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为何要反女权？
最近播出的美剧《美国夫人》重现了1970年发生的，一场女性之间支持和反对ERA的斗争。这部剧也在豆瓣上拿下了9.2的高分。很多人说这是讲女权最好的剧，不只是呈现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而同时让人看到权利是如何被构建、合作、争斗。
文｜ 翟锦 编辑｜ 糖槭
「美国夫人」
如果说女权运动致力于打破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那么菲利斯·施拉夫利毕生奋斗目标则是将天花板的每条裂缝都补上。
事实上，她也部分地成功了。在1972年的美国，要求把「合众国与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理由否认或剥夺法律规定的平等权利」写进宪法的《平等权利修正案》（简称ERA），以压倒性票数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接下来，它只需要获得38个州批准。但菲利斯·施拉夫利出现了，她领导的反 ERA 运动蔓延至全美。最终，ERA 也只获得了 35 州的批准。
施拉夫利几乎以一己之力，长久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直到今天，美国也未有在宪法上承认男女平等。
最近播出的美剧《美国夫人》重现了这场支持和反对ERA的斗争。这部剧也在豆瓣上拿下了9.2的高分。很多人说这是讲女权最好的剧，它不只呈现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同时也让人看到权利如何被构建、合作、争斗。
现实中的施拉夫利言辞自负，自信满满，笑起来像芭比娃娃，「发型像高音谱号」。施拉夫利反复强调，女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成为妻子和母亲，男性的义务是提供经济抚养，如果ERA通过，这会造成妇女们的损失。
施拉夫利不喜欢同性恋——尽管她的大儿子是同性恋；她认为职场性骚扰对「有品德的女人」来说不造成问题；她反对性教育，说那像「堕胎的家庭销售聚会」；她不反对女性拥有职业，她只是相信女性应该拥有家庭，抚养孩子更是义务，「我们根本不需要宪法修正案来保护妇女的权利」；她否认女性被歧视，「我只知道有一部歧视妇女的法律，北达科他州的一部法律规定，妻子必须获得丈夫的许可才能酿造葡萄酒。」
施拉夫利于2016年去世。即使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里，她也仍在制造离谱言论。2014年，她建议女性可以通过结婚来避免性侵犯。她相信：「对于担心男性暴力的女性来说，答案是什么呢？不是对所有男性充满警惕，而是要拒绝如今大学校园流行的搭讪、追求事业，逃避结婚的文化。」
施拉夫利的听众理所当然地分成两派。一派是坚定的反对者。2008年，施拉夫利的母校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考虑到她的影响力，决定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在毕业生仪式上，有数百人，默默地站着，背对她，表达抗议，认为她「职业生涯表现出追求政治目的的反智主义」。
另一派则狂热地支持她。编剧沃勒和她朋友的祖母聊天，祖母是追随施拉夫利的Stop ERA的成员，「她（祖母）这样说：『她是我们的圣女贞德。她很聪明，善良且可爱。』我试图在施拉夫利身上找到那些品质，因为另一个女人（指朋友的祖母）在她身上看到了它们。」
编剧沃勒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小时候。她的父亲是一位研究政治的学者，她从小就了解美国的政治和政府的运作。她长大后，也一直对政治戏剧感兴趣，但遗憾的是，这些剧大多由男性创作，主角都是男性，女性经常以妻子、受害者等次要角色出现，她一直都想创作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政治戏剧。2013年，一位制片人向她提出了制作一部有关施拉夫利的节目。
「无论你爱她还是恨她，你都不得不承认她是个不平凡的人」，施拉夫利不仅是男权的维护者和受害者，她自己野心勃勃，沃勒让自己设身处地去写施拉夫利，这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人。「非常有趣的是：当你发现自己在为她鼓劲的时候，你也会因此恨自己。」
菲利斯·施拉夫利
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施拉夫利1924年出生在圣路易斯，她的父亲在经济大萧条时失业，但他依然是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保守派，反对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她的母亲，拥有两份大学学历，在丈夫失业时，外出做两三份工作。相比母亲，施拉夫利似乎选择了一条更简单的路线：嫁给有钱人。
尽管到后来，家庭的经济已经完全靠母亲承担，但这个家庭里，父亲仍然是权威者。施拉夫利的传记作家之一Felsenthal分析，施拉夫利对那些诋毁家庭妇女的不耐烦，有部分可能因为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希望自己可以待在家，做家庭主妇，参与一些公益事业，而不是几乎无休止地工作，养家糊口。
