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有一个许玲玲的话，希望这是人间能够给她的慰藉”
但人们的焦点很快溢出小说本身，转而对东北的社会生态充满兴趣，一时间，“东北文艺复兴”成了大家热议话题。 漫天的“东北”让班宇头疼： “东北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 ”
班宇最新小说集《逍遥游》面世前，《收获》编辑吴越专程去了一趟沈阳。 吴越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完整的班宇和更具体的东北。 在朋友面前，班宇聊起他最愿意聊的小说创作本身，也说起他对自我写作和东北生活间关系的理解。
“有个朋友总爱开玩笑，指着我和董宝石说，你们其实是东北复仇男孩，向谁复仇？ 向自己复仇。
我现在不断回溯到我为什么需要写小说，本来是因为我想要一个自由，这个不是创作身份上的这种自由，而是我想在故事里面体验出来那种自由。 ”
班宇：故事给我自由
撰文 |吴越1.
2020年4月6日早上9点，我醒了拿起手机，看到班宇在凌晨3点10分给我发了几个短句，句与句之间显得呼吸艰难。
“老吴。”
“我今天刚知道，《逍遥游》的女主角，就是那个原型。”
“病逝了。”
“没什么事，有点睡不着，跟你说一句。”
我回复：“啊。我昨天很早睡。是做肾透析出了问题？谢谢告诉我。”
老班立刻就回了，像是根本没睡。“大概是晚期，然后引起各种并发症吧。”
我岔开话头说：“之前我记得你说她是亲戚的熟人？”
老班：“她爸爸是我姨的同学。昨天我姨来我家里，聊天时提到的。”
我：“就这几天的事？赶上疫情，那后事还得从简。”
老班：“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个喇叭，每天循环播放疫情提醒，其中一句是‘红事缓办，白事减半’。我每天出门都想，你咋减？咋控制？后来发现是‘简办’，不是减半。”
我年前专程去过一趟沈阳，和老班一起转了两天，也去过他家喝茶，那是一个有着好几栋高楼的威风凛凛的小区，冬天里在单元楼门口挂着厚厚的夹棉门帘，一撩开门帘出来就看见高远夜空里冰粒般的几颗星子。他一说到小区门口，我立刻想起他在楼前那条长长的、疾风劲草的步道上弓身行走的样子。
我们最终不得不绕回来，直面死亡带来的撼动。老班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正是以《逍遥游》为书名的。我说：“你后记里该记一笔。”他说：“我是想提一下。”
我最后说：“她留在文学里了。许玲玲安息。”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刚认识不久，微信里我叫他班宇，他叫我“吴老师”。我们同样在谈论许玲玲，他正在修改《逍遥游》第四稿（其实就稍微动了几个字）。很快稿子定下来即将发在2018年第四期的《收获》青年作家专号，不久又被定为头条。我给班宇发消息：“如果真有一个许玲玲的话，希望这是人间能够给她的慰藉。”
我所供职的《收获》双月刊每年都推出一期青年作家专号。1987年《收获》第5期、第6期“先锋文学专号”被视为这一传统的前身。余华、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通过先锋文学专号横空出世。余华曾这样回忆说：“1987年秋天，我收到第5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这一期突然向读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这一期的《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1987年：<收获>第5期》,余华）
