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悬崖底下不停撞击海岸的波涛声 | 第一人称

这是丹吉尔西郊大西洋和直布罗陀海峡交汇处的斯帕特尔海角，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力斯居住的岩洞。从洞中眺望大西洋，洞口形状恰似一幅非洲地图。（摄影：赋格）

「丹吉尔之所以吸引外来者无非在于四个方面：第一毒品易得，第二盛产年轻放荡的男妓，第三可以偷税漏税，第四就是容忍性高，凡别处待不下去的人来这里总能生存。」

今年二月，新冠病毒在摩洛哥肆虐伊始，本文作者来到了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在历史上这里聚集了毒品、逃犯、赌徒和偷渡客，被称为「罪恶之城」。作者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被直呼为「Corona」（新冠病毒的英文拼写），他写下了这篇随笔。

丹吉尔的幽灵 ——瘟疫时代的旅行和阅读

文：赋格

一

我来了三次丹吉尔，第一次等于白来，第二次只是路过，第三次才真的来了。

第一次是“偷渡”，硕士毕业前那个暑假，1993 年。那时还没有申根签证这种多国通行证，每个欧洲国家都要单独签。法国、意大利、希腊签证不难申请，但直到出发，西班牙始终不肯亮出绿灯。我从巴黎乘火车到了法国、西班牙边境上的昂代伊，无意中看到一列当地边民使用的跨境通勤小火车，跳了上去，竟然不查护照就进了西班牙。随后一路南行，到达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的直布罗陀地区，又“得陇望蜀”，盯上了海对岸的北非。直布罗陀港至今被英国占据，邻近的西班牙港口叫阿尔赫西拉斯，渡过宽仅14 公里的海峡就是非洲大陆。希腊神话里，大力神海格利斯劈穿地中海与大西洋交接处的瓶颈口，将一道山脉砍成两枚镇海神针，北边那根就是直布罗陀，南边那根在北非摩洛哥的丹吉尔。

身处阿尔赫西拉斯，已能感受到浓郁的非洲气息。在老城区，巷口闪出一袭白色阿拉伯长袍，凑到我身边神秘兮兮地耳语：“哈吸吸？”

“哈吸吸”是一种大麻制品，摩洛哥特产，嬉皮时代曾风靡全球。当年阿尔赫西拉斯和丹吉尔不少餐馆的食物里都有这种特殊调料。

我记得轮渡码头的售票厅像个阿拉伯集市，密密麻麻的微型橱窗里罗列各色稀奇古怪的东西，晒干的瓜果鱼虾居多，可能是非洲特产。我二话不说直奔售票窗口：“丹吉尔，单程船票一张。”在丹吉尔登陆，南下可到拉巴特、卡萨布兰卡、马拉喀什等摩洛哥名城。这些名字，连同“撒哈拉沙漠”，已经画在我脑子里的地图上。

西班牙边检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上了船。船舱里烟雾弥漫，人声喧哗，是典型的第三世界景象，穿长袍说阿拉伯语的人占了一半，另一半人说法语或西班牙语。

这趟不计后果的旅程，结果可想而知。船到对岸，连舱门都没能走出，我就被摩洛哥边检干部逮个正着。面对“签证在哪里”的质疑，我只能虚弱地回答“来不及办”，边检官们不予置评，但对我这个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有节制的兴趣。片刻之后，一个领导模样的把我请进上等船舱，告诉我先好好休息，第二天再说，然后反锁出去。于是我舒舒服服地在这海上旅馆洗澡、睡觉，像模像样过了一夜。

身为偷渡客，想不到还能享受“room service”待遇。第二天早上，一个头戴白色厨师帽的服务员开门进来，餐盘上摆着诱人的咖啡、香肠和奶油面包卷。十分钟后他再次进来收拾残局，接着是那个领导，笑问早安，命我随他出去。

走了几步，发觉不对──不是向岸上，而是返回候船室！我刚想张口说什么，官员和蔼地制止我：“下次再来摩洛哥，记得先签证！”

