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杨庆祥：九十年代历史在野蛮生长
自1953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美国文学杂志《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世界文坛几乎所有最重要的作家。作家访谈已然成为《巴黎评论》的招牌，同时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
“访谈”的传统之外，我们试想还有什么“谈话”是有意思的：当一个创作者遇到一个真正的谈话对手，什么样的情形将会发生。如果阿兰巴迪欧遇到曼德尔施塔姆会谈论些什么呢?
从今天开始，《北青艺评》将围绕那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作品，邀请艺术家和一位谈话嘉宾以“对谈”的形式展开深入讨论。第一期《艺评沙龙》我们邀请了70后作家路内和诗人、评论家杨庆祥围绕刚刚出版的小说《雾行者》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仓管员的轮转方式 就像一个漫游者
杨庆祥： 这部小说我非常认真的看了，是不可多得的好小说，里面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
路内： 刚出版，很多人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时间，会谈到小说里的十年。
杨庆祥： 对，这十年确实太关键了。 从1998年到2008年，小说的所叙时间非常聚焦。 我现在挺害怕“痛说家史”之类的写作，那种线性叙事比较单调，所以聚焦一段时间挺有意思的，包括仓管员这个职业，就我阅读所及，目前没有人写过。
路内： 十年肯定是被写过的吧，仓管员估计没有。
路内
杨庆祥： 我对仓管员这个职业完全不熟悉，但是听说过，我弟弟以前在广东那边做工厂的，他跟我聊过过仓管这个事，但是没有任何深入的考察。 而且你写的仓管员不仅仅是职业化的存在，我觉得你这个小说特别好的地方就是，你写的东西很实，比如仓管员是很实的职业，但是它有形而上的层面。
路内： 有一点类似博尔赫斯的——妄提博尔赫斯。 小说里的仓管员不是守卫，而是在全国各地轮转，有时还会遇到案子，有时是爱情。
杨庆祥： 仓管员的轮转方式就像一个漫游者，他从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都是社会的观察者，他能够更深入地看到我们这个社会内在的问题。
路内： 公司总部有一个很吊诡的规矩： 6个月一定要把仓管员调走，不让此人在仓库位置上与别人发生有效的关系，永远是一种疏离关系，交不到什么朋友，也就没胆量与人勾结。 当然，案子还是会发生，诱惑和震慑同时存在。 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反思自己的处境。
杨庆祥
杨庆祥： 这种疏离其实深刻塑造了人物。 比如周劭、端木云，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仅是文艺青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都像一个哲学家，尤其周劭，在第一章里面，他进入暴雪的库区，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都挺哲学的。
路内： 好像是的，文学青年能够迅速打开这个话语，也是半哲学不哲学。 既像心灵鸡汤，也有一点世俗的冷酷意味，江湖气等等。
杨庆祥： 人物如果完全真的是哲学家，那也没有意思了，他必须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但同时他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有很多层面，不是单向度的。 中国当下很多写作，里面的人物非常单面，比如只着意于形而下的层面，物质啊、欲望啊、生老病死之类的； 也有特别形而上的，跟现实没什么关系。 这两种处理方式可能都有点偏颇。 但像周劭、端木云比较复杂，他们是在这两者之间游走。
路内： 有人会疑惑，问说仓管员怎么这么想问题，我也只能说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就是这样的，也许现在的也这样。人物的状态是有依据的。
九十年代历史在野蛮生长 生命意志也在野蛮生长
杨庆祥： 倒也不完全是文艺青年，我觉得你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置，就是你选的两个场景特别重要，一个是铁井镇，那是新兴的工业区。 还有一个是散落在其他各个城市的库区。 这两者其实都是工业区，但是这两个工业区之间有差异，一个是新兴的工业区，一个是被废弃的曾经的工业区。 新兴的工业区好像是突然出现的，我们难以想象铁井镇突然涌进那么多人，那么多高楼起来，我们也难以想象像东北重工业区突然废弃没有了。
