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社会毒打的“余欢水”，人人都是

作者丨小满

监制丨阑夕

余欢水终于决定自杀。
他拿出了一根绳子，准备彻底告别这可悲的生活。正当他要踢凳上吊时，楼上轰鸣的装修声打断了这一切。比可悲更可悲的事情是，他连选择去死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人生可悲到极点的余欢水，就突然显得不是那么可悲了，甚至有点可笑。

陈佩斯曾说：“一切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笑是果，悲是因。演员是以对自我的折磨来换取他人的喜悦，以自我的低姿态引起对方的优越感。”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余欢水，让无数观众觉得既好笑又亲切。
好笑，是因为这是对自我生存环境的折射与解嘲。
亲切，是因为这是对人生真实故事的重现和演绎。
婚姻失败、邻居凶恶、朋友欺诈、老板无良、同事势力、亲人剥削……余欢水就是在这样一个无情无义、没钱没爱的世界中晃荡着。
这样“丧到爆”故事，突然引发了地震级的情感共鸣。
意外吗？
不。
全球疫情肆虐，经济备受冲击。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机会小了，门槛高了，压力大了，挣钱少了。
走上街头，随便抓一个衣着光鲜的年轻人，问问在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
听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们都叫“余欢水“。

社畜也分阶级


余欢水的故事让我们认清了一个道理：社畜也分阶级。
弘强电缆的每一位销售员工，都被是被经理无限压榨的社畜。但很明显，余欢水是这群社畜中地位最低的一位：上班老迟到，业绩不达标，被领导捉弄，罚拖地洗厕所。不仅工作劳累辛苦，就连人格都被践踏。
但是余欢水一手带出来的徒弟吴安同，职场生存状况就远远优于余欢水。虽然同为社畜，但是由于业绩突出，颇受领导器重，在同事之间颇具声望。吴安同还能动不动号召全同事一起羞辱余欢水，并以此为乐。
余欢水的好友吕夫蒙，则是另一种维度中的社畜。
吕夫蒙开名车，住豪宅，出入各种高档场所。但在各位金主爸爸面前，余欢水擤一擤鼻涕，就让他狼狈落魄的窘态尽显。
虽然吕夫蒙不是普遍认知中的外化型社畜，但在生活这座大山面前，他依然是一个穿着透明枷锁的悲情者，简称“隐形社畜”。
从2018年的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开始，由于剧中新垣野结衣扮演的女主角自嘲为是“社畜”，这个词就迅速被广大劳动人民认领贴标。

社畜一次，最早出现在二次元漫画中，是日语会社+牲畜的合并简称，可以简单理解为：会社圈养的畜生。在西方英语国家中，其实也有类似的说法，称之为“wage slave”（薪资奴隶）。
上班不敢请假、早会狂喊口号、上厕所限制时间、晚上义务加班……这些都是社畜必备的自我修养。当然还有更惨的，一不留神，老板还会告诉你“996是一种福分”。
在社畜的阶级鄙视链中，余欢水无疑是最底层的三级社畜：无权利，无自由，无人格。
吴安同则比与余欢水稍好一些，二级社畜：无权利，无自由，有人格。
吕夫蒙更高阶一些，则是一级社畜：伪权利，伪自由，伪人格。

在这个社畜谱系中，几乎将形形色色的社畜都囊括在内。社畜之间的游戏规则是，一级和二级社畜可以随意欺负三级社畜。但只要是社畜，就会有破绽和痛点，三级社畜依然可以趁机反杀。
比如，吴安同的弱点是对权力的忌惮，余欢水升任经理后，就彻底逆转了局势。吕夫蒙的弱点是对体面的看重，余欢水撒泼大闹画展，就撕扯掉了他虚伪的面具。
作为一部当代中国社畜的悲惨实录，倒让我联想起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
这时期的日本经济腾飞，人们不再为温饱发愁，但却背负着繁重的工作和巨额的债务。在土地和房地产所导致的泡沫经济里，日本社会开始推崇加班文化和牺牲精神，消费主义也被大肆鼓吹，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熟悉。
在光鲜的经济数据背后，是无数社畜牺牲的时间和透支的健康。在一切人皆癫狂的商业社会中，人人都被卷入到了世俗规则的洪流之中，越是挣扎，就会陷得越深。
从这个维度来说，全世界社畜的阶级鸿沟被近似抹消，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压榨。
就在前些天，我看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

很悲哀，没有人能阻挡社畜对工作的热情和向往。
但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不想停下，而是不敢停下。