时序转动，青年永恒。以距今最近的五年观，双雪涛、张悦然、孙频、旧海棠、常小琥等新一代作家从青年作家专号起步，不仅中短篇，还包括周嘉宁的《密林中》、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等长篇小说。
2018年的青年专号赶上一个特殊的机遇：格非主持的清华大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与《收获》联手，邀请部分作者参加于清华园举办的青年作家工作坊。
这年7月，我和我责编的三位作者班宇、郭爽、董夏青青在工作坊碰面了。有件事颇可一记：军中作家董夏青青提议我们彼此破除客套，以“老”相称，她率先慨然喊我“老吴”。从此，83年出生的我、84年出生的郭爽、86年出生的班宇和87年出生的董夏青青成了老吴、老郭（有时简称“爽”）、老班和老董。
工作坊中，每个人的作品都要拿出来“过堂”。《逍遥游》获得的大部分是美誉。格非评述为“震撼，迷人，回答了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没有欲望”，他还注意到小说中一些看似微末的细节特别准确，“父亲给许玲玲从沈阳去秦皇岛旅游的钱，不多不少，五百元，是一个贫困的父亲刚好拿得出来的、刚好够这样一趟短途旅行的用度，并且因其少但又不是极少而令人心酸。”班宇在“答辩“时说：“这个小说一部分来自亲友的真实讲述，写的过程中受尽折磨，不忍心写。最后写成这个样子，我想表达的是生命状态急迫关头的一种短暂逃逸，同时也想写这么一种人物的状态——你在与人间若即若离的时候，不仅得到了单纯直接的爱，自身也还在努力反馈着爱。”
2018年下半年，老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广为所知、炙手可热。他原本在豆瓣、微博上就具有超高人气，再叠加上了期刊、媒体、评论的影响力，又因其来自东北沈阳，某种文化、时代与社会的奇观效应隐现其后。2018年10月，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冬泳》问世即畅销，因一波影视演员的转发而加速“出圈”。2018年12月，第三届收获文学排行榜颁奖典礼上，我和老班再次见面时，他已被九位评委票选为短篇小说组榜首。授奖辞曰：“作者就像是从巨大的崩溃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着满手的细节，慢慢陈列一些，又藏起更多。一段翻滚着尘世悲欢的穷游，既看山河风景，也探幽微人心。”
在他即将上台领奖的那一刹，我举起相机给他拍了张照片。
“这一刻是成名在即，下一刻就已大红。”我把照片发过去时说。
2019年是比2018年还要红的一年。老班以前写的和正在写的小说被全国多家文学期刊以最快的速度发表。他还成为时尚媒体和诸多文学奖项争相邀请的对象。有一次，我看GQ的报道才知道某一夜他就在上海展览中心，在我所在的编辑部走路五分钟可达的地方，但这五分钟恐怕已经是名利场宇宙的外缘。
2019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和老班讨论完一个新短篇，忽然随口（但其实也是蓄谋已久）问道：“一个小说反复谈，和你每天面临的那些新鲜的、复杂的事相比，可能是最单一的事情？”
老班：“我觉得……生活没有本质变化，我还在单位跟老吴谈稿子。”
我心里没有设置标准答案，但老班的这个回答堪称优秀。我由此知道他依然是“许玲玲”们的画像者，是替命运暗河中那些嘶哑无声的溺水者放声歌唱的人。
他正在写的那个新短篇就是《夜莺湖》，三个月后发表于2020年第1期《收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评价这是“班宇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较为罕见地把握住了这种回望关系，将消逝的世界赎回。”（《寓言与忧郁——论作为悲剧的班宇小说》）
2.