路内： 小说里有这么一段，女孩来到了开发区谋生，家乡是西南省份的兵工厂。 到90年代末时，或搬迁，或军转民，那个环境肯定是衰落了。 她就想，为什么那些老苏联时代，沉重结构的看上去永远不会倒的厂房忽然废弃了，而那些外资企业，都是轻质构件的厂房，看上去一副马上要跑路的样子，但是人群却涌向它。
杨庆祥： 这个描述我印象很深刻，看起来很坚固的很脆弱，看起来很脆弱的但很坚固。 但是在我们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里面，所有东西都不坚固，铁井镇也会很快坍塌，撤资以后马上就会坍塌，像现在东莞很多工厂已经没有了。
路内： 对，书里最后也说了，他们去东南亚，咱们能跟着走吗？ 咱们只能留在这里。
杨庆祥： 所以这里面我想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就是 历史突然的出现，又突然的消失。这恰恰在中国和拉美特别明显，为什么大家会联想到波拉尼奥，因为我们都有这种情况，突然一个东西出来了，突然又消失了。在小说里有一个行走的地图，这些人物其实是在发现历史的矿脉，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的这种结构特别棒。
路内： 这是我写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杨庆祥： 这跟中国当代以来的意志有关系，中国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80年代末以后，我们突然通过某种方式把每个人的生命意志极大地召唤出来，就像莫言的语言狂欢一样，都是生命意志。 生命意志以非常磅礴的气势出现，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个生命意志会熄灭。
路内： 我在写这个小说后半部分看了一些德勒兹的书，挑自己能明白的看吧，他说欲望这个东西是外化的，人被欲望驱动往前。 我比较喜欢读的小说都属于内化一类，但谈到历史的生命意志，应该是外化的，也算是一种动力吗？
杨庆祥： 这个东西不仅仅外化、内化，它们两者是一体的，首先你个人的生命意志被召唤出来，又借助外在的国家社会的意志，两者结合才能解释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路内： 90年代后期开始，每一年的GDP往上涨确实很狂热。
杨庆祥： 你这个小说写了五年，我们现在站在2020年来观察这段历史，你会发现这个意志并不能够恒久地保持下去，它会熄灭，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熄灭。
路内： 我们能知道这个结果，但是原因太多，原因和原因之间还构成因果关系。
杨庆祥： 对，但是小说不需要追究原因，它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就可以了。 里面有两个意志野蛮生长：一是历史意志的野蛮生长，一是个人生命意志的野蛮生长，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九十年代我们的历史在野蛮生长。我们个人的生命意志，这里面的每个人，周劭，十兄弟、林杰，他们的生命意志也是在野蛮生长，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像无头苍蝇一样。
路内： 这小说最后行使了一个古代人的逻辑： 去报血仇。 他也无路可走了，自己翻本翻不回来，起初还是赌徒心态，觉得能发迹，当所有希望断绝之后，忽然转向了一个复仇心态。 这也不是寓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的。
杨庆祥： 对，很多人生命轨迹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在这里面对历史有一个判断，我很好奇你对这个时段怎么看的，它是一个要不断走向更好的未来的前奏？ 还是一个末法时代？
路内： 这个小说跟当下有关系，原因恰在于，小说难以解释当下，因此只能解释一下更早的过去，讲讲那些故事，似乎那是一个源头。原先我是想写一个底层打工仔的故事，诈骗案加“伪造身份”。
其实 写一个“伪造身份”的小说不难，身份当然也很容易成为寓言，写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越想越庞大，出现了很多自我悖反的东西，不断推翻。比如端木云建立的观念，他说我要谈论命运，就会有人提醒他说大作家不会先把命运放在前面，文青会提醒他，你这个叫命运强迫症。小说里的很多人，都在修改着自己认证的“命运”。我原认为，这是矛盾，后来发现这个词不太对，用悖反更合适。“更好”的未来和“末法”的时代，可能也是共存的悖反之物。在同一个人身上、同一群人身上的悖反、失序。所谓“完整的故事”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他们自己挣扎着要表达自己