就像一只错寄的包裹，原封不动被退回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边防官员诧异地研究着我这个天外来客：护照上既没有西班牙签证又没有摩洛哥签证，不知如何处置。他们既不能把我踢回摩洛哥，又不可能派人押送我穿过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遣返法国。于是，挥挥手打发我自由。

二

七年后的2000年，又一次从法国进入西班牙，又一次南下阿尔赫西拉斯。时过境迁，申根协定已经生效，法国同西班牙之间取消了边境检查，我也不再是那个年轻莽撞的偷渡客。这一回，乖乖地去摩洛哥驻马德里大使馆提前办好旅游签证，以合法身份入境摩国。

我记得，在船甲板上看逐渐逼近的丹吉尔，蓝天蓝海的底子上像涂抹了一大片白颜料，漫山遍野的白房子。“卡萨布兰卡”在西班牙语里是“白房子”的意思，用来形容丹吉尔倒更恰当。

第二次到丹吉尔，目的是为了离开。我对丹吉尔的全部回忆只有码头到火车站那段路，有个人执着地尾随我兜售“哈吸吸”。不知从哪儿来的先入之见，我以为丹吉尔是个脏乱差又危险的地方，充斥毒品、犯罪，不可久留。当即买了火车票，乘通宵夜车南下卡萨布兰卡。在摩国旅行一圈后，回程仍然从丹吉尔横渡海峡返回西班牙，仍然不在丹吉尔停留。

最近这次重返摩洛哥，与第二次又隔了近二十年，摩洛哥已对中国公民免签。新冠疫情下，埃及是第一个宣布对中国禁航的北非国家，但远在最西边的摩洛哥直到3 月中旬都不限制中国人入境。2 月22 日，我在丹吉尔伊本·白图泰国际机场入关，边检官一看是中国护照，就带我到写着“健康检查”的小房间里盘问，态度还算友善，问了几个简单问题：从哪儿来（答：“从曼谷飞马德里，然后马德里飞丹吉尔。”），之前14 天是否在中国（答：“不在。这14 天里我在西班牙和泰国。”），再记下旅馆地址电话，就算过关了，甚至不用量体温。

关于丹吉尔，过去的二十年里补过一些课，不再止于“混乱危险、一无是处”的印象。丹吉尔是伊本·白图泰航向泉州的起点站，也是马蒂斯画《丹吉尔的窗外景色》、贝托鲁奇拍摄《遮蔽的天空》，以及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和《裸体午餐》的作者威廉·巴洛斯等“垮掉的一代”混迹过的地方。小说《遮蔽的天空》的作者保罗·鲍尔斯自1947 年定居丹吉尔后在这个城市生活了52 年，丹吉尔成为他余生的家园。

出发前，我隐约预感这次旅行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找出2000年跟我一起走过半个世界（包括摩洛哥）的背囊，虽有破损，身子骨还算结实，也许可以就此恢复中断了多年的背包客生涯，甩掉拉杆箱——中产、中年心态的象征物。对我来说，没有书籍陪伴的旅途是不可想象的，以前每次出发前都为了挑选合适的旅途读物而犯难，背太多书在身上实在是个痛苦的负担；现在好了，一古脑儿往笔记本电脑里塞了上百本电子书，想得到的书全放进去，包括《遮蔽的天空》《裸体午餐》等小说和几十种游记、传记、历史书、指南书，一毫克额外重量都不会增加。

我期待在丹吉尔与鲍尔斯、巴洛斯们相遇，当然并非真正相遇——所有这些丹吉尔文人都已不在人世，能遇见的只是他们的幽灵。其实遇见幽灵比遇见真人更好，要感谢勤奋的保罗·索鲁，他替我在丹吉尔见到了真人版的鲍尔斯，甚至应主人之邀“为了健康”吸大麻：“我们沉默地吸着，过了一会儿，我只觉得头皮绷紧，一道光透进脑子，亮瞎我的眼睛。”那是90年代初，索鲁五十几岁，鲍尔斯八十几岁。索鲁在1995 年出版的游记《海格利斯之柱》里详细记录了他的地中海“壮游”：从北边那根“海格利斯之柱”直布罗陀起步，用17 个月的时间顺时针环游地中海，终结于南边那根“海格利斯之柱”丹吉尔。在我想象中（把时间拨回1993 年的某一天），我因为“偷渡”在丹吉尔港口被关进渡轮客舱时，说不定索鲁也刚刚下船（他从阿尔赫西拉斯坐渡船到丹吉尔东边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再乘车到丹吉尔），正在丹吉尔的斜坡街上寻找巴洛斯写作《裸体午餐》时住过的穆尼里亚旅馆。他在这家旅馆住了下来，打探与鲍尔斯见面的可能性。

