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贸、西二旗和陶然亭摆摊，我们窥见了不少秘密

练摊中途，有一位男士上前搭讪，语出惊人：“你们的耳钉也是30一斤批发的吗？”

文 | 徐晴 王雨娟 林亦桥 常多娇 刘逸彤

编辑| 萧祷

运营| 一凡

一个深夜，我在闲鱼上闲逛，看到了一个名叫“摆摊神器”的物品。点开一看，其实是一个可手提可折叠的桌子，支起来有一米高，重达6公斤，卖68元。

发现“神器”的这天，“地摊经济”正如火如荼，有人在社交媒体上把它编排成段子，有人呼朋唤友，准备上街找个角落练摊。互联网人跃跃欲试、自媒体人身体力行，有人真干了起来，北京CBD也开始有了驻足的理由。

我也已经按捺不住为夜间经济出力的渴望，在那个深夜，精心挑选了耳钉、袜子、数据线、扇子，还有那个“神器”——只有拥有工具才匹配得上我的专业和用心程度，下单，一共花了376块。

等待收货的日子里，我浏览了N篇“摆地摊怎么赚钱”的解释帖，还有各种自媒体上的文章，比如《新手摆摊八不要》《大学毕业，摆地摊月入两万》等等，感觉自己拥有了丰富的摆摊知识、灵敏的商业头脑，一夜暴富不是梦。那几天，熬夜都极为有劲，睡觉都格外香甜。

▲ 就有一种盲目的自信，别人只能卖9.9，我们就能卖1800。图/ 《坑爹游戏》剧照

六月初，三个艳阳高照的下午，我和小伙
伴们带着家伙什儿出门，选择了国贸、陶然亭、西二旗三个地方，每个地方摆摊一个小时，就像是一次“快闪”，蹲在地上叫卖商品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令人出乎意料的现实。

五点半的国贸，CBD丽人匆匆而行

摆摊一小时，流水152元

CBD的下午五点半，我们一行六人——五个练摊儿新手和一个资深教练，拎着大包小包外加一张桌子浩浩荡荡走在路上，犹如穿上新衣的皇帝当街游行，任谁都能一眼看出来我们要做什么。

几天之前，国贸地铁站的地摊算得上丰富多彩，不太宽敞的地铁口两侧摆满了摊位，水果、墨镜并不整齐地码成一堆，还有贴膜的同时兼职医美App地推的，扫码就送一包纸巾。但这一天，小摊消失了。

地铁口聚集着一群人跟我们同样显眼，他们身穿深色制服，后背上有白色大字：保安。在他们的集体注视下，我们波澜不惊地走过，途中一位保安大哥还与教练对视一眼，两个人又马上转头，假装没事发生。

思忖片刻，我们决定战略性转移，调转方向，找到了一片离另一地铁口不到10米的空地，这里人流量大，是挤向国贸站的必经之路，走过路过不会错过。最重要的是没有占据人行道，进可招揽顾客，退可周旋保安。

地址选好，“摆摊神器”分分钟支棱起来；临时从家里扯下来的桌布，抖抖灰，铺上；耳钉、袜子、便利贴、数据线、扇子，依次摆开，还有教练的朋友免费赞助的滞销老旧型号手机壳，五颜六色的，堆成一座小山。

▲ 我们在摊上出售的商品。

叫卖的第一声需要一点心理建设，大声喊会不会有点丢人？要不要播放个现成的吆喝音乐？直到我打开了进价12块的小镜子，看到自己戴着口罩也许没人认识，才下定决心，有人经过就大喊：“袜子十块钱三双！复古耳钉九块九！”

我们的小摊正对着爱马仕、D&G、卡地亚，与精致的奢侈品门店相比，落差过于巨大。但这也是我们的策略之一，自媒体文章说了，低价可以唤醒一掷千金的OL们“麻木的心灵”。

十分钟过去，人来人往，却无人问津。我们的叫卖声逐渐有气无力。队员们先后想出了：假扮顾客制造热闹假象法、叫朋友来买撑场子法、以及主动上前推销法，均未成功。快心灰意冷时，一位大姐走上前来。

