，福柯的《监视与惩罚》《性史》《自身的技术》，可谓一脉相承。
我们阅读福柯，阅读《监视与惩罚》的意义便在于重新思考我们想当然的「常识」。
正如福柯本人曾说的那样：
如果对知识的热情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的增加， 那么这种热情有什么价值呢？ ……今天的哲学如果不是思想的自我批判工作，那又是什么呢？ 如果它不是致力于认识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来思维， 而是证明已经知道的东西， 那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家梁文道在接受采访，谈起他受影响最深的哲学书时，也提到了福柯。他坦言，自己在读研究生时，花了四年时间读福柯，他对福柯重新思考的问题「到底我们还可以思考什么问题」十分着迷。福柯打开了他思考的世界、哲学的世界。
也许我们阅读福柯，更现实的意义在于，他对现代化的反思、对常识的颠覆、对绝对自由的追求，能够帮助我们打破权力加诸我们身上的恶毒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