来沈阳之前，老班处心积虑反复叮咛要穿厚实一些，零下十几度，不能穿那种薄得像纸似的棉衣。我只好专门添置了一件长到脚踝的新羽绒衣。及至在酒店门口见到他也穿得像个包子，连唯一露出来的脸也冻得白里透红，我失望地说：“怎么你也这么不扛冻？”老班怪叫一声道：“东北人也是人啊！”
在我看来，“东北人也是人”和“东北发生的小说也是小说”一样，是个很明显但又不得不去重新辨析的事实。这几年的话题中，似乎倾向于把东北单独地从一个完整的时代和幅员中割裂出来，抓住它的普遍特征推到极致，成为奇观。可是，走在工人村的阡陌街道上，走在职工宿舍院中，走在劳动公园里，除了喷涌的暖气白烟、伫立在院外的浴室和人们在结冰的湖面上速滑这些场景稍显陌生外，大部分场景与我童年成长的南方城市并无二致。
我同意老班的话：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
老班走在大路上，向左一挥手，向右一指点。工人村周边曾经有富于文艺气息的乐器行、书店、花店，现门面还在，人去楼空，只有一家炖肉馆还在营业，声名远扬，顾客盈门。
“铁西区北面都是工厂，南面都是家属区，我们就属于在南边。大家都骑自行车上班，早上黑压压一片，都在红绿灯这儿等着。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是拖拉机厂的家属（宿舍）区，斜对面是印刷厂的家属区，我们要去的是变压器厂家属区。我爸妈都是变压器厂的。住在这儿特别有安全感，从来没丢过小孩。”
我跟在后面，咔佧拍着照片。我问他“变压器厂最特别的地方”，他回答“最特别的地方是大，亚洲最大，一个厂子有几十万人，相当于一个县城的人口”。我说，“那你爸遇到你妈真不容易”，他说，“他们是双方父母介绍认识的。”后勤部门和工会的二代联姻。
在到达变压器厂家属区之前，还经过了热力厂宿舍楼、工人村浴池、东北制药厂宿舍，自行车配件厂宿舍，以及一座煤山的原址——往日一入秋就开始囤煤，高得吓人，班宇和他的同学们经常爬到去玩，现在这里是一片空地。自行车配件厂应该已经不存在了，而变压器厂后卖给了新疆来的一个商人，现在只有千余人上班。
班宇带我一拐弯走进院子，抬头看那个封着钴蓝色阳台窗，后面就是他26岁之前生活的家。在2012年，这套52平米的房子卖了30万元人民币，而现在“可能25万还卖不到”。家属区虽然身居市区，但不对应热门的好小学，又旧，卖不上价。
在宿舍楼还没有参与房产买卖的年代，家属区的直观含义就是：父母的父母、父母的同事，自己的同学，学校的老师，全部都是邻居。补课就是从1号楼下来去4号楼。离开七八年了，老班还经常会一个人回来转转，来维护或者勾兑记忆的原浆。
一个同学的妈妈，是个大胖子，在粮油店负责油炸糕，是一种糯米里边带着红豆馅的食物，小孩最馋这一口。只要一去了他家，或有时候只是路过，这个妈妈一定追着把油炸糕给他们装进口袋。老班说，“后来他妈妈生病去世了”。
同桌的父亲，老工人，一条腿不太方便，上下楼梯都吃力，但他有优秀产业工人的天赋，动手能力极强。小到电饭锅，大到汽力零配件，都能修。有段时间他专门给出租车司机改装车，能把用油量改得稍微少一点。
一个好哥们，大学毕业后去当兵，留在宁波做海军，在那儿娶了个东北老乡姑娘，父母给他们带孩子，现在举家都迁过去了，很少回沈阳。
还有个女孩，是附近一家烤串店老板的女儿，比他小两岁，长得可太美了，远近闻名，现在说起来还是这一代家属院孩子心中的女神。小女孩想当空姐，去报了仪态班，有人答复她说现在看个子还可以，不知道能不能长到要求的身高，可以试试看。班宇耳闻，认为对方是骗子，全扯淡，普通人怎么能这么容易当上空姐呢？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说。不料女孩长到一米六六，顺利当上了空姐，后来也嫁得不错。这个街区最好吃的一家烤串店就此消失。老班问我：“究竟长多高能当空姐？”