队员们十分紧张：一个人拿着小镜子举着；一个人挨个拆开她看中的耳钉包装；一个人及时告知价格并举起提前打印好的微信收款码；一个人专门负责夸奖。另外一位队员由于太过激动，连续拍摄了十余张照片和多段视频。

教练也没闲着。保安大哥闻讯赶来，并放出他最狠的一句话：“再不走我就拍照了啊。”为拖延时间，教练与保安从经济形势聊到了治理困境，从年轻人就业问题聊到了保安大哥的工作难题，没想到大哥吐露真心，“要不是分到了这块，我才不要管呢！”

实在没什么能聊，教练撑不下去了。就在此时，我听到了微信收款的悦耳声音，定睛一看：100块！

摆摊30分钟，第一位顾客带走了四副耳钉，四双袜子，两个珍珠发卡，共计100元人民币。同时，她长达二十分钟的试戴吸引了另外几位女士前来。

▲ 为数不多的几位珍贵的客人。

可保安大哥的脸色变得严肃，我们也到了不得不走的时候，告别几位来之不易的顾客，15分钟后，我们转移到了金台夕照地铁站。

前一天，这里是烤冷面的地盘、煎饼果子的天下。但这个工作日，金台夕照站旁的景华街已经见证了嚷着摆摊的青年从一哄而上到一哄而散的全过程，街道比失业自媒体人的钱包还干净，前一天还在的小摊消失得无影无踪。考量了方圆五百米的区域，我们最终在一棵大树下支起了摊儿。

这一次，我们的“属地”与地铁站稍远，离写字楼更近，CBD丽人匆匆而行，也还算有人驻足捧场。一位小姐姐说“看你们不容易”，花了10块钱，拿走了三个手机壳。另一位女士想“体会一下砍价的快乐”，把10块钱三双的袜子砍到了9块9。还有一个姐姐买走了两个发卡和一副耳钉，32元。

中途有一位男士上前搭讪，语出惊人：“你们的耳钉也是30一斤批发的吗？”

还有这等好事？该男士向我科普：没有够硬的货源，产品就没有销路，袜子是最好卖的东西，你应该进大量的袜子。有些道理，我正想继续请教，他掏出一个微信二维码：“加群吧，群里什么都有。”

刚加上群，有队友问教练能否今天就到这里，“站不住了。”教练笑了，年轻人终于知道生活不易，我们点着头收摊撤离。算下来，这天我们收获了151块9的流水和两个群聊，一个叫“响应政策地摊经济二群”，一个叫“地摊经济信息资源分享群”，加起来有351个人，都是同行，也许可以取取经。

▲ 邀请大家进群的同行“前辈”。

四点钟的陶然亭，与老人现金结算

摆摊一小时，流水20元

下午四点的陶然亭公园附近，是老人与孩子的地盘。快放学了，学校两侧的街边站着等待中的老人们，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敞篷三轮车、改装四轮车，老人们或跨坐或倚靠在上面。

队员看到了商机，立刻在一块较为宽阔的人行道上支开“神器”。一位阿姨走上前来主动询问：你们是来摆摊的吗？我们一边唠嗑，一边把东西摆上。但摆了没到五分钟，大家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身穿蓝色polo衫的大叔走过来叫我们赶快离开。

大叔声色俱厉，队员们面面相觑。只见阿姨挺身而出，翻了一个硕大的白眼，反问道：你是城管吗？把你证件拿出来看看。大叔无言以对，站到10米外暗中观察，不时拨出一个电话，或是作出发微信语音的样子。在东北，这个行为叫“摇人儿”——吆唤人儿，叫人来给自己撑腰。

不怕，有热心阿姨支持，我们明目张胆地吆喝起来，“老年人松口袜，舒服不勒脚，十块钱六双！”

来陶然亭之前，我们做足了功课，进货时专门选了面向老年人的松口袜，还有卡通小扇子、韩国进口的便利贴，图案可爱，配色清新，在我们读小学的年代，便利贴女孩非常流行，现在的小朋友也没有理由不喜欢。