杨庆祥： 这涉及到你小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结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修辞学意义上的小说结构，如果从修辞学角度看，这个结构非常精致，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它们之间不停的编织，它是一网状的结构，不是线性的进化论的结构，它不停的回复，不停的回到起点，又不停的在中间拆解。
路内： 有个朋友说，你这小说就是伤感气质。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在这种伤感气质里面可能融合很多东西。 伤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
杨庆祥： 对，它不仅仅是一个感伤气质。 文学界这几年经常讨论现实问题、历史问题、总体性的问题，我一直对这个有所警惕，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进化论式的总体论，那这个总体论绝对是虚妄的，这个总体论也不可能在小说里面出现，如果出现这肯定是一个假大空的东西。 但是我们如果确实需要用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去捕捉当下的生活或者是时代的精神，这个时候需要另外一种总体性，这个总体性就是《雾行者》试图呈现出来的总体性。
路内： 我生造了一个词，“总体修辞术”。希望小说也是一种总体修辞术，或能介入进去，而不是被结构、语言、意义等等范式限定。 尤 其 长篇小说，要求作者深度参与。小说里提到一段，说，作家要是写了一个人的隐私，实际上就是他碰触人家的命运，但是最后不能给这个人安慰。可是什么叫安慰？你何以界定安慰？你去抚摸他还是凝视他？这个非常难解释。很多事情，只有站在你所说的总体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做安慰——如果卡夫卡也能安慰别人，冷酷的小说家也能安慰某一个人的话，或者提供一种趣味？诗意？假如小说急于提供意义，意义又能怎样？
卡夫卡
杨庆祥： 所以你书里有一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想象有这么一种长篇小说，经历不同的风土，紧贴着某一纬度，不绝如缕、义无反顾地向前，由西向东沉入海洋，由东向西穿越国境。 我指的不是公路小说，更不是那种字面意义上的伟大文学。 ”这就是你对自己小说的一个期待。
路内： 差不多，就是这么认为的一本书。
杨庆祥： 它一定不是一个单一性的指向，我特别警惕小说给我们提供单一性的指向。 好的小说恰恰有很多矛盾，比如你刚才一直讲的悖论。
路内： 我在写的过程中，也不是故意要制造这些悖论，是人物身上，人物真的开始讲话，跟我开始讨论那些悖论的东西。 我长达一年时间一个人睡在书房里，这种状态下，每天半夜写完了睡下去，有时候会听见，真的是人物在脑子里打转，自己在谈论问题。 这也耗神，说实话，不是每本长篇都这么耗得起。
杨庆祥： 小说里每一个人，可能在前一章里面是配角，但是到第二章变成主角； 他在前一章里面是被叙述的人，但是到第二章他变成叙述者； 他在叙述别人，他的这种叙述跟前面一章又形成呼应。 所以我说这是真正的复调小说，有一种对单一叙述霸权的终结，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包括 一些很年轻的作家经常使用单一的叙述语调或者叙述者，结果整个小说结构变的单调、冗长，其实是一个重复性的写作。这种写作既不能开拓读者的智识，也不能提高作者自己的智识，也无助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理解。
路内： 对文学所谓新的理解，反而抛掷出很多旧的东西，这类问题我也犯过，好像很难避免。
杨庆祥： 所以文学从来没有进化论，文学会突然退步到特别陈旧的认识论上面。
路内： 对，它是很悖反的，文学本身就是悖反的。
杨庆祥： 这部小说不是那种单一的霸权叙述的现实主义。这个小说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他自己的声音，这所有的声音又汇集成一个大的历史喧哗。
路内： 这个小说里面人物对话偏多的，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偏多，显得罗嗦。 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那些人不被我描述，他们就愿意自己讲。
杨庆祥： 他们自己挣扎着要表达自己。
我们不停的追赶
但是时间消失在历史中