走到垃圾站附近的时候，老班想起了这里曾经有一家黑门戏厅（因此处入口就是一处漆得极黑的铁门而得名），所有的孩子都偷偷摸摸拿着家里的钱来打街机。90年代走到末尾的时候，一些人搬了出去，一些外面的人住了进来。老班家楼下的门面，在2000年左右是一个微型洗浴中心，里面有两位女性，一位25岁左右，一位30岁左右，班宇去姥姥家吃晚饭的时候，经常从门前过，有一个夏天的夜晚，正好碰上两个男的为争人头而打架，当时院里很多人都在，却都把手背在后面淡定地围观，仿佛刻意保持道德上的切割。两个男人中，忽然其中一个掏出一把刀捅了另一个。这个动作就发生在班宇眼前，像玩笑一样轻忽，最多算是个吓唬，没想到血流如注，中刀者立刻倒在地上。邻居们报警，班宇跑回了家。
渐渐，人们见面互相打招呼问的话是“领退休金了吗”。男六十，女五十，可以按月领到退休金，但要捱到这个年头不容易。往往是，孩子上大学需要用钱的时候，父母体力衰退，只能从事薪水微薄的工作，却又还不到领退休金的年岁。此时，班宇的家庭就处在这么一个隘口。每个月，父母能够提供的是600元生活费。吃饭穿衣是够了，但如果还想买书、买碟、抽烟、下馆子，就有点紧张。
于此同时，班宇精神上则处于懈怠。小时候他当过很长时间的神童，专门打奥数比赛，一直到上中学，被分在理科特长班，忽然遭遇一波又一波冲击，发现比自己脑子好使的同学不在少数。大学随便考了一下，也是某种消极的体现。在东北大学计算机系平平淡淡读着，校内网兴起，班宇忽然想起查查那些以前在课外的奥数班里成绩最好、表现最独特的那几位现在都在何方，搜索结果是海外世界名校。他不得不承认智商的客观性。他转头继续看王小波，看余华，看外国小说，听摇滚乐，穷极所有资料去分析和理解一个乐队新出的专辑，用写代码的手打出长句。那时候还有不少音乐杂志，有编辑在豆瓣上发现了他能写，渐渐他成为很多杂志的长期撰稿人，稿酬每千字六十到三十不等，有时换着名字写，一本杂志有一半都是他写的。
最穷的时候，他为了卖一本旧书，专门到豆瓣上去写一个评论，以抬高转让价。这本书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名叫《丧失为人资格——颓废无赖小说》，其中收有谁也不知道的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同名小说。班宇“以极其呻吟的笔调”写了一篇书评，登上了书评版的首页，他偷偷在最下面加了个“转让”，8块钱买来的二手书以十倍的价值再转了出去，完成了一星期生活费的筹款任务。他觉得很逗的是，雪球在网络世界里越滚越大，《人间失格》现在已经没有一个文艺青年不知道了。
大三下学期开始，班宇陆续在出版社和房产广告公司干过，他原以为自己文笔还不错，给楼盘写点漂亮好听的话不难，后来发现实在干不了。到实地去看只能看到一个大工地，对着地基写华宅，怎么都写不出来。润色楼书也让他很痛苦，产品经理那一套对于卖产品有效的词汇对汉语言的伤害特别大，一段时间内他几乎不再能分辨出来什么是好的和美的词。最后他在某家古籍出版公司落脚，老板是前一代摇滚青年，后来热爱国学。班宇的工作是带着一个团队编古籍，什么好卖做什么，《史记》，《黄帝内经》，《山海经》，《韩非子》，《庄子》，《孟子》，《论语》，《唐诗》，《宋词》，《昭明文选》，凡此种种。曾经忙得不可开交，也一度面临危机，最后平缓度过，转眼到2017年，书号不好拿，做书成本也高了，公司业务开始闲下来。算一种此起彼伏吧，班宇开始想写小说。他不打无准备之仗，订了一年的《收获》，每期对照着看，觉得也许自己也能试着和其中一两个扳扳手腕。
2018年初，发生在“东药厂宿舍“的许玲玲的故事写成了，取名《逍遥游》。
3.