索鲁认为，保罗·鲍尔斯之于丹吉尔，相当于纳吉布·马哈福兹之于开罗。在他们生活和写作的城市，这两人就是“文学”的化身。至于巴洛斯、凯鲁亚克、金斯堡、乔治·奥威尔、戈尔·维达尔、杜鲁门·卡波蒂、让·热内、保罗·莫朗、田纳西·威廉斯、萨缪尔·贝克特、乔·奥顿、伊恩·弗莱明、保罗·科埃略这一票文人，以及更早的小仲马、安徒生、马克·吐温和伊迪丝·华顿，与丹吉尔也有或深或浅交集，但终究是过客，唯有鲍尔斯终老于丹吉尔，尽管来自纽约的他最初也是个外来者。我读了《海格利斯之柱》才知道原来是格特鲁德·斯坦因建议鲍尔斯来丹吉尔的，当时他连丹吉尔和阿尔及尔都分不清。《海格利斯之柱》里有个句子非常有画面感：“那个肥硕而气场巨大的女同性恋坐在她巴黎的沙龙里像女王一样指点各位男性文人的文学旅途，把他们派往地中海沿岸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让我想起纽约现代艺术馆里毕加索“粉色时期”画的斯坦因肖像，坐姿彪悍，颐指气使，索鲁肯定也见过那幅画。斯坦因把海明威发配到西班牙，把鲍尔斯发配到丹吉尔，把弗朗西斯·罗斯发配到科西嘉岛，把罗伯特·格雷夫斯发配到马约卡岛，应该说这位女巫似的作家是个厉害的旅行/文学/人生规划师，为一批前途迷茫的男作家指出了正确的流亡方向。

三

在2020年2 月下旬的摩洛哥，没人知道新冠病毒正在步步逼近。2 月25 日，我像游客一样去丹吉尔西郊大西洋岸边的著名景点海格利斯岩洞“打卡”时，一位居住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的摩洛哥女性飞到卡萨布兰卡，她将成为摩洛哥确诊的第二例新冠患者，也是摩国第一个新冠肺炎病亡者。第一例确诊阳性的也是从意大利输入，摩洛哥男性，2 月27 日飞到卡萨布兰卡。最早的这两例都是3 月2 日在卡萨布兰卡确诊的。

在丹吉尔，街市民生一切照常。遗憾的是“垮掉的一代”据点穆尼里亚旅馆目前停业整修，我在新城区的边缘找了个住处，每天早上到楼下菜场买两个新鲜鸡蛋、两个西红柿、一个洋葱，回旅馆自己下厨煎蛋饼当早餐，然后找一家法式老咖啡馆喝薄荷茶、看书写字。往往这个咖啡馆恰好是往日某个客居丹吉尔的作家喜欢待的馆子，比如法兰西咖啡馆、中央咖啡馆，那么我会在书中寻出另外几处他出没过的地方作为午后散步的功课，在地图上定好位，连成一条步行线路。

经验告诉我，在每座北非城市必然会遇到三个阿拉伯语单词：一个是“麦地那”，房屋街道密集的老城区；再就是“卡斯巴”，位于“麦地那”上方的要塞；第三个词是“苏克”，也就是巴扎、集市，往往一座城里有多个，珠宝苏克、手工艺品苏克、蔬果苏克等等。麦地那就像迷宫，手机地图一到这里就失灵，长巷七弯八拐，让人找不到北，有时还会从房子底下穿过，或没有征兆地变成阶梯，往上走肯定能到卡斯巴，旧城里的制高点。