因为父亲不能提供经济支持，施拉夫利的生活过得并不宽裕。她的生存和学习能力很强，仅用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大学学业，又花了9个月获得硕士学位。她没有时间交朋友、约会和培养爱好，上大学时，施拉夫利在弹药厂上夜班，从下午4点到午夜，或是从午夜到上午8点，发射步枪、机关枪测试弹药，赚取学费，最后，国防军事成为了她终身的爱好。在投身「反ERA运动」之前，她的政治抱负是加强国防，提高与苏联对抗的军事能力。
这也让施拉夫利的身上充满矛盾和纠结。她是一个强大且有野心的女性，但另一方面，丈夫把她从女工的生活中救了出来，她又由此被困在家庭里，依附于富有的丈夫。现实中的施拉夫利在50多岁时，申请了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并获得了入学资格。但当她告诉丈夫入学这件事后，丈夫犹豫了。施拉夫利撤回了申请。直到两周后丈夫又改变了主意，施拉夫利才得以顺利入学。
「我的研究和后来的数十次采访使我相信，施拉夫利最想要的是与外交政策和核战略大佬们坐在一起的席位。」她的传记作者Felsenthal说。
施拉夫利早期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1952年，她参加共和党国会竞选，但失利了。18年后，她再次参加竞选，并再次失败。
直到她参与「反ERA运动」。「她看到的这些她关心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反ERA，以政治化的方式进入公共讨论。这也为她打开了进入华盛顿的大门。」
但这场胜利是有代价的，她从此成为了一个保守家庭主妇的代言人，而不是她最初的职业梦想——外交政策专家。她的余生虽然偶尔会写一些关于核谈判的文章，但她被人关注的仍然是家庭价值观的议题。她并未实现性别议题之外的更大的政治抱负。
对于施拉夫利为何反女权，在《美国夫人》中饰演施拉夫利的凯特·布兰切特也给出了另一种理解，在1980年代，一个女人寻求平等，会被认为是憎恨男人、阻止男性成功，在正确和实用里，施拉夫利选择了追求自己可以得到的：「她认为那永远不会发生，她知道父权制比女权主义者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棘手得多······」
一直到1970年代，施拉夫利才迎来自己的职业巅峰。她充分利用了自己作为「普通家庭主妇」和六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来捍卫传统的女性角色。她领导了一群家庭主妇，发起了「STOP ERA」运动，STOP是「反对夺走我们的特权」（stop taking our privileges）的首字母缩写。施拉夫利说：「既然我们已经享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为什么要把自己降到『权利平等』的地位上去?」
这是一群数量庞大，但显然很少参与社会活动的群体。施拉夫利很聪明地「使用」了她们。家庭主妇们不知道怎么和立法者谈话，担心游行的优雅和尊严问题，她们明显对烤面包和带小孩更在行。《美国夫人》也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个场景——她们送果酱、面包和苹果派到州议会大厦，在面包上贴着标签「持家者送给养家者」，把婴儿和婴儿车推到楼里，车上写着：「妈咪被征兵后，谁来照顾我？」支持和反对ERA的两群女性，从不同的楼梯走向二楼，她们背对着往上走，回头凝视对方。几个慢镜头让人心里一咯噔：是什么将这群本来拥有共同命运的女性，分裂成如此对立的境地？
凯特·布兰切特饰演的菲利斯·施拉夫利
分歧
「你怎么能去演这样的角色呢？」当布兰切特告诉妈妈自己要去扮演施拉夫利时，她的妈妈满是疑惑。
布兰切特是Me Too运动的支持者，她在做戛纳评审团主席时接受采访曾说：「我绝对是女权主义者。我也不理解做女权主义者有什么羞耻的，因为女权主义只是为了实现平等。」她承认，自己要和施拉夫利、这个反女权的角色找到共同点并不容易。「你得像心理咨询师一样，达到一个理解的程度，从她们的角度去理解她们在做什么，试图理解别人的看法。」
凯特·布兰切特对施拉夫利充满好奇， 一个女人为何要反女权？「对我而言，去回溯一个历史时刻的唯一原因是找出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编剧沃勒希望能够平衡地看待这段有争议的历史。不英雄化一面，妖魔化另一面，而是要「创建一个具有灰色阴影的系列」。
「这也是沃勒她们创造的世界如此真实的地方，在施拉夫利的阵营里，是一个金字塔形、重男轻女的结构，那里有很多声音通过她来传播，她很高兴成为房间里的唯一。女权主义者们试图做到真正融合，但始终存在矛盾和怀疑。」布兰切特说，女性运动的活力是多元的，并不是少数的、单一的。这个共同体里存在各个女性主义和派别，有诉求差异，也时常发生争执和分裂。
现实中的矛盾被编剧放进了剧集里。人们总倾向于把英雄描绘得比生活更完美，但沃勒对「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很感兴趣」——比如同为主张女权者，彼此仍会因为是否支持女同性恋、依赖国家福利生活的母亲而发生争论。
在如何对待家庭妇女这一议题，女权者内部也发生了分歧，这也成为了这场运动失败的前奏。《美国夫人》里呈现了一个短暂、混乱的辩论。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蒂认为那些反对ERA的家庭妇女不可理喻且难以教化。
格洛丽亚也尖锐地讽刺了这群女性：「这些家庭主妇是苟延残喘的父权制最后一口气了，她们被洗脑了，相信如果不按照规矩来，就会失去男人的爱和保护。」
温和派吉尔反驳说，「我们不应该使家庭主妇认为我们针对她们。」但是旁边的一个人随即反驳说：「我们就是针对家庭主妇」，「革命很混乱，总有人被抛下」。话题终结，她们最后选择忽略这群家庭主妇。
她们并没想到，这群「难以被教化」的家庭妇女，能够阻断ERA的成功，让第二波女权运动走向没落。历史学家朱迪思·格拉泽·雷莫认为：「作为温和派，我们认为我们代表了理性和善意的力量，但未能认真对待施拉夫利及其追随者们，这群坚定拥护家庭价值观的力量。」