杨庆祥： 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写时间，所有读者应该都能感觉到时间线索或者时间的流动。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整体呈现的气质却是“时间丢失了”。
路内： 小说里界定了年份，但是还不够，故事线索多了。 用了一些事件背景来强化，比如非典SARS和911，尽管他们没有参与，只是看到。
杨庆祥： 好像是这么回事。 后来我们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时间弄丢了，只能通过公共记忆来唤醒我们的时间。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时间在我们这里消失了，而这个时间消失恰恰是中国的隐喻，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不停的追赶，塑造各种崛起神话，但是时间消失在历史中，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回去的时候，我们只能借助那些特别宏大的记忆来勾连出我们的历史，这是一个悖论。
2003年非典
路内： 以及还有丢失了故乡的那个所谓的出发点。
杨庆祥： 所以那些人都在大地上漂泊。
路内： 最后端木云说铁井镇才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他的家乡其实是傻子镇，但他似乎不予承认。 杨庆祥： 真正的原乡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的。 所有人都处在无根的漂泊状态，因为既丧失了时间，又丧失了空间。但人是很奇怪的，人必须要找到安身立命的东西，人必须要寻找价值、寻找意义，他不能完全是物质性的存在。这时候文学在其中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 ，乡村文学青年怎样把价值寄托在文学上面，这就是这个小说另外一层结构，非常重要。小说里讨论文学问题的时候，路内很像一个大学教师，但是比大学教师要聪明、有趣，不会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讲。
路内： 要是从那个角度来讲就没法写了，正确的东西在小说里往往是“不对”的。
杨庆祥： 里面也出现一个大学老师，做文学批评的那个，她的话语特别像我。
路内： 我在想她会怎么讲话——我在有生之年必会给你下一个判断，你以为你会等到五百年之吗（笑）。
杨庆祥： 那种判断性，居高临下。
路内： 但是端木云或者说我，仍然把这个人物放在小说之内，她去听摇滚演唱会根本不是去听，她要去找一个凶手，用一个小说家的方法去关联各种元素。 她并不代表文学理论，同样深谙虚构之道。
杨庆祥： 这个人物也不能游离在你的文本之外，她必须在小说里面。所以这就是你讲的“总体修辞术”，所有一切必须统摄到你的这个作品里面来。我最感兴趣的是，谈论文学的问题不是批评家的谈法，是端木云，还有鲁晓曼，周劭， 他们几个人之间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有一搭无一搭的在那里聊，断断续续的聊。但是有一个基本线索我能看出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对文学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文学不等于文学前途。这些人基本全部放弃自己所谓的文学前途：发表、出版、获奖、书卖的很好等等之类的。
路内： 端木云在第二章开篇就进入文学青年的刊物笔会，像是一种前途，看似要往上走，但是很快也就离散了。
杨庆祥： 实际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带有强烈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很感人。
路内： 他打了一些比方，说文学是什么，就像那些基督徒讲述神，真的基督徒不会告诉你神是什么样子，假的基督徒告诉你的是错的。但是这个比喻非常麻烦，夹缠不清。后来另一个文学男孩说： 当你想要讨论文学的时候，文学就自动的破碎折叠了，当你想要破碎它折叠它，想解构它的时候，文学会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边上那女孩嘲笑说：我觉得你像受虐狂。男孩试图消解意义，女孩则把消解意义这个企图再消掉掉了。
杨庆祥： 这个让我想到基督教里面特别重要的幻影论，你追逐它的时候，它消失，你停止，它有出现。
路内： 是啊，端木云立刻说，受虐狂也挺好的，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比喻的。
杨庆祥： 小说通过这种不停的辩驳，最后加深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不仅仅是加深对你这个小说的理解。
路内： 小说能不能谈文学？ 有一种说法，说小说里面谈大量文学令人厌烦。