行程最后，老班带我去看了《夜莺湖》里“夜莺湖”的原型，沈阳劳动公园游泳池。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很兴盛，但总是出事，年年有过电溺水的孩子。承包商换了一个又一个。
我想起老班说他戒酒了。直接原因是前不久在北京大醉了一次。当晚前后喝了两场，大部分人都不太清醒，至少都摔过一跤，他摔了两跤。有人的眼镜腿也摔断了。散场时朋友问他住哪，他说华侨饭店，朋友打车把他送到，在前台掏出房卡，叫服务员搀着上楼开门，服务员说不对，我们没有这间房。如此反复多次，最后搞明白，这家旅馆叫的名字比“华侨宾馆”多两个字，不是一家。这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再挪步了，只能就地再开一间房，进门就睡。早上5点多，他挣扎着醒过来，吐了，不知自己在哪。打开手机看百度地图，方知在北三环。这是前一晚他就着啤酒和我说的。
时间已经到了正午。太阳直射，照不开冰上的白濛一片，影影绰绰。穿戴专业、衣着鲜艳、不知从何而来的滑冰者们一脚脚慢慢蹬着，很自由，无声无息，一圈又一圈，仿佛即将从冰面上冉冉升起。
班宇：小说半真半假，但能说点实话
访谈人：吴越，《收获》编辑
2020 年 1 月 14 日下午至晚间
沈阳的一家饺子馆、班宇家中
（访谈开始前，班宇一口气点了四种馅料的饺子）
吴越：你前几天说和朋友一起去鲅鱼圈玩了，风景怎么样？
班宇：风景不存在的。就是我有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每年定期找个靠海的地方租几天房子聚一聚，去了也不怎么出屋。放个电影，打打牌，或者就是待着，什么也不做。静观时间从身上驶过，在内心里遥望大海。
吴越：什么时候形成这么个朋友圈的，什么样的人员构成？
班宇：其中有十几年的朋友，认识最晚的也有五六年了，做什么的都有，一个朋友在电业公司上班，但是几乎不去，一个朋友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天天看绘本，再就是对使用图书馆电脑偷着上网玩游戏的孩子们进行管理教育，说起来还有点浪漫，像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还有两个朋友是编剧，写情景喜剧的，大家年纪都差不多，最大的 83 年的，最小的 89 年的。
吴越：你是他们当中最有名的那个人吗？
班宇：这两年可能确实是这样……但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好奇，因为认识时间比较长了，互相比较了解。我们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天天聊聊歌，聊聊电影，然后骂一骂共同不喜欢的人，出去吃个好的，就这样结成一种友谊，比较自在的状态。
班宇，小说家，已出版小说集《冬泳》《逍遥游》
吴越：看了些什么电影？
班宇：今年看了《爱尔兰人》。前阵子自己看了修复版的《海上钢琴师》，那片子以前看很喜欢，修复版竟然完全没感觉，不会被触动了。我最近一次被影片触动是看坂本龙一的纪录片。纪录片本身拍得太一般了，但是坂本龙一这个人非常有魅力，你就能知道这个人怎样一步一步形成他自己的。比方说他自己去南极，在冰层上敲个洞，然后把收音机放在里面听那些水流动的声音，事实上这些东西在现代音乐早有人做过，可以归纳到声音艺术、田野录音、环境录音等范畴内，但是他不管这些，都无所谓，他的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我的探索的创作，而不遵循音乐史的路径。我觉得还挺了不起的。
吴越：你关注坂本龙一的路径，可能你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
班宇：你是不是也以为我现在面临着很多机会？所有人都这么想，一夜成名，名利扑面而来，其实真没有。我和辽宁作协的关系也就是我是一个会员，它不会给你开工资，也没什么人事调动，偶尔喊你去开会、去座谈，也不多。相关影视版权有在谈的，大概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好多看着不靠谱的我都拒掉了。有人想帮我出乐评集、杂文集，我提不起劲，那是前一个阶段写的东西，有些在场感，基本上是为杂志所写，那时是真心喜欢，被触动，但现在没什么非拿出来的必要。其他方面呢，有人让我去北京啊一些公司里做编剧，我完全不想干，不是说光喜欢电影就行，要从头学起，这是个技术活儿。而且到北京我还要多负担一份房租。在沈阳我至少比较自由，生活成本低。所以我的位置很尴尬，大家觉得你出名了肯定赚到钱了，我也没法解释。很多人不明白：我能做的事情特别少。还就觉得小说有意思，牛逼，能写点小说还想尽量写点。