我住的旅馆位置在“大苏克”附近，麦地那与新城区的交界处。这大苏克几十年前是个真正的“苏克”，卖各种东西，如今被水泥覆盖，变成大转盘似的城市广场。保罗·科埃略的奇幻小说《炼金术士》里写过大苏克的旧日景象，卖地毯的、卖匕首的、卖蔬菜和烟叶的，每天有数千人在那里论价、买卖，人声鼎沸，熙来攘往，这景象现在见不到了。

从大苏克的一侧穿过城门就进了麦地那，城门外是范围广大的新城区。麦地那的心脏地带还有个“小苏克”，也看不出来市场的样子，周边尽是旅馆、商店、咖啡馆，著名的中央咖啡馆和喷泉旅馆都在那里，从前是“垮掉的一代”频繁露面的地方。1957 年，金斯堡和伴侣彼得·奥洛夫斯基来丹吉尔时，有人目击金斯堡在喷泉旅馆的咖啡座上独坐流泪，据说奥洛夫斯基自顾自去妓院找乐子，留下金斯堡当“望夫石”。与此同时，住在中央咖啡馆侧边一间污秽的小屋里创作小说的巴洛斯正为金斯堡害着单相思，金斯堡曾经出于怜悯答应和巴洛斯上床，但随即冷酷地拒绝了他的求爱。巴洛斯之所以流落丹吉尔，沉溺酒色和致幻药品，一半因为这份情伤，一半是受了丹吉尔这地方的蛊惑。

在我想象中，摩洛哥独立前的丹吉尔有过几十年的“花样年华”，那是1923 年到1956 年间丹吉尔作为“国际共管区”时，城市由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等九国共同治理，实际管控相当松散，在金融、贸易、税收、法律各方面都存在漏洞。它不是旧上海租界那种“冒险家的乐园”，而是像荷马史诗写到的“食莲者岛”——让异乡人乐不思蜀混日子的好地方。更令人称奇的是此地社会道德无比松弛、堕落，有“海滨索多玛”之称。巴洛斯在写给金斯堡的信里讲过他在丹吉尔的一次“卡夫卡式”性经验，我觉得很有意思：他曾与一个穿西装的阿拉伯男孩上床，而后某天喝下掺了“哈吸吸”的浓茶后在眩晕状态中邂逅一位穿阿拉伯袍子的男孩，意识到对方跟之前认识的西装男孩可能是同一个人；后来，两人在另一场合再度遭遇，男孩却像换了个人，假装不认识巴洛斯；当然他们又一次发生了关系，结果是，巴洛斯跟同一个人三次上床，感觉却像和三个不同的人一样。

巴洛斯1950年代在丹吉尔写过一系列短篇小说，结集为《区际城》（Interzone），题目明显由“国际共管区”（International Zone）一词衍变而来，“区际城”给我感觉像是夹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行世界，一种混沌的中间状态。这个词也出现在巴洛斯后来的代表作《裸体午餐》里。与其说“区际城”是个地理名称，不如说是想象空间，或是作者毒瘾发作时的妄想。坦白说，《裸体午餐》我读不下去，实验性太强，通篇呓语，全是残暴、病态内容。“垮掉”派的作品对我来说只有“史料”价值，尽管其中情绪多少可以领会。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区际城”所影射的丹吉尔。《裸体午餐》里说它是“拼贴城市”、一个“巨大而寂静的商场，堆满人间所有潜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一切人类欲望都能在这个“大苏克”里被生产、被消费。那个一人三面的“卡夫卡男孩”的故事或许可以解释巴洛斯所说的“区际城”“拼贴城市”概念：作为悬浮在丹吉尔的边缘人，小说作者从城市生活获得的感受像是同时处在几个维度的平行世界中，这种虚虚实实、层层拼贴的错杂感，很“卡夫卡”。