杨庆祥： 不，我觉得谈的挺好，因为谈的不俗气，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谈的很恶俗，那就没意义了。
九十年代 真正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路内： 庆祥对九十年代也应该深有感触吧？
杨庆祥： 深有感触，我的成长期就是在九十年代。 如果我没有顺利的完成学业，我可能就是小说中的一个仓管员。
路内： 我也没有怎么顺利地读过书，现在还好（笑）。 世俗意义上看，仓管员也算一份还不错的职业。
杨庆祥： 从世俗意义上看，我们不管怎么评判九十年代，好像每个人都过的不错，每个人最后都活下来了，好像还活的一天比一天更好。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这里面可能有大量的无名者，大量的细节被我们整个记忆抹掉了，被历史、传媒全部抹掉了，所以我们需要这种非单一霸权叙述的小说。 路内： 至今来说，我们在讨论大量的公共话题的时候，出现的声音觉得是大多数，其实那仍然是极少数，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别看农村青年也可以上网，没有发声的机会，他们是自动保持沉默的，那个人数可能在五亿以上。 杨庆祥： 是一个庞大的复数，徐冰在八十年代末做了一个《复数》系列版画，前几天展出时我跟他说，这真有预言性。
徐冰《复数》
路内： 这里 人口流动不再是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它是一个符号的东西，而且它是始终存在的符号。有很多问题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已经相对妥善解决了，但是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井喷状态的话，什么都拿它无可奈何。我的经验中，一个是人口流动，一个是互联网。另外就是，当某一事物被归置、消解的时候，也是要到极其彻底的地步，才会意识到它已经过去了。
我们70后一代作家和80后作家现在看来非常像，70后是早熟晚朽的，当然这一种群体印象，不是个体。70后和80后前半段一些人，脉络非常相似，谈的话题都是一样的。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确实会想一些相对比较大的问题，整个70后和80后作家是否建立起这样一个场域？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间讲身体写作、都市写作，当时还有底层写作。尽管没有流派，写作趋势是存在的，但是似乎一下子离散掉了。我后来想，如果这一代人，这个时间段，这代人最强有力的东西是什么？你只能孤立的找一些历史事件吗？汶川地震？那不是的。后来想了很久，我想还是人口流动。看上去它是一个现象，但实际上是一场挺大的运动，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
杨庆祥： 92年南巡以后才开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个有数据支持。 这一流动是史无前例的。
路内： 我记得非常清楚，之前还在喊一些人是盲流，后来，我忘了哪个官媒指出，不能喊他们盲流，因为这是歧视性的用语，说明他们已经占了大多数。 这个大多数，在当代文学中，一直不是显学。 我并非歧视文学中的“个人”，个人化似乎是当代文学追求的目标，问题是，直观面对的巨大人群，正是由个体组成的。
杨庆祥：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前代作家为什么很早被经典化，比如五四那一代人，因为五四那一代人有一个大的框架，国民性，救亡启蒙，这个框架里面，即使是《一件小事》这样的小说也显得很重要。 50后有“文革”这个大背景，60后也部分分享了这一背景。
路内： 60后还有一个先锋派运动。
杨庆祥： 对， 60后最早经典化的那批人，余华、苏童，他们其实更接近50后，他们有共同的解释框架。70后和80后大家觉得你还是青年写作，觉得你不够经典化，就是因为大的阐释框架没有建构起来，而这几年通过你们的写作，这个框架正在建构起来，这个框架就是92年以后中国加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以后发生的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动， 这也是我最近写的那篇 《九十年代断代》 （
可点击查看文章）
想要解释的问题。
路内： 这个东西不是靠小说、电视剧来建立的，需要一套理论体系、一套话语，来重塑它们。 这不是生造的，这是事实，但是讲的人少。
杨庆祥： 所以70、80、90这几代人都应该放在这个框架里面来解释： 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体系对每个中国人的影响。