吴越：小说在你看来是什么？
班宇：用虚构的方式来说实话。我还真是一个不能对自己的写作撒谎的人。我也可以写非虚构，但非虚构里面容不下捏造，我也可以写乐评，但是我只想说实话，只能说实话，写乐评的时候就得罪很多人。写小说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后一个选项，一个最合适的东西，在这里面我可以半真半假，在小说里说点实话。在小说里说实话，我认为还是在说实话。至少在一些人看来，我目前的小说里承担的就是一部分东北的真实。
吴越：你不承担的是什么？
班宇：我不想承担任何更大的使命，那不是我出发的起点。我跟董宝石关系很好，有过几次对谈，提及多是儿时种种印象，更像是在讲文化上的复古和回潮。有个朋友总爱开玩笑，指着我和董宝石说，你们其实是东北复仇男孩，向谁复仇？向自己复仇。你总想表现出来别人有啥我也有，别人能那样我也能这样，我不比你差什么，也有着强烈的表达与抒写愿望，但是其实我们内心里有一种天然的自卑与自傲，相互叠加，成因复杂。
同时，我也不认为我的写作跟东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精神上的联系，而是一些共通的经验恰好发生在东北。比如《逍遥游》这个小说它可以不是东北小说，它为什么非得是东北呢？我感觉是不是大家先有东北命题这样一个概念，再把我放进去找了个位置。反正过去这一年挺热闹的，也搞得挺累，很多时候好像一个人非得逼迫另一个人给出一个观点、一个答案，但是我的个人体验就是我对某些事情既没有好感也不厌恶。我今年的目标就是少参加点活动，肯定不能跑那么多地方了。去年有段时间我每个双休日都在出差，到一个地方坐下来一个人一口气讲上一个小时，很费精神。
吴越：你为什么不找个对谈嘉宾？可以分担掉很多压力。
班宇：从没找过嘉宾。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我自己能做到的事一般就不麻烦别人。因此每一场都特别疲惫。我以前还是挺喜欢出去走动的人，从去年开始就完全不感兴趣了，到酒店就睡觉，不想喝酒也不想吃东西。其实我是这样一个创作状态，我这段时间如果想写个小说，至少我不希望出门，因为出门我啥也干不了，根本就不会想写。每周出去两天就相当于一个月都没有创作状态。我用了一年时间体验到这是个麻烦事儿。你看波拉尼奥说他写短篇小说从来都是三篇一起写，我就特别羡慕，因为我从来没有过两篇三篇同时一起写的状态，我只要写一篇小说，所有的生活作息都围着这篇小说来转，一直到写完初稿之后，松一口气，有个底，然后漫长地修改。
吴越：在去年这种信息量巨大、疲于奔命的状态下，你还是写出了《夜莺湖》这样继续往上走的、努力突破围困的作品。你考虑过辞职、专门写作吗？
班宇：我其实一直在想要不要把工作辞掉。今年本来想辞，但又犹豫了一下。主要是我的工作事情不多，我自己可以调节。在家里会懈怠，到单位写上一天，还特别出活。好几个小说都是在单位电脑上完成的。
（谈话告一段落，班宇领着我去他成长的工人村，现在已经成为铁西工人村历史建筑群，傍晚时分，我们回到班宇家中喝茶继续聊。）
吴越：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遇到问题了没有？
班宇：有啊，每一个小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在细节和语言的使用上会有冲突。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避开熟悉的表达、容易滑过去的写作。我特别习惯于在短句的连接做一个我仿佛自己感觉到的一点空隙，这点空隙就是一个节奏和诗意的存在，这个东西是让我着迷的。这种技巧和笔法，我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想要做更难的事。更难的事当然不是说写长句，而且我不认为长句就比短句典雅，至少从 20 世纪来说，小说是一个面向未来、不断在进化的心态，不断在受音乐、影像等等其它媒介的影响，到了 21 世纪，小说就是要使用21世纪的语言气息和节奏方式，包括考虑到读者吸纳、接纳信息的方式。