如今我坐在小苏克的咖啡座上是绝无可能向服务员要一杯“哈吸吸”冲泡的所谓“特调茶”了，但只要打开iBook 里的《裸体午餐》，巴洛斯的幽灵就跃然屏上。丹吉尔给巴洛斯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得以摆脱旧记忆、旧身份（因他在美国时误杀妻子这段黑历史而定义的身份），也提供了自由，包括物美价廉的毒品和性。他与“卡夫卡男孩”的交往无疑是涉及金钱的性交易，在那个年代既不存在法律、道德上的风险，也不构成经济负担。难怪巴洛斯在信里对金斯堡说，他来到这个自由世界之前意识不到美国有多无聊。同时代的美国正处在保守压抑的麦卡锡年代，而“国际共管”时期的丹吉尔是个没有国籍的城邦，尽管被西方人统治着，但它既不是欧洲也不像非洲，“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本身具有流放性质，正适合自我放逐的间谍掮客、亡命之徒和非主流作家。至于为什么受丹吉尔强烈吸引的往往都是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圈的作家，原因很简单，在性道德方面英美远比欧洲大陆保守，这些作家实质上都是丹吉尔的“性难民”，原始欲望驱使他们投奔自由。他们在丹吉尔的文学创作不过是流放生活的副产品。只有当性工作者在西方不再被污名化、性少数人群权益有了保障之后，丹吉尔这个“海滨索多玛”作为避难所的地位才开始削弱。

四

我到丹吉尔的第二个晚上，在1938 年开业的里夫电影院（这家大苏克旁边的Art Deco 风格老影院在“国际共管”时期叫雷克斯电影院）看了一场老电影，奥黛丽·赫本60年代初主演的《蒂凡尼早餐》。这片子很适合在丹吉尔看，因为《蒂凡尼早餐》的原著作者杜鲁门·卡波蒂也曾经是丹吉尔的常客。银幕上的奥黛丽·赫本无疑是可爱的，可我的看法跟卡波蒂一样，认为不如让玛丽莲·梦露来演，气质会更接近这位得州村姑蜕变而成的曼哈顿“艺妓”。以前在小屏幕上观看此片时就隐约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比如，男主角刚刚跟绰号“2E”的中年妇女上过床（2E 是她的公寓房间号），光着身子躺在那里，赫本演的女主角明知他们之间的金钱性交易关系，怎么还能亲昵地躺到男主角赤裸的肩膀上。原著小说我没看过，并不知道男主角走上银幕后被编导生生改变了性倾向。这次在丹吉尔重看，终于醒悟这部不甚高明的电影本来应该是一部“单身女人与男闺蜜”类型片，只不过男主角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塞给他一位年长多金又性欲炽盛的女配角“2E”来圆这个谎。卡波蒂那样毒舌的一个同性恋作家，怎么能认可这种改编？

卡波蒂年轻成名，文学辈分比“垮掉的一代”早，和鲍尔斯差不多是同一代作家。他生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应许的祈祷》里有这样的句子：“我在丹吉尔度过了醉醺醺的几个月”，很可能正是作者早年经历的写照。他喜欢到丹吉尔过冬天，每晚都去美国人的酒吧用马提尼灌醉自己。卡波蒂跟丹吉尔的缘分大概仅止于此，归根到底丹吉尔并不符合他的理想。保罗·鲍尔斯看得很明白，他觉得卡波蒂太过虚荣、轻浮，而且假话连篇，跟丹吉尔的文人圈子合不来。卡波蒂自己也很清楚丹吉尔好在哪里，他分析过，丹吉尔之所以吸引外来者无非在于四个方面：第一毒品易得，第二盛产年轻放荡的男妓，第三可以偷税漏税，第四就是容忍性高，凡别处待不下去的人来这里总能生存。遗憾的是这个地方满足不了卡波蒂，以他的品性只有上流社会交际圈才能令他如鱼得水，丹吉尔太边缘了。