选址更费了些心思，我们找了一块离校门不远不近的地方，既不影响老人接送孩子，人流量又足够，还在37度的高温下有处阴凉。

20分钟后，一位头发花白的奶奶走上前来，要三双松口袜。她从小挎包里拿出10块钱，现金，交给了我们。我们面面相觑，怎么找零？我只准备了微信收款码，出门连钱包都没带。在一个二维码随时随地生成的时代，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用现金了。就算带了钱包，那里面什么都可能有，但就是没有钱，纸币，现金。

▲ 没想到手机支付成了我们发家致富道路上的阻碍。图/ 视觉中国

我们劝说奶奶多买三双，但她坚定地拒绝了我们，转身就要离开。一位队员眼疾手快，翻出了自己不常用的零钱包，惊喜地发现了5块钱，这单生意才算成。

第一单只有5块钱，这与国贸形成了强烈的落差。在这之后长达30分钟的时间里，一位大爷买走了三双老年松口袜，一位阿姨买走了六双，均使用现金支付。

这似乎才是真实世界的真实情形。技术飞速地发展，我们已经习惯了智能手机、电子支付，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们很可能连网购、直播都没听过。在北京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小城市的老人了。我想起一条新闻，一位老人只带了现金坐公交车，但收费系统已经完全改成了电子版，因为“没钱”坐车，老人被赶了下去。原来，我们的方便，却是另一些人的困难。

除了老年人，我们也试图吸引小朋友的注意。便利贴、扇子，以及花花绿绿的手机壳是我们推销的重点。但几乎没有一个小朋友为此停留，他们拖着用作书包的行李箱走在路上，神色疲惫。

直到一个骑着炫酷自行车的小女孩经过，问有没有苹果8plus的壳，我们在一堆滞销的古早型号里终于翻出一个匹配的，小姑娘看了一眼，“太丑了。”她随即骑车扬长而去，终已不顾。一位队员说：我小时候看到这些东西都挪不动腿，现在的小朋友都怎么了？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有地摊情怀，小时候放学，我从来不会直接回家，总要先去小吃一条街溜一溜，再去路边文具摊，不一定每天都有钱买，但是会摸一摸花花绿绿的本子和笔。大四在外面实习，不管多晚回来，学校西门都还有小脏摊的灯亮着，走过去要一碗麻辣烫或者一份烤冷面，一瞬间觉得这个城市都温暖起来了。那种感觉不亚于深夜到家，微波炉里有妈妈留的一碗排骨汤。虽然第二天有可能会拉肚子，但下一次，我还是会买。

回到当下，一个小时很快过去，队员们已经热得说不出话。蓝衣大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摇人儿”，终于摇来了一个，国贸同款保安大叔。

保安大叔假装拍了几张照片，让我们快走，不然就把照片发群里。我凑近一看，他的群聊天记录的上一条，是一张干净街道的照片，配文“已检查”。

我们打着哈哈，慢悠悠收拾东西，又跟大叔打感情牌，都是找不着工作的学生，不然大热天谁出来呢？大叔说，理解，昨天去执行，也都是学生。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把6公斤重的折叠桌送给了大叔。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拎不动，没有队员想拎着它上地铁。打车是不可能打车的，在陶然亭，我们一小时的收入只有20元。

▲ 算上可能的车马费，我们的成果几乎和所有摆摊的互联网人一样：白给。图 / 地球青年视频截图

七点钟的西二旗，我们躲进树丛中

摆摊一小时，流水52元

一开始，没有了“摆摊神器”，我们本想在傍晚的西二旗随意摆个地摊，但抵达之后傻眼了：哪有能摆地摊的地方呢？

西二旗的广大地域，都是同样的规划：马路—绿化带—人行道—建筑。摆在地上，人行道会被堵住，总不能摆到人家公司门口，更不能摆在马路上吧？

在北京，人行道上少量空间已经被隔离栏、绿化带、停车、座椅、街道设施、灯具、花箱、广告牌等占用，留给人们通行的空间已然不宽敞，摆摊的位置更难找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认为，眼下城市空间的主要矛盾似乎是：不断增长的人民群众摆摊需求与日益紧张的街道空间使用之间的矛盾。当下的城市街道与20年前的城市街道相比，摆摊显得更困难了。