吴越：恕我鲁直，《夜莺湖》里有一小段，我想问问你是想表达什么。
班宇：是不是梦中“大鱼按捺于岸”那一段？
吴越：正是。你怎么知道？
班宇：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但凭直觉感受这句话应该出现在那儿。没法说清楚。这个梦也是我真实做过的，半夜醒来记下，用在这个小说里了。《夜莺湖》这个小说代表了我目前创作小说的一个驱动力，就是想展现那种我说不清的感情。很多人谈他们写某篇小说的源起可能是一句话或者一个画面，对我来说，最要紧的是有一个情感上的冲动，比如我体验到了一个新的情感点，或者是有某一种感受突然变得更深了。我用各种方式把这一感受尽量地描摹出来，对我来说就是成立的一篇小说。没有一个牢靠的情感根基和情感冲动的小说是不成立的。
吴越：《夜莺湖》确定发表后，你发来的创作谈里有一句话：“写作《夜莺湖》时，没有明确缘由，小说像是从天而降，或者脱水而出，一个温暖的阴影，缓缓波荡，从身后将我抱住。此前，我处在一个较为微妙的时刻，混沌是其外在，内在清晰无比，但两者的交界之处，常令我困惑，不知所措。所谓的勇气与希望，临于此景，不太有作用。人在凝滞之际，想迈出一步，无论左右，所需要克服的，不仅是阻力而已。”我当时忍住没问，现在想问——这较为微妙的时刻是指具体遇到了什么事？
班宇在沈阳劳工公园（《夜莺湖》中“夜莺湖”的原型）
班宇：这是指的是去年五六月到七八月间，那段时间我对自己产生很大的怀疑，就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干（写小说）这个事。
吴越：那时候你不是正当红吗？期刊上发得很密，奖也很多。
班宇：就因为“正当红”，然后去南京的《钟山》领了个奖，喝了顿大酒，彼此都有点灰心。当时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2018 年开始有了点名气，然后发了一批稿子，热热闹闹，所得的反馈并不能给我更大触动，就觉得特别郁闷。这和别人没关系，所有人对你都是善意的，但是你自己不断地被自己掏空。见每个人你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你说的也都是诚实的话，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没有骗人。同样的话说很多遍之后你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在表演？
《夜莺湖》在去南京之前写了一点，回来之后就不想写了，状态极其糟糕。有半个月时间，我记得很清楚，7 月 1 日到 15 日，每天平均下来只能睡 2~3 个小时，一点没夸张。极其焦虑。排解焦虑的办法就只能是去书写，小说也写不动了，就写别的。给朋友写很长的一段话，探讨一个什么看法，或者只是写点日记。写的过程中还好，写完之后又他妈的不行。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候特别艰难，你会觉得整个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质疑到这种程度。一个月里我可能瘦了有 10~15 斤吧？还挺好的一个副产品，只是后来又胖回去了。每天就只想睡个好觉，我究竟能不能睡个好觉？不行，真的睡不着。吃了褪黑素也不管用。
吴越：你知道有那么段时间我也有些顾虑，你活动很多，名气上来了，还愿不愿意在一个小说上谈那么多来回，细抠文本……
班宇：从来没有过不愿意。我最愿意的就是谈小说。
吴越：文学圈里咱先不论，你觉得为什么那些圈外的人、跨界的人，突然对一个小说家这么的感兴趣？
班宇：我不知道。我很奇怪。
吴越：你打动他们了，毫无疑问！
班宇：问题是这个就是让我痛苦的一点。因为那些被打动的“点”对我来说太简单。总要去回答很多次网上的讨论，《冬泳》里这个人杀了几个人，怎么死的，谁说谁死了，谁杀了人，诸如此类。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东北话题，我已经不知道还能说啥。一提东北这点事，我就头疼。东北既不是我写的那样，也不是你认为的那样，它具体啥样，你就自己来看一看！
吴越：后来是怎么挺过去的？