丹吉尔本身是个经常“触电”的城市。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拍摄的黑色电影、B 级片里，丹吉尔被塑造成大众文化中邪魅、反叛的“罪恶城市”典型，如海报文案所形容的：“丹吉尔，一个走私犯、间谍、娼妓和赌徒的王国，一支指向直布罗陀的枪。”《谍影重重3》和007 系列里的三部都有丹吉尔，包括近年的《007：幽灵党》。文艺片也有不少涉及丹吉尔的，最有名的就是贝托鲁奇导演的《遮蔽的天空》，鲍尔斯的原著其实与丹吉尔无关，男女主角浪迹北非的起点站是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奥兰，电影中改成了丹吉尔，我觉得改得好。此外有安德烈·泰希内导演的《远方》、大卫·柯南伯格导演的《裸体午餐》以及描写英国剧作家乔·奥顿被同性伴侣肯尼斯·哈利维尔残杀案件的《留心那话儿》。

有一次从小苏克去港口的路上，正好经过电影《遮蔽的天空》拍摄地“欧陆饭店”，大堂里的陈设让我感觉像一脚踏进了百年前的“美好年代”，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墙上还挂着贝托鲁奇和男主演约翰·马尔科维奇的工作照，似乎摄制组刚离开不久。那天下午，走在新城区的斜坡街上，忽听路边几个小孩冲我嚷：“Corona ！Corona ！”不由得怔住。肯定是我这张亚洲面孔让他们联想到了冠状病毒。转眼看见路边一家服装店，招牌上刚巧写着“Corona”（皇冠）。

那是我在摩洛哥第一次被人叫“Corona”。后来，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无知小孩走过我身边时做个鬼脸嘟囔一声“Corona”，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在摩洛哥，我像同时经历着两段旅程，其一是自己的行程，另一段则是我正在阅读的《遮蔽的天空》里两位主人公波特和姬特在北非的冒险，他们的经历远比我艰苦、危险。随着情节一页页地展开，两人逐渐深入撒哈拉沙漠，旅途越来越险象环生。小说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波特不幸感染了致命的流行性病菌，没能活着走出大沙漠，而活着的那位必须挣扎着独自面对前途未卜的命运。读到这里，我觉得鲍尔斯的小说跟2020年大流行病的现实好像有了某种关联。

正式遇见保罗·鲍尔斯的幽灵，是在麦地那迷宫深处，两百年前建立的美国驻丹吉尔公使馆。美国独立后摩洛哥苏丹国是最早承认美国的外国政权，这座公使馆在1956 年摩洛哥独立后退役（在首都拉巴特新建了美国大使馆），目前是唯一位于美国本土以外的美国国家级历史名胜。公使馆辟出几个房间专门纪念鲍尔斯，展出他的打字机、行李箱、电子琴、3.5寸个人电脑软盘等遗物，广播里播放着他下乡搜集录制的摩洛哥柏柏尔民间音乐。鲍尔斯年轻时跟谱写《阿帕拉契亚之春》等名曲的美国作曲家亚伦·科普兰学过音乐，两人1931 年在格特鲁德·斯坦因建议下结伴来到丹吉尔，科普兰对这个地方没有好感，鲍尔斯却是一见钟情。我一见到鲍尔斯用过的那几个老式旅行箱，立刻想到电影《遮蔽的天空》，约翰·马尔科维奇和黛博拉·温格扮演的波特和姬特，初到北非，坐在一堆行李当中，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是旅行者，不是旅游者。”“旅游者是那种刚出门就恨不得马上回家的人。”“旅行者呢，可能永远没有归途。”这几句台词和原著里的表述略有出入，但意思没变。我记得小说里还有这么一句：“旅游者和旅行者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前者对自身的文化全盘接受、不加质疑，而旅行者不一样，会不停地拿本国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摈弃他不认同的那部分。”光凭这句话，我已经把鲍尔斯引为同道之人。