路内： 是经济运动，也是政治运动，也是每个人的个体运动，也是文化运动。
杨庆祥： 也是每个人生命意志的驿动。
路内： 中国50后、60后的作家当然也很好，但是被经典化太厉害之后，会导致80、90后更往下的青年作家，向那代人看齐。 本质的东西，需要学习的是什么？ 有时会产生误判。
杨庆祥： 对， 比如80、90的人还在写家族史，还去写革命史，就会有问题。因为这些在前几代人的框架里面解释有效，在我们这个框架里面就失效了，比如92年以后还有什么家族？这几年70后作家老是去写历史我就持保留态度，写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历史，切身感就很难建构起来。
路内： 我尝试写一段从民国到差不多60年代的故事，还是我家族里面的故事，我爷爷的故事，写不好。 故事都知道，但是用什么调性来写非常麻烦，怎么写都像现代人，民国人不是这样的节奏。 非常难处理。 但是在处理自己九十年代经验范围之内的素材还是顺手的。 所以你上次写文章，首先谈人口流动，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小说正在修改阶段，一看人口流动的命题被你放到最重要的位置，我想杨老师很犀利。 作为九十年代，有了这个命题，它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八十年代。 这还包括走出国门的那一批人。
杨庆祥： 那当然了， 如果从中国普通的民众角度来看，九十年代肯定比八十年代更重要，因为九十年代真正改变每个人的生活。八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广大基层没有变化。八十年代为什么被知识界处理的这么好？因为整个八十年代的精英话语权特别大，他们享受那一段时间，所以他们的回忆、叙述特别多，不断的来对它进行加持，对它进行解释。
路内： 九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境况与现在不一样，穷是穷的，作者很彪悍。 现在期刊往往有资助，稿费高，对青年作者较多是规范要求。 文学BBS什么的也没了。 这当然仅是直观印象。 文学前途成为一个结构性的诉求，写着玩的人变少了。 规范很麻烦，认同这种规范，就不是在解释“自己”了。
杨庆祥： 对，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就是他们都会冲着文学前途来，而且他们这个文学前途是非常窄的文学前途，就是严重的体制化。 不像九十年代，有各种渠道，论坛、BBS、甚至QQ空间等。
路内： 以前那种写着玩嘛，难免有点矫情，但也不是什么大错。 这样的作者现在应该还有，可是你去挖掘青年作家的话，搞不好挖出来的都是实习作家了。
杨庆祥： 90年代我们没有把文学等于文学前途，也没有想到从文学那里得到功利，纯粹是一种表达的需要，一种自由的需要，生命本身的需要，后来发现没有了也就没有了。 我们目前的文学生态是，文学太职业化了。 大家特别知道怎么把自己最大的利润化，把文学这一点点东西最大的前途化，附加很多东西在上面，对文学本身的那种渴望反而丧失了。
路内： 每个人都在雾里面走，何去何从。 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吗？ 仅仅是变老，除此并无方向。 当一个时代，每年年底都听说，明年将是未来十年最好一年，这就相当难办，连等待戈多的本钱都在流失。 杨庆祥： 不仅仅每个个体是雾行者，我们目前这个文化也是雾行者，不知道往哪里走，而且雾行者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彼此是看不清楚对方的，在一个增强现实的语境中，存在反而是缺席的。
（本文原载于1月17日《北青艺评》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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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冬，美仙建材公司仓库管理员周劭重返故地，调查一起部门同事的车祸死亡事件。与此同时，他的多年好友、南京仓管理员端木云不告而别。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到来。这是一本关于世纪交替的小说，从1998年的夏季，到奥运前夕的2008年，关于仓库管理员奇异的生活，关于仿佛火车消失于隧道的二十岁时的恋人，直至中年的迷惘与自戮、告别与重逢，一群想要消灭过去之我的人，以及何之为我。
五个章节，五种迥异风格：梦境、寓言、当代现实、小说素材、文学批评拼织成复杂强悍的叙事体，充满内在回响。深情而狂暴，现实而迷乱，带领读者横穿修辞术的318国道，不绝如缕，直抵小说结尾的喜马拉雅山脉。
我们如何与那段时间产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