班宇：不敢在家待着，得去办公室上班。上班有同事，不管咋的，别人还能跟我说两句话。我特别想去运动，跑步，去健身房出汗，吃两片饼干，一盒牛奶。这样到了7月底慢慢缓过来一下。我想要不然咱别写了，也不是不行，已经出了本书了，成绩也不错，挺知足，要不然就停一段看一看。结果刚有这个念头，又觉得他妈的我还是不服。我的一部分能力得到了释放，但还没到能力的边界。我还想干，争取再写一点。
吴越：《于洪》是在那之前写的？
班宇：对，《于洪》在那之前，其实是 2018 年底的时候开始写的小说。
吴越：你给我看的时候我们讨论过。你说你愿意保留那个巧合。我还以为你特别喜欢因而维护。
班宇：那次我给你发过去之后，你给我打了个电话，谈了这个稿子，那天我其实心里特别失落，心想这个小说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写的时候还挺亢奋的。然后等我9月份要给一家约稿的杂志时，我再读了一遍，我发现对这小说我不是很满意。于是按那次我们讨论的要点又改了一遍。每次微信讨论我都记个文档，这样清楚一点，然后我会斟酌考虑怎么改，再弄上几遍。《于洪》我调好之后觉得如果之前是 50 分的话，现在可能有 60 分、65 分，及格了，发一发可以了，我就给发了出来。
吴越：很可惜那篇你后来没有修改后继续给我，我觉得它的基础很好，你写的时候可能太快。
班宇：是写得比较快，所以快写完之后会有身体上持续的亢奋感。《灭点》也是这样很快地写好。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觉得《灭点》比《羽翅》和《于洪》都好一些，《灭点》必须好一些。如果能多几天的话，我还能改得更好点儿。
吴越：你现在已经处于一种被人追稿的状态。你需要舍弃一些，这样出手的水平可以保持稳定。你看不看关于自己作品的评论？
班宇：评论说实话我挺爱看，但是和创作的关系来讲真的是没啥关系。比如拿卡佛来举例，上世纪 60 年代卡佛那样一个暧昧的点，所有人都觉得好，但是今天你如果是你写出来的话，大家就不再觉得好，你得需要寻找今天的类似的一个点。这个点展现方式跟上世纪60年代又不能一样。这个变化这么大，只能自己去一点一点尝试和感受。另一方面读比较多的所谓经典的外国小说，在眼界、写法、技巧和情感上去学习。读小说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一种共情体验，因为你真的很难从一篇小说里面繁殖出另一篇小说出来。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尝试，比如说我很喜欢威廉特雷弗的《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我把这篇小说摆在这，再开个空白文档。然后我要每一句都模仿他讲一个类似的故事，我发现写到 1500 字的时候，你已经讲不下去了，不是你写不下去了，而是你写的故事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而你的初衷是向那篇小说致敬、向它做一个模仿临摹。所以我觉得写作这个事跟阅读可能肯定是有关系，但没有那么深入和密切的联系。
吴越：这不是个好消息吗？这个试验的结果比你模仿他成功了要好得多。写出了自己的故事。
班宇：对，我发现只能说自己的话，在小说里面只能写自己的话，问题是说和写自己的话，现在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困境，就是如何生产出新的话。这样的作品，我也可以再写一年两年，别的期刊还能发一发，对吧？但是我不想这么干。我现在不断回溯到我为什么需要写小说，本来是因为我想要一个自由，这个不是创作身份上的这种自由，而是我想在故事里面体验出来那种自由。而我反而这条路上如果越写越窄的话，我越来越不自由。现在我需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等待一个我想写的一个情绪，在阅读资料中我会寻找到一些历史的缝隙，看看怎么写点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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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这个夏日都能逍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