然而，《遮蔽的天空》读到后三分之一时，回想小说开头关于“旅行”“旅游”的讨论，我却感觉到了苦涩的反讽味道。波特显然骄傲地自认为是“旅行者”不是“旅游者”，他敢于拥抱陌生的文化和危机四伏的旅途，旅行这个行为无疑是他抵抗乱世、逃避时代和文明之困境的一种努力。但无论波特，还是远远不如他勇敢的妻子姬特，在精神上都没有归宿，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虚无和毁灭。保罗·索鲁在《海格利斯之柱》里称鲍尔斯是20世纪“最后的流亡者”。在当今喷气式飞机全球旅行的时代，移动变得很容易，鲍尔斯却留在了丹吉尔。所有其他到过丹吉尔的文人，包括在文字里塑造过“区际城”的巴洛斯，都只是过路者，唯有鲍尔斯成了丹吉尔的文学坐标。鲍尔斯从不认为自己“选择”了丹吉尔，他更倾向于东方宿命式的解释：这是天意。鲍尔斯与“垮掉的一代”始终保持距离。在他看来“垮掉的一代”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壳子里，像旧时代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一样，摩洛哥文化其实与他们无关。或者说，“垮掉的一代”根本就不是“旅行者”。索鲁问过鲍尔斯：哪儿才是你的家乡？鲍尔斯答道：“纽约？假如纽约还能被称作‘家乡’。”他说这话时已经几十年没回过美国（后来又回去过一次），并非因为年龄和健康关系。鲍尔斯喜欢旧时代的“大旅行”，走漫长的水路，带六七只箱子，其中满满两箱是书。像这样缓慢又隆重的旅行方式在喷气机时代已属过时的奢侈。

五

丹吉尔的文学史要从“元朝”说起。1325 年，21 岁的伊本·白图泰离开丹吉尔去麦加朝圣，从此迷上旅行，越走越远。1345 年，他从海上抵达刺桐城（泉州）。经过30年、12 万公里的旅程（相比另两位到过泉州的“元代”大旅行家——13 世纪的马可·波罗走过的路程只及伊本·白图泰的四分之一，14 世纪后半叶的郑和，则不到伊本·白图泰的二分之一）后，他回到丹吉尔，留下口述记录《异境奇观》，中世纪最重要的旅行文学作品之一。如果让我评选古代四大旅行家，我会选玄奘、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和埃弗利亚·切列比，他们走过的路与我这些年的轨迹常有重合之处，泉州是一处，还有伊本·白图泰到过的伊斯法罕、锡诺普、赫拉特、古里、吉大港和格拉纳达等许多地方。

伊本·白图泰之墓藏身在丹吉尔的麦地那到卡斯巴之间的半山腰上，我几次迷路后终于找到。守墓的是个盲人，为我打开墓室后，他披上一身褐色长袍，用法语告诉我小房间里那座蒙着白布的棺椁就是大旅行家之墓。我说“ Oui”（是），尽管觉得那座墓不大可能是真的，心里还是涌起了朝圣者的异样感。我注意到墓室一面墙上刻了米哈拉布凹槽，让棺椁面朝麦加。

在当下重读伊本·白图泰游记，不能不注意到书中有关瘟疫的记载。1348 年，他从中国返回摩洛哥的归途中经过大马士革时，这座伟大的城市刚经历过黑死病的洗劫，每天死亡人数多达 24000人。在大马士革，他又得知自己的父亲已于 15 年前去世，而他离家已近四分之一世纪。瘟疫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此后的旅途。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和埃及，他一路目睹人间地狱般的惨象，当时开罗城每天病死人数为 21000。

从丹吉尔往西，经过伊本·白图泰国际机场后继续向南大约40公里，大西洋岸边有个西班牙风格的度假小镇阿西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丹吉尔的延伸部。马蒂斯、鲍尔斯和奥威尔的足迹都从丹吉尔蔓延至此，田纳西·威廉斯的剧作《忽而今夏》里也有阿西拉的影子，尤其是它的海滩和麦地那。这一点从伊丽莎白·泰勒、凯瑟琳·赫本和蒙哥马利·克里夫特主演的电影版（剧本改编者是另一位与丹吉尔有缘的作家——卡波蒂的“敌人”戈尔·维达尔）也能看出，电影虽是在西班牙取的景，环境氛围却很像北非。