中年危机

到底是什么，让余欢水变成了最底层的社畜呢？
中年危机。
随着年龄的增长，现代社会中的中年危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自身层面，另一个是外部环境。
人到中年，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记忆力也随之减退。年轻时锐意进取的想法和创意，被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所抹消，在循规蹈矩的日子里，对职业的倦怠和对人生的渺茫感尤为显现。
被妻子呵斥、被邻居起伏、被好友戏耍、被同事捉弄，余欢水终日碌碌，从未想过改变或反抗，疲倦感充盈进他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余欢水正处在人生中的复杂角色时期，他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个父亲的孩子。孩子张口吃饭，父亲张嘴要钱，房子要还房贷，妻子要买汽车。生活的压力都一股脑的涌上了这个可怜中年男人的身上。

巨大的经济支出，让他的神经不敢有半份松懈，然而疲倦的灵魂，却在告诉他早已失去了翻盘的希望。压垮余欢水最后一道内心防线的，是一份罹患癌症的诊断证明。
在死亡面前，仿佛自己生前所在乎的一切，都开始变得轻飘飘。
人生跌落到冰点，余欢水的生活触底反弹，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从屌丝直接逆袭成为公司经理、城市红人。
我们都知道，故事都是编的，只有那些“丧”才是真的。
互联网社会的到来，不仅让许多人的中年危机大幅提前，就连化解危机的希望也正在变得渺茫。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2019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6.1岁，这比1960年的43.35岁足足延长了30多年。
年龄长了，事儿也多了。
中年人最常见的四座大山：房贷、车贷、赡养老人、抚养孩子。

车贷需要五年内付清，房贷需要三十年内还清。养育孩子成人，从呱呱坠地到二十多岁大学毕业走上社会，如果遇上史上最难就业季，孩子找不到工作回家啃老也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赡养老人需要付出的精力也就更多了。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一对中年夫妻赡养四个老人也很正常，而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中年人面对选择和压力变得更加复杂严峻。
在互联网时代，精英文化被大众文化的声浪所淹没，经验主义被实用主义的教条所掀翻。中年人不仅要承担巨大的压力，被淘汰和取代的危机也逐渐显现。
在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下，中年不一定中产，中产也不一定中年。
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标准，年龄45岁至59岁的人被视为中年人。但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下，当一个人超过35岁，甚至30岁，都会被社会广泛地认定为进入了中年期。
许多公司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倾向于使用新员工替代老员工，因为老员工有着更迫切的涨薪期望，而年轻人的活跃思维更能适应当下的社会节奏。
信息时代让“文化反哺”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很多时代的新潮流，新玩法和新理念，年轻人的接受度高、适应能力快，他们还要会有去教中老年人新的东西。同时，新兴职业的不断涌现，让可替代性强的职业逐渐被淘汰，如无人超市、无人驾驶汽车、无人便利店等等。
网络化社会呈现出极强的扁平化特征，消解权威、去中心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主流精英文化对年轻群体的互联网文化不再具有压倒性优势，主流文化甚至要主动向年轻的流行文化靠拢，这样才能赢得更广泛的市场和认同。
对这场属于中年人的战争来说，适应者生存，不适者淘汰。
虽然残酷，但这就是人生。

我是余欢水

当下的疫情就像是一把利剑，刺破了现代社会的欲望与泡沫。
当初大肆鼓吹的报复性消费，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经济产业停摆，每个人手上的钱都少了，拿什么来消费？
商家报复性涨价，人们报复性存钱，倒会是真的。
在这个反潮流的特殊时期，应酬少了，加班少了，工资少了，就连欲望都变少了。整个社会被迫朝着一个反消费主义的理性方向奔去，我们不再透支信用卡，也不再透支健康，但这样的生活却让很多人深感不适应。
就算文艺青年总在不断怀念逝去的年代，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成了这个新新时代的共建者、参与者和享受者，没有谁可以轻易抽身离开。
就像这部打打闹闹的《我是余欢水》，不仅让人们看清了很多现实，同时也会让人看清自我。明天太阳升起时，我们还是要继续投身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我是余欢水》触碰到了一部分骨感的现实，也演绎了一段人生逆袭的故事。
现实很真，故事很假。
在每个人前行的路上，要记得仰望星空，拥抱火热的希望。但千万也别忘了脚踏实地，接受骨感的现实。
我是余欢水，被生活不断打倒的我，很丧。
我是余欢水，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我，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