女性运动的领袖人物贝蒂在1981年出版了《第二阶段》，在这本书里她检讨道：「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它表现在我们自己极端反对那种妻子、母亲角色，那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这种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是那么安全了。」
在ERA失败后，媒体们纷纷宣布「后女权主义」时代的到来，在他们的论述里，妇女已经取得了平等地位，女权运动已经达到目标，女权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论文《论美国媒体与反女权运动》里提到，当时的主流媒体们创造了一些新兴词汇，如「新型传统家庭」、「回归爱巢」、「回归婚姻」、「新婴儿潮」等，以描述和倡导那些「新的发展趋势」：美国妇女，离开职场，回归家庭，将子女从「可憎」的托儿所接回家中，做全职妻子和全职母亲。
「这部剧让我们认为女性似乎是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而这，使我们无法认识到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并不是说女性间没有冲突，是的，我们有冲突，但总的来说，我们没有能力成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当时的女权领袖格洛丽亚在看到《美国夫人》后如此评价。
矛盾
这不是千人一面的英雄或反派的戏剧。在施拉夫利身上，充满着激烈的矛盾。
1992年，纽约一家同性恋周刊在报道中指出施拉夫利的大儿子约翰是同性恋。而施拉夫利是坚定的反同性恋者，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她并不支持同性恋，但她强调了自己的爱：「他是我的儿子，我爱我的孩子们。」
施拉夫利的妹妹评价姐姐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她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变态行为，就像生病一样。她的儿子有病或残疾，而且他很脆弱。」
在《美国夫人》里，当施拉夫利发现约翰的性向时，她用一种缓慢而平静的声音谈起自己决定戒烟的往事。结婚那天，她抽了最后一根烟，戒烟很难，「但思想是比身体更强大的，你必须要发挥意志力的作用。」
但这事并没那么容易过去。施拉夫利去找了神父，她哭着忏悔：「为什么惩罚我？救救我，神父，我不知要做什么。」这也是剧里施拉夫利第一次直接表现出脆弱的时候。
另一个本质的矛盾在于，施拉夫利尽管强悍且野心勃勃，但她似乎安于把自己放在婚姻的从属地位。施拉夫利将自己的政治工作描述为一种「业余爱好」，「只要丈夫认为我离家太多，我都会取消演讲。」她也总是以自己母乳喂养六个孩子并教他们读书而自豪。
但必须注意的是，施拉夫利并不是家庭主妇。她几乎是全职的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律师。她的举止非常像一个自由的女人。据她自己估计，她每周至少有一次出远门，她雇了一个专职管家来照顾她那个可以俯瞰密西西比河的六居室豪宅。
女权主义者认为，施拉夫利丈夫的富裕，让她获得了特权，让她在反对女性解放的同时享有女性平权的自由。「我曾经说过，如果我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长大后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就像菲利斯·施拉夫利一样。」女权主义者Karen DeCrow开玩笑。
「我经常好奇，施拉夫利这样的人，如此坚定地生活在历史错误的一边是什么样子。她相信女人应该光着身子和怀孕。」专栏作家Caille Millner写施拉夫利不仅相信某些人应该享有更少的权利，还毕生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施拉夫利是哈佛毕业的律师，写了9本书，两次参加国会竞选，但她决心阻止其他女性获得这些机会，这难道不具有讽刺意味吗？（宇宙也试图通过她同性恋的儿子告诉她一些事情，但她显然无法理解这些信息。）」
现实中的施拉夫利在2007年有一个演讲：「结婚后，女性已经同意了性爱，我不认为这能被称作强奸。」
相应地，编剧沃勒在剧中设置了一个性爱的场景。她对《名利场》说：「如果你是一个雄心勃勃、聪明的女人，当你接受父权制，你要如何应对那些事情，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如何成功？在父权制体系里生活并对此感到满足时，野心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那是施拉夫利从华盛顿回来的晚上，她疲惫不堪，皱纹都松弛下来，在丈夫提出性邀请时，她说「不，我今天太累了」。但她的拒绝没有成功，她尝试先摘下隐形眼镜，她对丈夫说，「我要疼死了」。他没放开她。「不，我一身味，这衣服我穿一天了」。
三次「no」，都没有成功，施拉夫利放弃了拒绝，背对丈夫，她的脸上渐渐卸下笑容，变得不耐、麻木和压抑。
（参考资料：Smithsonian Magazine、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Just the News、TIME、The Courier、The Washington Post、Adovacate、Politico Magazine、The NewYork Times、The Guardian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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