上述几位作家、艺术家并不是我来阿西拉的理由。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作家：城市的名字叫拉腊什，在阿西拉以南50公里的大西洋岸边，摩洛哥独立前它和阿西拉同属西班牙辖区，是西属摩洛哥最重要的港口。如今拉腊什地位已衰落，不在主要交通线上，既不通铁路也没有汽车客运，只能在阿西拉中转，用拼出租车的方式前往。

我来拉腊什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寻找传说中那座俯瞰大西洋的让·热内之墓。从西班牙风格的中心广场往城外去，贴着大洋岸边走，先看到一片穆斯林墓地，所有的墓碑都朝向麦加，墓碑连着基座形成L 字形，像一尊尊抽象的斯芬克斯像，齐刷刷面向麦加。继续走几百米，在一处悬崖之上就是稍小一些的西班牙军人墓地。我按了门铃，一个扎着头巾、脸长得像吉普赛女人的守墓者过来开门，身后跟着一条狗。我用很蹩脚的法语说我想“visite le tombeau de Jean Genet”（参观让·热内之墓），她立刻意会，领我走过一座座坟头来到热内墓前，问我要不要“le livre”（书本），我说要，她就去取来一本大厚簿子，从90年代初到现在的访客留言都在上面，法语留言居多，其次是阿拉伯语，我基本上看不懂。大致翻了一遍，竟然见到两三条中文留言，其中一条写道：“最可爱的小偷，谢谢你！”留言簿只剩最后一个空白页了，我拿出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最后胡乱写下：“亲爱的让·热内，很高兴见到你，此地甚好！”

紧邻热内之墓，是2017 年去世的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之墓，明显是追随热内葬在这里。整个墓园几乎所有墓碑上都立着十字架，只有两位作家与众不同，不见十字架。在拉腊什，非穆斯林唯一可能的葬身之地就是这片殖民时期的西班牙驻军墓地。我想起热内在半自传体小说《窃贼手记》里写到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南部的流浪经历，“我走过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那些渔港，渔民优雅的贫穷刺伤了我”；“人世间的美，人们之间的友爱，撕碎了我的心”；“我对自己说，我要去丹吉尔”。那些刺伤热内的东西好像也刺伤了我，他循环往复于犯罪、监禁、流浪和写作的一生让我感到悲伤。我不知道，狱中的世界和狱外的世界哪个才是他的避难所，正如犯罪和受难、亵渎和神圣之间的界限已不可分辨。他被萨特称为“圣热内”。坐在这座简陋的墓碑旁，我听见悬崖底下不停撞击海岸的波涛声，想象着 1934 年的热内在西班牙南部流浪时他对北非的向往。现在我明白了，丹吉尔对他的吸引是一种来自黑暗深处的召唤。如果对比 1993 年我在西班牙南部流浪时对北非的向往，1993 年的我（与 1934 年的热内年龄相仿）真是什么都还没有经历过的白纸一张。

热内1986 年死于巴黎。按他的遗愿，死后移葬拉腊什。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他选择拉腊什而不是晚年经常到访的丹吉尔，实地看过后，觉得此地甚好，面朝大海，是个很有仪式感的终点站。

这个地方让我想起四年前的初春，在另一处海港拜访另一座墓时的心情—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地中海港口小镇布港，瓦尔特·本雅明的葬身之地。记得那天在布港，先去寻找“法兰西旅馆”，那是1940年本雅明从法国流亡西班牙途中暂居并最终自杀的地方，然后到一座海边小山上去找那个名叫“通道”的本雅明纪念碑：一条黑暗的隧道斜插入山体，一级级台阶向下直通海面，进去后别无他路，只见下方蓝色的地中海，像一线希望；可是走着走着，下沉阶梯快要到达海面时，通道突然被透明玻璃阻断，玻璃上刻着本雅明那句关于历史叙述中寂寂无名者的语录：“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历史的构建是献给对无名者的记忆。”旅行一旦跟记忆、死亡、流放联系起来，就像默片配了让人感慨的音乐一样变得高贵了。这趟丹吉尔—阿西拉—拉腊什的辗转旅途对我来说就是一次高贵的旅行经历，和四年前在布港的感受一样。

作者赋格，闲逛者，写作者。

本文刊发于《时尚先生》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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