队员们对此深有体会。思前想后，我们把主意打到了西二旗的绿化带身上。

▲ 绿化带承载了之前“摆摊神器”的使命。

眼前是一排黄杨，表面平整，十分坚挺，可以承重。我们把桌布铺上去，几十个手机壳和十来根数据线完全没问题，耳钉和袜子也没什么重量，统统拿出来摆上。

我们出发时还是下午，六点半到西二旗，绿化带摊位支起来已是傍晚七点，天没黑，互联网人从不同的大楼中鱼贯而出，穿过狭窄的人行道，最终汇入西二旗地铁站。

每一个路过的男士女士都打扮考究，从衣服到背包、配饰、发型，无一不透露着精致。路过地摊时挺胸抬头，目不斜视。

来这之前我们以为西二旗的男性会更多些，但仔细观察，女性数量并不少。没人来买东西，大声吆喝反而会把人吓跑，行人们几乎是贴着人行道的另一边走路，生怕与我们沾染分毫。我无聊地记起了数字，某一分钟里，从摊位前经过的男性有31位，另一个一分钟里，经过的女性有35位，偶尔有人好奇，伸长脖子看一眼摊位上的东西，但只瞄了一眼，旋即加快步伐，融入人流中。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来之前，队员们查过资料。西二旗，北京互联网公司的集中地之一，仅在后厂村地区，就有30万人工作。这也是一个养活了至少10个公众号的地方，众多的爆款在这里诞生：《月入五万的西二旗人教你如何活得像月薪五千》、《走，我带你去西二旗看海》、《挤在西二旗》等等。

在这些文章的描述里，在西二旗，穿着公司文化衫的程序员、黑眼圈丸子头配人字拖的设计女神、穿着短裤配路边十元一双拖鞋的高管，以及穿格子衬衫背双肩包的CEO随处可见。

他们质朴平实，理发能选38的最低档就绝不会选128的总监档，出门能坐公交就绝不会打车，能去上地华联解决的购物绝对不会去朝阳大悦城。

按理说，廉价又有烟火气的地摊应该在西二旗非常有市场。此前，《当西二旗各大互联网公司出来摆地摊》一经发布，就成了互联网公司的营销新梗。

但我们的销售数字和寥寥几人的询问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他们对于突然出现的地摊似乎并不感兴趣。

▲ 人来人往的西二旗，我们的小摊无人问津。

少数几个有兴趣的互联网人对停下来买东西也非常计较时间成本，干脆利落。“iPhone7p的手机壳有吗？”扒拉几下，没有，走人。“袜子怎么卖？”十块钱三双。太贵了，走人。“数据线9块九？给我来一个。”微信付款，走人。“便利贴挺好看的，我要两个。”光速扫码，连包装袋都不要了，走人。

一个小时，我们总共卖出去三根数据线，三双袜子，两个便利贴，收入52元。

算下来，我们三天出摊了三小时，流水总共是224元。

还有一份收获，是陶然亭保安大叔的微信。他试图安慰我们：你们什么时候想要桌子，可以随时来拿，叫我一声我就给你送下去。态度出奇得好，他解释，现在主要依靠口头劝说，劝说不行就拍照，拍照不行再劝说，得“柔性执法”。他还告诉我，现在城管人数不够，管理街道的任务下放给了社区保安们，以后北京都不能摆摊。

还有那两个“地摊经济”群聊，6月6日发布的一篇文章被转到了群里：《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文中指出“地摊经济是否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

在这之后，原本的进货、摆摊地点信息已经没人谈论，群里的聊天风向变成了推销微店、投资股票和公众号文章推广。

回望手头，还有我们没能卖出的商品，成本一共是376元，算一算，三天下来，我们一共赔了152块。

▲ 图/ 《武林外传》剧照

参考文献

1.石磊,谢剑波,喻娇.从我国流动摊贩的历史沿革观其存在的合理性[J].现代商业,2010(17):154-155
2.中国新闻周刊：《城市管理者与摊贩的“战争”》
3.西二旗生活指北：《月入五万的西二旗人教你如何活得像月薪五千》
4.谷雨实验室：《挤在西二旗》
5.智谷趋势：地摊经济配不上中国一线城市？
6.环境设计研究：《地摊与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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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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