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错了”瑞典前国家防疫专家终于说了句实话……
花小蜜
白羊座科普精灵
瑞典是个外宣做得十分出色的国家（甚至超过了英美），该国几乎所有的官员、媒体人都会自觉地维护国家颜面，从不评论政策中负面的因素。这使得瑞典作为一个人口只比香港多点的国家，拥有了世界级影响力，也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桑德斯津津乐道的“社会主义典范”。然而，由于疫情，有个人罕见地站出来说“我的祖国错了”，她是……
前任瑞典国家传染病首席专家林德
罕见地打破了她的沉默
对比周边的三个北欧国家
瑞典在防疫上做得实在太差了
而且哪怕是在不检测不统计的情况下
计算到的死者也大于3个邻国总和的3倍
这实在太对不起诺贝尔奖了
https://amp.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24/sweden-wrong-not-to-shut-down-says-former-state-epidemi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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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防疫专家的独白？前任瑞典国家流行病学家林德女士，史无前例地打破了她对该国备受争议的冠状病毒战略的沉默，她说，她现在认为，瑞典当局应该在病毒大流行的早期阶段，实施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以控制病毒的传播。现如今，全都失控了……
2005年至2013年担任瑞典国家首席传染病专家的安妮卡林德（Annika Linde）曾负责监督瑞典对猪流感和SARS的反应，而今年，她表面上一直表示支持着瑞典在其继任者安德斯特格内尔领导下采取的“群体免疫”措施。
然而，就在昨天，她成为了第一个打破沉默的公共卫生成员，她罕见地对媒体说，由于瑞典的死亡人数相对其邻国丹麦、挪威和芬兰太高了，她改变了主意。
过去的一周内，该国每百万人口中，平均每天有6.08人死于新冠肺炎，为全世界最高。
上周的一项调查显示，斯德哥尔摩截仅有7.3%人口获得了病毒抗体，仅达到了实现“群体免疫”标准的十分之一，并没有比西班牙等实施封城的国家高。本周，瑞典累计死亡人数已是三个北欧邻国之和的三倍。
林德女士说：“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好准备。如果，我们很早就封城……在那段时间里，我们本可以确保我们能保护的弱势群体……”
瑞典上周连续两次以7天平均死亡率创下全球人均死亡率之最，预计本周末总死亡人数将超过4000人。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才1000万，只比香港多一点。
丹麦、芬兰和挪威的人均死亡率，分别比瑞典低4倍、7倍和9倍。这3个邻国都实行了严格的封城令。
据牛津大学数据库，从5月13日至5月20日，人口约1000万的瑞典，每百万人中平均每天有6.08人死于新冠肺炎，为全球最高。其后依次是英国（5.57）、比利时（4.28）与美国（4.11）。
接受官方建议在海边晒太阳的市民
从4月到5月他们都没有隔离
面对疫情，瑞典实行了发达国家中限制最少的战略，他竟然让本国的中小学、酒吧、餐馆、购物中心和健身房开放着，而且，最多还允许50人聚会。而且，这种全民防疫严重依赖社会责任感和公众常识。
依然在聚会的瑞典年轻人
林德说，她最初与大家分享了支撑瑞典做法的思想。她说：“我认为，人们的基本看法是，不管你做什么，迟早都会让整个人口受到感染。”
“所以当安德斯·泰格内尔说‘我们将使曲线变平，我们将保护弱势群体’时，我想‘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后达到群体免疫。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我可没那么挑剔。”
疫情期间斯德哥尔摩街景
自那时以来，许多国家已经证明，有可能大幅度降低冠状病毒感染的发生率，并至少暂时控制这一流行病。
与此同时，瑞典保护老年人和其他风险群体战略的第二部分，也失败了。
“这就像一个梦想，我们可以保护老年人，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基础，”林德说，作为一个72岁的老人，他已经在隔离中度过了两个多月。
瑞典的政治家、媒体和公众继续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公共卫生机构处理这一流行病，只有一小部分学者和研究人员除外。林德的批评，首次在达根斯尼赫特频道的采访中出现，标志着公共卫生机构成员的首次批评干预政策。
草坪上休闲的瑞典市民
泰格内尔在接受瑞典国家广播电台今天播出的采访时承认，瑞典正处于“可怕的局势”，但他否认了封城会有任何帮助的想法。
“提出这样的批评，并说‘如果我们把城市当作监狱关起来，我们以前可以做得更多，这是很常见的。但当我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改变这么多呢？'那我就没有那么多答案了。“
初夏的阳光洒在斯德哥尔摩的餐馆
没有人对病毒感到恐惧
林德说，特格内尔把瑞典养老院感染率奇高的责任，推给了当地政府和经营养老院的私营公司，这是完全错误的。
她说，这听起来“合乎逻辑”。“但应该向上告知，准备工作已经到位，以便那些决定战略的人都知道，国家战略是有可能实现的……而现在，却看不见前景。”
口罩什么的也没进入视野
人民期待着早日感染并群体免疫
她将瑞典做法的失败，部分归因于公共卫生机构不愿意根据西班牙流感和猪流感等病毒大流行的经验，将预先准备好的战略调整为冠状病毒防疫。
她说：“事实上，将其与流感疫情进行过多的比较，可能会让我们在一开始就做出错误的假设。”。“例如，如果我们更加意识到无症状个体传播的风险，我们可能会有另一种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